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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民主党派中德高望重。人们称赞“得张澜者得天下”。其中，既包含对张澜才华的欣赏，也包括人们当时对和平建国的期待。
然而，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备受人尊敬的张澜却说道：“得天下者必毛主席！”
那么，张澜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做出了这一论断？张澜在中国近代史上对国家做出过怎样的贡献？他和毛主席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
初识于抗战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1893年，毛主席诞生于湖南的一个小村庄，而张澜则早在1872年就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们之间，21年的年龄差距，见证了两代人不同的命运与经历。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前，这两位历史巨人从未有过一面之缘，尽管他们早已知晓对方的名字。
1919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卷气中，年轻的毛主席在五四运动的热潮和李大钊的引领下，迈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门。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成为了一位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实现的青年领袖。
正是在李大钊的讲述中，毛主席第一次对张澜这位先生产生了初步的了解。无论是在湖南的乡间，还是在北京的街头，毛主席的名字也传入了张澜的耳中，激起了他的赞赏。
1945年，世界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毛主席为了寻求国内和平，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那时，国民党的势力如日中天，特务横行，使得重庆成为一座紧张而危险的城市。
在这样的环境下，迎接毛主席的人并不多，中共中央也因为民主党派领袖的安全考虑，没有公开告知他们毛主席抵达的时间。
然而，就在8月28日这一天，中共南方局的徐冰匆匆来到特园，告知张澜毛主席即将降临重庆九龙坡。尽管国民党的阴谋四处潜伏，但已是74岁高龄的张澜毫不畏惧，决定与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众多民主党派领袖共同前往机场，迎接毛主席。
在重庆机场的那一刻，张澜与毛主席首次见面。张澜的孙女张梅颖回忆，那是一个午后的三点半，中共代表团在乔冠华的带领下抵达重庆。飞机的轰鸣声渐渐消失，乔冠华依次介绍着来迎接的代表。
毛主席的目光在人群中一扫而过，便在银髯飘飘的张澜身上停留。他未待乔冠华介绍，便主动迈步向前：“你是张表老？你好！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下，您还亲自到机场迎接，实在太感谢了！”张澜微笑着回应：“您为国家操劳，不负众望，理应如此。”
当时有“得民国必先得张澜”的说法流传。作为民主党派的领袖，张澜早已成为国共两党都竞相争取的对象。他的坚持和不屈，他那犯颜直谏和刚直不阿的名声，早已传遍大江南北，以至于毛主席对他充满了敬意。
这次会面，不仅是两位伟人的历史性相遇，更是一个时代背景下的重要交汇，预示着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即将翻开。
毛主席三顾茅庐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毛主席在重庆的日子里，三次踏入了张澜府上。张澜的住所，上清寺特园，不仅是他的居所，也是重庆众多民主人士汇聚谋事的场所。在这个园中，毛主席亲自造访张澜，每一次都是带着深厚的意义。
第一次拜访发生在1945年8月30日，仅仅两天后毛主席抵达重庆之后。那天上午，毛主席刚刚结束与蒋介石的会谈，便在周恩来的陪伴下，前往特园拜访张澜。张澜在门口等候，两人一见面，便热情地握手问候。
园中的工作人员和学生，都目睹了毛主席的风采。他亲切地向他们问好，甚至与周恩来熟悉的年轻人打招呼。毛主席的随从人员也表现得谦逊有礼。当毛主席见到特园的工人们，他从楼梯底下开始，不嫌他们手上的污垢，一个个握手致意。
这样平等的待遇，给张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他对毛主席充满了崇敬。张澜曾感慨：“得天下者毛主席”。接着，张澜将毛主席、周恩来引入他的卧室，深谈起来。毛主席转达了朱德和吴玉章对张澜的问候，并赠送了一封朱德的信和一件延安产的红色毛毯。
在这次会谈中，毛主席详细解释了中共中央的紧急措施，张澜听后表达了深切的赞同。
第二次拜访是在9月2日的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宴请毛主席、周恩来和王若飞。毛主席在特园谈及共产党和平的诚意，讨论了民主建国的主张。他风趣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了！”
他们共同探讨了西南大后方的问题、政治协商会议等重要议题，这一餐，不善饮酒的毛主席与张澜一同举杯，共饮枣子酒。
第三次拜访发生在9月15日的下午，毛主席来到特园与张澜密谈。在那次历时最长、内容最深的会谈中，毛主席向张澜介绍了与国民党谈判的结果，但强调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的问题尚未解决。毛主席坦言，蒋介石可能打算借美国之力发动内战，统一中国。
张澜则真诚地建议，共产党应该公开谈判成果，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他们的对话深入，直至深夜，才不得不结束。
这三次的深入交流，让张澜确信，唯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是人民的希望，从而坚定了他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心。自此，张澜与国民党渐行渐远，开始了与共产党同行的历史篇章。
毛主席多次采纳张澜建议在新中国初建的年代，万象更新，国之重任如山压肩。毛主席，身为国家的掌舵人，夜以继日，心系国事，无暇休息。与之相伴的，还有那位敬重的国家副主席，四川的儿子，张澜先生，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毫不保留地投入到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
张澜，这位在四川久负盛名的人物，受到了四川各界人士的崇敬。特别是那些曾与他共历风雨的旧交，他们觉得向张澜直接反映情况，比任何途径都要直接。于是，他们纷纷挥笔，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寄托在信纸之上，直接寄往张澜的手中。
张澜上任不久，便接到了来自四川的数百封信件，每一封都承载着人民的希望与诉求。他细致地阅读每一封信，然后让秘书帮忙将这些信件整理归类，提炼摘要，使相似的内容得以综合，然后，在与毛主席的国务会议上，亲自将这些民意的汇编递交给他。
毛主席每次接过张澜递来的材料，都会认真阅读，对一些重要的内容，更是亲笔批注。
张澜对于地方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毛主席对他的意见给予了极大的尊重，每次都会采纳。更甚至，在国家重要人事安排上，毛主席也会主动征求张澜的意见。尤其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建立大行政区时，对于政府领导人的安排，毛主席都要专门听取张澜的意见。
张澜在考虑安排各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人时，向毛主席推荐了众多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知名专家、教授。对于这些人选，毛主席都采纳了。在做出重大决策时，毛主席特别注意听取张澜的意见。1950年毛主席做出抗美援朝决策之前，便专门征求了张澜的意见。
张澜，他有着自己坚定的观点，从不隐瞒。抗美援朝之事，他原本持反对意见，认为国家在经历多年战乱之后，应该休养生息，不应介入外战。
朱德亲自来到张澜的身边，说服他服从大局。张澜表明态度，如果中央决定了，他便带领民盟坚决支持抗美援朝。
张澜自此，不再吃肉，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捐献给国家。他还禁止家中人食用肉类，甚至在他的孙女获得新衣时，也严厉地要求退回，以示节俭。
1954年，毛主席主持制定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在筹备过程中，他真诚地请张澜提出宝贵的建议。毛主席与张澜携手研究，共同探讨宪法的许多重大问题。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讨论。张澜对宪法的制定提出了诸多有益的建议，为新中国的法治基石添砖加瓦。
张澜对西南地区了如指掌，因此，毛主席经常将西南地区的重要材料交给他审阅，并在处理西南地区的工作时，特别征求他的意见。
在1951年，毛主席给张澜写信，向他询问身体状况，表达关切，并送去了西南区的工作报告，希望得到他的审视与建议。
张澜认真地审阅了毛主席交给他的材料，对许多重大问题深思熟虑后，向毛主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十分重视张澜的意见，不仅予以采纳，还要求西南地区的领导人按照张澜的建议办事。
毛主席亲自为张澜守灵在新中国建国的曙光初照之时，岁月如梭，张澜先生步入了他人生的暮年。随着八十寒暑的流逝，他感受到了岁月带来的沉重和身体的渐渐衰弱。在这样的日子里，他萌生了退隐江湖的念头。
1954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彩旗飘扬，庆祝的人潮涌动。那天，毛主席和张澜共同登上了这座见证历史的城楼。在那里，张澜向毛主席表达了他退下来的愿望，声音中带着几分无奈：“我已是八十二岁高龄，身体日渐衰老，恐怕难以再为国家做出贡献，我希望能够辞去职务，安心养老。”
毛主席听后，神色严肃地反对他的决定：“表老，您不能退！是大家推举我为主席的，如果您退下来，我岂不成了孤家寡人。”随后，毛主席又带着微笑补充道：“表老，您犹如一面旗帜，您的存在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意义，您是天下之大老！”
毛主席派彭真、李维汉前往张澜办公室，转达他的挽留之意。张澜在毛主席的真诚挽留下，感动之余，决定不再坚持退职，继续在国家副主席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
张澜在那个五一节的天安门城楼上的对话，后来成了他与亲朋好友的笑谈：“哈哈，我成了一面旗帜！”毛主席对张澜的健康状况极为关心，一再叮嘱他要节省劳动，并让他的工作人员多加照顾。不幸的是，岁月不饶人，1955年1月27日，张澜患重病。
毛主席指示，要将他安置在北京医院——当时医疗条件最佳的地方，并且要求有关部门尽全力医治。在毛主席的关心下，许多北京著名的中西医医生联合诊治张澜，使用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药物。然而，终因病情过重，张澜于1955年2月9日离世，享年84岁。
张澜的逝世，使毛主席悲痛万分。他亲自关注张澜的后事安排，成立了由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的治丧委员会。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共同安排了他的后事。张澜的灵柩曾停放在中山公园的中山纪念堂，那是孙中山逝世后停放灵柩的同一处。毛主席亲自到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守灵一小时，向张澜的遗族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和慰问。
1955年2月13日，一场公祭大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主持下举行，刘少奇为主祭人，林伯渠致悼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亲自护送张澜的灵柩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
张澜的一生，犹如一面旗帜，不仅在生时高高飘扬，即使在他离世之后，依然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不朽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