彭立 林雨/文
黑龙江都督宋小濂
卜奎城的老居民，还都记得齐齐哈尔有个军乐队，它虽然经过三个朝代几易其名，但给齐市人民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深刻。军乐队老队员赵瑞祥(彭立之父)和孙长喜(邻居)等几位老人，常常谈起乐队的历史。
民国元年，黑龙江都督宋小濂决定从俄国购进一批乐器，从防军第二路会吹步号的士兵中挑选年纪、个头儿、长相都说得出的加以训练，将成绩好的编成军乐队。那时军乐队很不正规，只是按照乐器的多少来确定员额。队员大都是文盲，有个小学文化就算是“圣人”了。民国8年7月(1914年8月)，黑龙江军队改省防军为陆军后，镇安右将军朱庆澜决定，将原来的军乐队改编为陆军军乐队，隶属将军行署。军乐队计划编51人，每月俸饷生计591元，其它经费每月共计208元。到这时算是步入正轨了。从建队起，历任督军对军乐队都扶植过，特别是吴俊升把它视为“掌上明珠”。他每次出巡都是骑着高头大马，骑兵卫队紧随其后，都是清一色的黑马，蹄冠都是白的。这种时候往往要军乐队开道，以振军威。
吴俊升
吴俊升在黑龙江省当督军时，军乐队一个时期驻在公园外边关帝庙里。那时的公园比现在的小得多，关帝庙还没圈在公园里边。庙内只住几个出家人，空房很多。30多队员每天在这里练号，一来清静，二来离城区远对市民不干扰。说起练号，真是艰苦极了,连三九天在练功前为了气血充足每人都要喝3杯水。在零下30°的天气里，喝这么多凉水，真够劲!关帝庙内住的一个老和尚一百多岁了，法号薄净，据说年青时是清宫内的一名太监，不知何故触犯了老佛爷西太后，便把他发配到塞外当了和尚。这当然是个稀奇人物，有人说他未卜先知，能看出人的吉凶祸福，越传越神。每逢庙里关老爷大祭，达官贵人都携儿带女请这位老僧看手相。此人专会说那些人爱听的话，所以讨得很多赏钱，出家人不爱财，赏钱越多越好。跟爱马一样，吴俊升喜欢军乐队是出了名的，所以很快把它调入城内，这一来，人走庙空，荒郊野外孤零零一座庙，几个出家人怎能撑持得了，没过多久，薄净的多年积蓄就成了匪徒们的囊中之物。不久老僧也失踪了，有人说是“升天”了，这大概是实。
军乐队到了城里，就更是吴俊升的私人乐队了。光他家的活路就数不完，大太太拜寿、娶姨太太、认干儿子、公子小姐过生日……，都要军乐队侍候。拿他本人五十大寿来说吧，寿堂内两厢挂满了贺联贺幛，中间寿桃之类堆积如山，一旁是全副武装手持黄灿灿乐器的军乐队员。他们挺直地站着，吹着一曲曲的祝寿乐曲，什么事情都怕多，把所有会吹的曲子都吹完了，没新的了，不知哪位队员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竟用窑姐们常唱的小曲起了个头儿,所有队员不约而同地合奏起来。一曲过后，大家才醒过味来，这要是让吴大帅知道还不得都枪毙呀!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旧社会兴“叫条子”，让从永安里临时拉来的妓女做招待员，按钟点给钱，她们并不端饭，而是点烟倒茶，为高层次的官僚们斟酒陪酒。老寿星这时根本顾不上这个，正在忙活。他非“条子”脱掉绣花鞋穿上他的大马靴不可。这次祝寿一直闹腾到深夜，可苦了军乐队员了，从早晨5点钟一直顶到晚上12点，中间不换班，每个队员的眼睛都熬红了，这一天下来好几天都解不过乏来，很多人病倒了。有人粗略地统计过，这次祝寿光现大洋就花掉4万多块。当时一个学买卖的，一个月才挣1块大洋，这次祝寿居然花掉了4万人一个月的劳金。至于省城内外官宦士绅拜寿送礼要花多少钱就可想而知了。
吴俊升是靠大军阀张作霖起家的，他们是磕头弟兄，张作霖每次祝寿，办红白喜事，吴俊升都携带大批礼品前往沈阳，每次都让卫队保镖、军乐队陪同。有一次去沈阳，他竟把他骑的马和乐队全体人员安排在同一节车厢里，当火车开到安达站听说附近有一块瓜地,这里产的香瓜特别甜,可火车已经开过去了，这位大帅非得要吃瓜，司机只好将火车倒开，要了几筐瓜，军乐队也分了1筐。在安达站又遇见一件事，这里发生一件抢劫杀人案，大帅要亲自审讯，就地将杀人犯处决了。
火车过了哈尔滨，吴俊升就不那么神气了，他清醒地知道，到了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在别人的一亩三分地上，自己说了不算了。这一路大帅也老实了，顺顺当当地到了沈阳在张作霖的公馆里正在打牌，全东北各省的头头都聚在这里，跟张作霖同桌的都是大将军衔，院里一个少将衔的旅长想看看打牌的情形，也只能偷看几眼便马上溜掉。有意思的是，吴俊升指着牌说了句什么，竟惹得张作霖瞪了他半天，吓得他慌忙躲开。这牌整整打了一天一夜,而全体军乐队员在院子里不吃不喝也恭候了一天一夜，不敢离开原地一步，万一散场大帅们出来，乐队侍候不上去，那还了得?
大约民国8年，苏殿龙从白城子带一部分队员到齐齐哈尔，到民国10年，这个军乐队的规模已大大可观了，原有的人员加上白城子来的，还有从天津来的当年西太后御乐队队员，一共有50多人。这个军乐队很受吴俊升赏识，保证了每月的薪饷，乐器也增加了许多。为了使军乐队得以发展，在招收新队员的同时，又培养了旧队员，成了军乐队的骨干。当时队员的生活很苦，上顿下顿大楂子就威菜，每月只有2元小洋补贴，星期天几个人合伙去小馆吃一顿解解馋。
军乐队队长(兼总指挥)是苏殿龙。他个儿不高，身体很结实，有军人气度，他对学员(那时叫徒弟)的基本功训练要求非常严格，一丝不荷。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练习拔音，吹练习曲，哪一个学员吹得走调，不是味，苏队长除了狠狠打你一顿耳光外，还把谱架拧矮了教你跪着吹一上午。严师出高徒，彭瑞祥原是乐队的学徒，吹小号，经苏殿龙的亲自培养成了军乐队的指挥。苏殿龙这个人不“踩”人，对品德好、老实厚道、上进心强的，他真培养提拔，彭瑞祥二十几岁就当上了副队长、副指挥，授中尉军衔。“九·一八”事变后，彭瑞祥进关，在河北省参加了八路军，当了号兵，精兵简政退役后又回到齐齐哈尔，拜见时苏殿龙仍一见如故，并不因彭参加过抗日态度就有了改变。苏殿龙在伪满初期是上尉衔，以后又提升为少校，成为伪满军乐界中军阶最高的指挥。他平时挎的腰刀是红色的带子(尉官是蓝的，将官是黄的)，日本人见了都立正敬礼，但对人不端官架子，特别是每年春节都身着便服到彭瑞祥的小土房看看这位当年的老下级。
吴俊升治下的齐齐哈尔文化生活贫乏得很，只在永安里有一个茶座式的戏园子德魁茶，一个无声电影院。这种地方，地痞流氓，鸡头鱼刺，什么人都有。大兵星期天看戏是免费的，为了你捧这个角儿，他喜欢那个角儿，双方大打出手，茶碗飞的事常常发生，有一次军乐队队员都去看戏,那天都是军人，由于唱戏的不卖力气，大兵们往楼下扔桌子，砸了园子。事后吴俊升惩办肇事者，把一个营长给枪毙了。
旧中国每逢双十节，师范学校、中学经常表演一些具有新思想的舞蹈、文明戏，很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尤其是跳舞的都是女学生，在当时来说更是稀奇。在这些活动中，军乐队常被邀去在演出中穿插一些吹奏节目，这使文化不高的军乐队员呼吸点新鲜空气。
后来被称为“官吹鼓手”的军乐队也用于民事，开了对外“营业”，哪家大商号、大公司、大公馆开张营业或办事情，为了造声势、显气派，都邀请军乐队去演奏，队员也得意这种差事，不但有赏金，还有丰盛的宴席。比如当时的大红幌买卖洪昌盛开市，庆祝了8天，就请军乐队吹了3天，不仅每日三餐有酒席，还赏江洋600元。
1927年，博济工厂开了一个半专业性的军乐训练班。博济工厂是官办的慈善机构，收容一些流落街头的儿童或无家可归的残疾人。从年岁小的学徒中，把文化学习成绩好的、相貌端正的挑选出来，每天进行3个小时的军乐吹奏训练。这些孩子生活艰苦，但学习刻苦，大都成才了。他们被吸收到军乐队，到了伪满时期都成了军乐队的骨干，如孙长喜、孙显廷哥俩情调揉备了较高的演奏水平。
“九·一八”前夕，军乐队驻地门外，来了一个白俄，随身携带一把小号，大概是院内军乐队演奏的乐曲声触发了他的情感，也情不自禁地独自吹了起来。这乐声突如其来，闻所未闻，优美无比，一下打断了军乐队的练习，全体队员，包括指挥在内，全被吸引过去，连那个在北京见过大世面的御乐队员，都傻了眼，过路看热闹的更是围了一大群。只见这个俄国人，吹一阵子，哭一阵子，吹得如泣如诉，哭得悲不自胜。那悲哀的情调揉进号音内，那号声更显得凄凉。为了弄清原因，队员找来一个俄国侨民，谁知这人中国话二五眼，正宗俄话也不通，没问出个所以然来，后来那个白俄拿出一个军衔肩章，又通过那个侨民连说带比划，人们这才明白。他原来是沙皇军乐队的指挥，他的演技代表了西方军乐的最高水平，怪不得吹得那么好，边塞黑龙江军乐队的水平跟人家没法比。这个老毛子，在沙皇被推翻后，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于是通过西伯利亚流亡到中国东北。那时哈尔滨俄国人多，他一路上靠吹号乞讨，一站一站地奔向哈尔滨。他的眼泪是在表露没落者的悲伤，号声是追念已逝天堂的哀鸣。由于同行的原因，队员们凑了点钱，请他吃了顿猪肉炖粉条大馒头。他千恩万谢地走了。从来没有观摩机会的队员们，这次也算是一次学习，看到了自己的短处，激起了大家努力学习的劲头。“九·一八”事变前军乐队归省政府管，人们称它为省府大乐队。江桥抗战失败后，省府军乐队全部随马占山退到海伦。马占山投降日本回齐齐哈尔后，把失散的队员又找回来。他逃离齐齐哈尔后，就把这些人留下来，由原来的队长苏殿龙组建了新乐队，队员穿伪军陆军制服，隶属于伪满第三军管区。队址在砖城东门里，与伪第三宪兵团相邻，就是现在第十二中学门前那个位置’
军乐队员是职业兵，军阶都是中士、上士，每月金三四十元，每周一到周五在营里住，星期六晚上才准回家去住，这个时候军乐队有50多人。除了大型集会由苏殿龙亲自指挥外，一般都是白准尉指挥，苏殿龙腰持指挥刀，骑着高头大马在队后“阵”。伪满时无论日军、伪军，营长以上都有资格骑马。伪满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副职都由日本人担任，惟独军乐队没有日本人副队长，但却有个日本指导官，类似顾问，名字叫“高桥”什么。这个人受过高等音乐教育，懂音乐，有知识素养。大家觉得他不同于别的部门的日本人，不以占领者自居，从不干涉军乐队的业务。军乐队每星期六傍晚或星期目都在公园的格育亭或在亭子南边现在已修成水池子的那个地方表演，象这些活动，吹什么曲子全由苏殿龙决定，也不用高桥审查。起初都以为他是特务，但一直到日本投降也没发现他有暗中监视中国人员的事。他对军乐队员很友好。一次军乐队员和相邻的伪宪兵队发生了冲突，队员军阶都比宪兵高，但宪兵见官大三级，自然军乐队吃亏，于是高桥亲自出面找宪兵队的头头，中国队员说话。
到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齐齐哈尔军乐队和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等大城市的比，无论从队员的音乐修养、演技巧、乐器的配备、指挥的水平，都公认是第一流的。之所以它有这样高的水平，是因为它的全部人马刀枪都是旧中国省府军乐队那个班底，不下40人。伪满曾在长春举行过一次全东北的军乐队大赛，齐齐哈尔队获第一名。齐齐哈尔军乐队赴长春经哈尔滨时,被哈尔滨军乐队奚落一顿:“这套装束,登不了大雅之堂。”意思是齐队穿得不够华丽，气派，显得土气。据说哈尔滨队员穿的衣服跟长春伪御乐队服装相似，象将军服一样。但一比赛却看出了齐齐哈尔队员的真功夫，演奏技巧及指挥水平确实高超，名列前茅当之无愧。从此齐齐哈尔军乐队名声大振，身价十倍每个队员的军阶都升了。
1943年，齐齐哈尔军乐队举行过所谓“建队十周年庆祝大会”，这里就是指伪满的那个“建队”。参加庆祝会的除伪第三军管区司令及大小军官外，还有伪省公署、市公署的文职官员。已脱离军乐界给日本工头干苦力活的彭瑞祥也被邀请参加，可说是荣幸之至了。不过，象一般办喜事一样得随份子。当时彭瑞祥月工资才60元伪币，而随的份子竞是50元,闹了半天酒席不白吃，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庆祝会开得挺象样子，苏殿龙宣读伪皇帝的<时局诏书》，来宾讲话，最后是文艺节目，一个大官还清唱了京剧《苏三起解》选段，由孙显廷拉胡琴，有的队员还表演了小戏法之类的节目。
-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进入齐市伪满洲国垮台，伪军瓦解，但作为军队编制的军乐队却还存在，不过不穿军服罢了。这时日本关东军及其它部队的武装被全部解除，军乐队那些上好的进口乐器也象武器一样被苏军用汽车运往兵营。不巧不成书，恰巧彭瑞祥上街，他看到那些乐器被人家当胜利品缴走，觉得很不是滋味，那天正是9月1日。回到家，在那天的日历上，他画了一个圆圈。
9月8日，在龙沙公园举行了“战胜日本庆祝大会”。各行各业都兴高彩烈地去参加，当然人数最多的是中小学校的学生。这是齐市光复后的第一次盛会，由伪省长申振先主持，他在麦克风前首先宜读く总理遗嘱》。主席台前树5棵旗杆，英美法三国国旗首先升起,中苏国旗随着中苏军乐队乐曲声徐徐升起。苏联军乐队用的乐器正是9月1日拉走的那些。苏殿龙今天穿灰色中山服，拿着小白指挥棒，指挥部分军乐队员吹奏国民党党歌，用它代替国歌。中国乐队使用的乐器，正是苏军扔的那堆破烂，吹出的声音不是味，声音有点象嘶哑的喉眬发出的。会后游行时，军乐队做前导队，由于队员长时间没吹中国曲，有几个地方意然吹错了。
1945年齐市第二次大型集会是在10月10日那天，晚上进行了万人提灯游行，自然是军乐队做前导了。大家欢天喜地地提着自制的各色灯笼，踏着军乐进行曲的点子向城内进发，沿途，有几个苏军士兵自动加入游行队伍的行列，夺过小学生手中的灯笼高高举起，高喊着:“上高，哈拉绍!”
1946年4月25日，全市人民在龙沙公园召开了“齐市人民庆祝解放大会”。大会开始前仍由齐齐哈尔军乐队奏出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曲子。这是军乐队从建队以来第一次演奏共产党八路军的曲子，还是苏殿龙指挥。
1946年5月8日，齐市万余群众集会，公审大汉奸袁大成和士匪头子张伯藩、卢兴周。在罪犯着高帽在大街上示众时，参加大会的军乐队在苏殿龙的带领下走在前面，吹奏着乐曲，表情很严肃，
1946年10月10日，在龙沙公园举行的全市小学生运动会上，军乐队再次公开露面。主席台上坐着个外国老太太，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是从蒋管区到齐齐哈尔采访的。她在会上讲了话，由三人小组中共首席代表朱光做翻译。这次运动会，实际上是个团体操、秧歌的表演会，没有田径项目。军乐队员穿着整齐，是人们头一次看到的:绿色制帽，海蓝色呢子半大衣，红呢裤子，一色黑马靴。这是解放前在长春参加大赛时的那套装束。这次是齐齐哈尔军乐队最后一次亮相。
1947年，军乐队的成员都有了出路，苏殿龙在共同商场楼上租了个柜台，做买卖旧号、修理乐器的生意，孙长喜初在家中纳布鞋底儿,后来在南大街路东开了个东方红乐器修理部，直到文化大革命。孙显廷去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当演奏员，八十年代初经常来齐市探亲，有时早晨去公园，还唱两口京剧老生。
1947年以后，齐齐哈尔出现了许多乐队，但都是工厂的，文工团的，野战军的。
内容来自《齐齐哈尔文史资料·军政首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