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一个冬日，周恩来总理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件。信是从北京医院寄来的，拆开一看，竟是66岁的老同志王稼祥写来的＂求职信＂。
＂我现在身体恢复得不错，很想为党和人民再做些工作...＂信中这样写道。看到这里，周总理不禁红了眼眶。他清楚地记得，王稼祥同志体内至今还留着那些四十年前的弹片，每一片都是革命的见证。
当周总理将这封信的内容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沉思片刻，坚定地说：＂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这句话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一票
1935年，贵州遵义，寒风料峭。
一场关乎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当时的红军刚刚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整个红军队伍已经损失惨重，士气低迷。
会议室里，气氛异常紧张。博古和李德正在进行工作报告，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
＂我们的指挥方针没有问题，失败完全是因为敌人的兵力太多了！＂博古的声音掷地有声。德国顾问李德也连连附和，坚持认为他们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
会场一时陷入沉默。在座的同志们面面相觑，却无人敢于公开质疑。毕竟，博古是当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李德又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就在这时，一个清亮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我认为，应该由最有经验、最能打胜仗的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
这声音来自王稼祥。当时的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更重要的是，他一直被认为是＂留苏派＂，与王明关系密切。他的表态，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敌我力量对比，而在于我们完全放弃了游击战术，盲目追求正面对抗。＂王稼祥继续说道，＂前四次反＇围剿＇，敌我力量差距同样悬殊，我们不也都取得了胜利吗？＂
王稼祥的发言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张闻天率先表态支持，紧接着朱德、刘少奇等人也纷纷发言，支持改变军事指挥体制。
这一票，来得恰到好处。当时的毛泽东虽然在红军中威望很高，但在党内的地位并不突出。如果没有王稼祥这个被认为是＂亲王明派＂的人率先发声，局面或许就会是另一番景象。
会议结果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军事指挥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此后，红军在长征途中连战连捷，最终胜利完成了这段举世瞩目的战略转移。
多年后，毛泽东在谈及遵义会议时感慨道：＂遵义会议上没王稼祥的那一票是不行的。＂
事实上，王稼祥投出这关键一票的背后，是他对中国革命的深刻思考。早在1934年下半年，他就开始密切关注红军作战的每一个细节，并对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产生了严重怀疑。
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夕，他还专门找来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详细战报进行研究，将每一次战役的得失都仔细分析。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让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二、为革命负伤的壮烈往事
1933年，秋高气爽。江西瑞金的一处山岗上，王稼祥正和几位同志研究着作战地图。作为中央苏区总政治部主任，他每天都要参与制定战术部署。
突然间，天空传来一阵轰鸣声。敌机来袭！
＂同志们，快散开！＂话音未落，一枚炸弹已经呼啸而至。
＂快！把王主任送到医院去！＂战友们慌忙将他抬上担架。
当时的中央苏区医疗条件十分简陋。苏区总医院里只有几位年轻医生，医疗设备也极其有限。但为了救治这位重要的革命同志，医院调集了所有可用的医疗力量。
手术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医生们尽最大努力清理了伤口表面的弹片，但有些深入体内的碎片却无法取出。从此，这些弹片就永远留在了王稼祥的身体里，成为他革命生涯中最特殊的＂纪念品＂。
但王稼祥没有因此消沉。仅仅两周后，他就要求出院工作。医生们极力劝阻：＂伤口还没痊愈，万一感染就麻烦了！＂
可是，形势不等人。当时的中央苏区正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每一个能工作的同志都显得尤为珍贵。
就在这时，一个重大的决定摆在了大家面前：是否要进行战略转移？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长征。
考虑到王稼祥的伤势，许多同志建议让他留在苏区养伤。但毛泽东坚决反对：＂王稼祥同志是我们的重要＇指路人＇，红军需要他！＂
于是，在1934年，带着满身弹片的王稼祥，和其他同志一起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程。
为了减轻他的痛苦，战友们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匹性格温顺的马。每当行军途中伤口疼痛发作时，他就咬紧牙关，默默忍受。
在长征途中，王稼祥的炮弹创伤多次复发。但他始终坚持参加政治局会议，为革命建言献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投出了那关键的一票。
这些镶嵌在血肉中的弹片，伴随着王稼祥走过了漫长的革命岁月。每到阴雨天，那些老伤处就会隐隐作痛，提醒着他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但他从未因此退缩，而是将这些疼痛当作革命的勋章，继续在革命道路上前行。
三、苏联归来的理论先锋
1925年的秋，莫斯科街头飘着细雨。19岁的王稼祥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名学生。
在当时的革命青年中，能有机会赴苏联深造是极为难得的。王稼祥带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渴望，开始了他在异国的求学生涯。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专门为培养中国革命人才而设立的学校。这里的课程设置极为严格，除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外，还包括政治经济学、军事理论、革命战略等多个领域。
王稼祥在校期间表现突出，不仅精通俄语，更在理论研究方面展现出过人天赋。他常常在课后泡在图书馆，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一份保存至今的成绩单显示，他在理论课程中多次获得最高分。
1928年，因为出色的学习表现，王稼祥被选送到更高一级的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深造。这所学院是培养革命理论家的最高学府，能进入这里学习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在红色教授学院，王稼祥开始系统研究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论中国革命的特点》一文在留苏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1930年，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王稼祥回到了上海。此时的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但他还是立即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干事。
初到上海时，王稼祥就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他的文章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很快在革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特别是他写的《中国革命与统一战线》一文，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必须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种观点后来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正是因为这些出色的理论工作，1931年，组织决定派他前往中央苏区，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这一决定，让他有了机会与毛泽东相识。
第一次见面是在瑞金的一间简陋会议室里。两人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到中国革命实践，再到具体的军事战略。
毛泽东对这位年轻的理论家颇为赞赏：＂稼祥同志在理论上很有研究，对实际工作也很有想法。＂而王稼祥则被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所折服。
从此，这位苏联归来的理论专家开始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他不仅参与制定重要的战略决策，还经常给红军指战员们上政治理论课，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政委先生＂。
在后来的长征路上，即使身负重伤，王稼祥仍坚持在行军途中与同志们讨论理论问题。他始终认为，革命要胜利，既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也需要扎实的实践经验。
四、医院里的特殊组织生活
在北京医院的一间特殊病房里，尽管王稼祥长期卧病在床，但这里却成了一个独特的革命活动据点。
每天清晨，这间病房就会迎来前来汇报工作的同志们。王稼祥总是坚持穿戴整齐，靠在病床上认真听取各项工作汇报。床头的小桌上，常常堆满了各类文件和报告。
1964年春天，一个重要的中央文件需要讨论。当时王稼祥正在发烧，医生再三叮嘱他要好好休息。但他还是坚持参加了讨论，并写下了一份长达几千字的修改意见。
＂革命工作不等人啊！＂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即使是打针输液的时候，他也要求护士把输液瓶挂得高一些，这样他还能在床上看文件、写报告。
病房里最特别的是每周二下午的理论学习会。只要身体允许，王稼祥就会组织同病房的老同志们一起学习党的文件和马列著作。他将病床旁的小餐桌当作讲台，为大家讲解理论要点。
有一次，几位年轻的医护人员也来旁听。王稼祥立即把他们请到床边，耐心地为他们解答疑问。从此，这个特殊的＂学习小组＂又多了几名固定成员。
1965年夏天，一份关于农村工作的重要文件需要修改。当时王稼祥正因旧伤发作疼痛难忍，但他仍坚持审阅了整份文件，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医生发现他经常在深夜仍在看文件，专门找他谈话：＂您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养病。＂王稼祥却说：＂我这点病不要紧，党的工作更重要。＂
为了方便他工作，医院特意在他的病房里增设了一张办公桌。每当有重要会议，只要他的身体状况允许，同志们就会把会议搬到他的病房来开。
有时候，中央领导同志也会来病房看望他。每次谈话都不会局限于问候病情，而是会讨论起当前的重要工作。王稼祥总是能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
在这间特殊的病房里，还经常能看到一些来自基层的同志。他们带来第一手的工作情况，王稼祥都会认真倾听，并给出具体指导意见。
即使在最难受的时候，只要有同志来汇报工作，他也会坚持把事情听完、说清楚。护士们都说：＂老首长的意志力真是太强了。＂
就这样，一间普通的医院病房，因为王稼祥的存在，成为了一个特殊的革命工作站。这里不仅有组织生活，有理论学习，更有着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
五、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972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王稼祥坐在病床边的桌前，一笔一画地写着一封特殊的信。
这是一封＂求职信＂，收信人是他的老战友周恩来总理。信中写道：＂我现在身体恢复得不错，很想为党和人民再做些工作...＂
此时的王稼祥已经66岁，那些镶嵌在体内的弹片仍时常作痛。但比起身体的病痛，他更在意的是还能为革命事业做些什么。
这封信很快就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看完信后，周总理立即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完后说：＂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
消息传回医院后，王稼祥立即开始为重返工作岗位做准备。他让护士把床头堆积的医疗档案搬走，换上了各类工作文件。
1973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王稼祥正式重返工作岗位。同事们都被这位老同志的精神所感动，他不仅每天准时到办公室，还经常工作到很晚。
有一次，一位年轻同志看到他在揉太阳穴，关切地问：＂王老，您要不要休息一下？＂王稼祥笑着说：＂革命工作哪有休息的时候。＂
即便是在周末，他也常常带着文件回家继续工作。家人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说：＂我已经休息太久了，现在要抓紧时间工作。＂
每到阴雨天，那些老伤处的疼痛就会加剧。但他从不因此耽误工作，总是默默地吃几片止痛药，继续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
1973年秋，一项重要的外事工作需要处理。当时王稼祥正在发烧，但他仍坚持参加了讨论会，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会后，同志们劝他回家休息，他却说：＂既然组织还信任我，让我工作，我就要把工作做好。＂这种责任感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直到1974年，王稼祥的身体状况开始急剧恶化。医生再三要求他住院治疗，他却总是说：＂再等等，这个项目完成了再说。＂
最终，在同志们的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住院。但即使在病床上，只要清醒着，他就要过问工作。
就这样，从66岁重返工作岗位，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王稼祥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尽管身患重病，但他依然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经历过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老革命，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