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九分以上的电影像《好东西》一样，在豆瓣评论里如此两极化——最美丽的赞扬和最恶毒的谩骂并置。导演邵艺辉在电影上映后，因为在微博点赞前体操运动员吴柳芳的视频，批评网上对综艺“再见爱人”里的女嘉宾麦琳的网暴，而遭到大量攻击，被公众号文章评论说借用女性主义流量的东风，必将被同样的流量反噬。
我就是在这样三百六十度立体环绕的骂声和赞美声中，走进了电影院，和两个女性朋友，和我的男性队友。
《好东西》英文翻译为《Her Story》，相较于中文名，英文翻译名直接点出了电影的女性中心叙事。
还记得开场前，我环顾了影院里的观众，大概男生女生各一半，女性偏多，男生看起来主要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青年学生，女性里除了学生外，还有很多位中年女性观众。
电影开始不到几分钟，我和旁边的几位女生就开始笑了，再到后面，整个影院里此起彼伏全是笑声。我本来还怕打扰到别人的观影体验，在收敛地笑，后来被彼此的笑声感染，开始大笑，毫无顾忌，酣畅淋漓。
有几个瞬间，旁边的男性朋友问我在笑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想笑。
不笑的时候，我几乎都在哭，电影里两位成年女性哭的时候并不少，每次她或她们哭的时候，我也在一起哭，好像完全跟她们的情感变化同步，好像我、她、她们是同一个情绪体，她们的每一次情绪震荡都完全传递给了我。
邵艺辉导演当然很厉害，至少对于我这个观众来说，她每一次情绪点的设计都完美操控了我。
电影结束后，我在洗手间外面等人的时候，听到洗手间里的笑声，一群中年女性走出来，在讨论电影里她们没有理解的一个梗——“那个上野什么的是什么啊？就那个我没懂。那一段我都没懂它的笑点。”
我本来又哭又笑，眼睛也肿了，嗓子哑了，还是忍不住突兀地加入她们。
告诉她们：“上野就是在日本和中国都非常有名的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她的很多书都翻译成了中文，是很多国内读者的女性主义启蒙书籍。”
在过去两小时里，同时看完这场电影，而且看起来都很开心的“我们”，似乎变得亲近了。
这也是我敢对陌生的她们，跳出去说“上野是什么梗”的原因。
这的确是一部女性电影——我的意思是，这是一部完全聚焦于女性心理、社会、情感和身体体验的电影，而不是说电影本身有根据性别区分的政治宣传意义。
此前，受众声纷纭的评论以及对国内性别讨论现状的认识，我以为对这部电影的体验会因为性别而分化。
根据以往的经历，我几乎可以判断，女性的社会性和身体性经验，很难传递给男性，女性的经验也很难成为普遍经验。
就如此前的《喜剧之王单口季》脱口秀决赛场上，小鹿那么精彩地讲述女性的生殖焦虑、身体焦虑，以及对时间的焦虑，但最后仍输给了付航的人生成长故事，以及对妻子的大声示爱。
也例如在不久前，中国脱口秀演员杨笠因为“普信男”的言论，被一群男性围攻，而最终被京东解约。
但是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一切似乎没那么糟糕，至少在此刻的电影院里，大家，男的女的都笑了，而且不论男女，人们在看完电影都很开心。
以至于在走出电影院后，我反反复复地对朋友说，这部电影太珍贵了，这样的表达太珍贵了，我们太需要它了。
为什么它这么珍贵？
我想，它提供了一种愿景。一个世界会更好的愿景。
这个愿景是给所有人的，是给所有想要建设一个更好、更想生活其中的世界的，需要希望和力量的人的。
在目前性别讨论的现状里，人们几乎都认为，女性叙事是用来“破”的，是来打破旧社会、旧系统、打破父权的。
在更多男性眼里，则被认为是“挑起性别对立”，“激发社会矛盾”，是来“打拳”的。女性的故事也无可避免地充满了苦痛——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家暴、全职主妇的悲哀，以及性侵、就业歧视、妇女被贩卖、虐待等等（参考“小花梅”杨庆侠被拐卖、虐待生育八个小孩的事件）——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身处的现实。
当女性处于性别关系的低位，被虐待、被打压的时候——这些沉痛的叙事，通常可以得到所有性别的同情，包括男性。而一旦有作品呈现出男女社会关系与传统男女关系倒置的情况——比如社会关系上的女强男弱（《好东西》里单亲妈妈之前是获得业界认可的社会调查记者，前夫在婚姻关系中没有社会性职业，离婚后开网约车）——这部作品就很有可能让男性不适，而以往的影视作品里，这些游离于父权关系之外的男性，在情感关系里被动或主动考虑女性需求的男性，就会被称为“舔狗”，被父权制抛弃的“loser”。过往的很多故事里，或者很多男性的情感逻辑里，更习惯看到的是：女性处于低位，被打压和虐待，而不是女性在主导、在建设。
于是，我们似乎无法从女性叙事里获得一种建构性的力量。但这部电影如此弥足珍贵地提供了一种愿景，一种依靠于女性经验的建构性力量，一种庆祝友谊、社群、连接、音乐、艺术、书籍、阅读——所有美好事物的能量，开怀大笑的能量，一种“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能量。
电影里的小孩说，“我正直勇敢有阅读量，我有什么可怜的”——这是力量感的源泉之一。
豆瓣高分评论里，有人说看完电影后“一扫阴霾，抚慰人心，走出影院的时刻心情无比灿烂”。
有人说“这是一部充满了善意，还相信世界会更好的电影”。
邵艺辉导演本人转发的微博评论里说“电影里的每个人都好有人性”。
我们好像因为这部电影看到了更好的未来。影片的一切都关于关于性别，但又不仅关于性别。跟邵艺辉的前作《爱情神话》一样，电影的场景细节由上海的街道、弄堂、看得见飘荡的衣服和邻居的阳台、摆满植物和很多别的物件的房间构成，这是一个充满“人味”的地方，是很多人共同生活于其间的空间。象征影片所构建的美好愿景的是一个具体的人——片中的小孩王茉莉。
剧中大家都叫她小孩（采访中，邵艺辉说到自己也是单亲妈妈带大，她的妈妈也总是叫她小孩）。小孩在饭桌上自然而然地把水推给妈妈，把酒移到另一边，说“你快要流血了”，引起大家在饭桌上对月经的讨论。小孩自然而然所说的话，仿佛是很简单的道理，“血有什么脏的，又不是屎”，对在场的成年人来说，却是在无意中刺痛着“房间里的大象”。
我们很容易把一个小孩说的话看作童言无忌，看作没有被高度社会化的表现，但当一个生理性别为女的小孩，自然地在跟大人一起的饭桌上提起月经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她的“自然而然”是因为她成长于一种新的“自然”，平等的、正直的、独立的、勇敢的，没有毒的世界观——这里可以反观我们大多数人小时候是怎样接触、经历月经的，我们的小时候几乎没有可能自然而然地在饭桌上聊月经。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努力的结果，我们的努力可以创造出新的自然。让我们的下一代在饭桌上轻松地谈论月经的自然——这就是我们努力的结果。
小孩的“正直勇敢有阅读量”，当然不是由单亲妈妈王铁梅以一己之力所构建的环境造就的，小孩所处的世界不只有家，还有学校和社会。
父权制度下家的概念由亲缘关系组成，父为权力的顶点和核心，以此下沿（参考国内户口本注册户籍的方式），电影以更有涵容性的更适应现代社会人心理需求的“社群”的概念，更新了家的概念，更新了观者对家的体验和感知。
片中的邻居小叶和王铁梅“互为母女”，而小叶时而是小孩的玩伴，时而是她的另一个母亲。
家庭人际关系是可以流动的，这是给观者提供的另一种跳出权力关系的新解法。除了王铁梅和小叶，所有人都参与了建造小孩长大的环境，包括离婚前承担主要家庭育儿责任的前夫，教小孩打鼓的鼓手小马，以及学校的语文老师。
这里想特别引用《人物》评论里提到的曾经被希拉里用作书名的谚语——“养育一个小孩需要一个村庄”(“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电影建造了难能可贵的“共同养育”的图景。我们每个人都在参与一个小孩的成长中，Ta将来长成什么样的人，又会创造什么样的“自然”——我们对此都有份。
一个缺乏了现实力量支撑的愿景，会被人批评是空洞的、悬浮的，是让人耽溺的幻想，而不是给人注入力量的表达，这种愿景摇摇欲坠，很容易坍塌。
影片里支撑这个愿景的力量是坚实稳固的，因为片中呈现的人的力量，以及对这种力量的信任。
影片中有好几次小孩跟妈妈吵架、因为互相不理解而沮丧伤心的场景，以及单亲妈妈说出“白眼狼”的，复刻观众所熟悉的母女关系的瞬间，但之后呢？吵架之后呢？我们互相袒露了无法理解的时刻之后呢？ ——她们互道了“对不起”，她们体认了对方受到的伤害，她们拥抱和哭泣。影片的人际关系并没有疏离现实，小叶轻描淡写地说到自己家暴的父亲和习惯性打压女儿的母亲，小马拒绝跟父亲联系，王铁梅因为全方位展露自己单亲妈妈的生活——包括恋爱和性，被全网攻击网暴。但影片立意于提供一种前进的方式和力量——导演以提供希望的方式处理苦痛。苦痛、隔绝、无法理解，是无法回避的人的现实，但被安慰、被托举、被拥抱、恐惧得以消除、难言的现状得以理解的瞬间也是现实。
影片把这些瞬间，被解救的瞬间，准确完整地展开在观众面前。在漫长的苦痛里，这些瞬间是多么多么的珍贵。那一瞬间的解脱，是多么多么的珍贵。你必须要完整地准确地具体地记住你被解脱被接住的那一刻的珍贵，才能有力量保持正直勇敢，继续前行。
导演非常巧妙地处理了轻和重。
很多观众评论说到这部电影很轻盈，可能因为它让人开心，片中也有很多脱口秀一般的金句段子时刻，致使不喜欢它的人会把它直接贬低作一部脱口秀金句集合。
这种脱口秀质感，在于创作者把现实的“重”做了荒诞的、幽默的、调侃式的处理。在几乎所有国内面向公众的创作者（包括影视和文学创作者）在当下的表达语境下，为了可以有表达的机会，或是保护表达的延续，而在作品中抽空了政治环境时，这部片子的创作者不动声色、轻描淡写地在一部大家觉得“轻盈”的叙事里引入了当下中国的政治语境。
电影里，如今在做公众号编辑的王铁梅是一位获过新闻奖的调查记者，虽然这个职业特征也被低调地带过了。当暧昧对象问她为什么放弃了这个职业，并表达了可惜时，铁梅仿佛是在轻飘飘地说“那么多人都放弃了，为什么就我可惜？你以为是我自己想放弃的吗（根据记忆引用，不是原话）”。关于调查记者的对话就停在了这里，影片后续也没有再强调或解释这一点。但这句话已经蕴含了足够的信息量——一个调查记者并不是主动想要放弃自己的职业，那是因为什么？
导演选择在学校和教室集中表达政治压力和政治话语的渗透和泛滥，并试图用荒诞来消解其中的沉重。当语文老师称赞小孩的作文“我不再幻想”，推举她作语文课代表的时候，小孩旁边的男生站起来说“我要举报王茉莉”，说她脱离大众，“品德不干净”，不能做语文课代表。
我在这时，已经预设了男生的举报会成功，这将会成为小孩茉莉面对一个难以理解的政治压力的恐惧时刻，但出乎意料的，语文老师说“这跟她作语文课代表有什么关系？”，而且问“是谁教你的举报？”并借着这个时刻，跟学生讲了什么是举报。我在那一刻感到莫大的安慰。
而荒诞的是，这位举报小孩的男生是由一位混血小孩扮演的。
小孩身上的“外国”性，以及对于中国人来说的“他者”性，与这个角色的“我者”、在地性（举报之后的行为继续强化了这一点，男生开始找“小孩帮”的老大来暴力打压王茉莉）。
所带来的反差，继续加重了荒诞的语气。
如果这个举报的男生是由一个大家熟悉的中国男孩来扮演的，那这一场景的荒诞感就不会那么强，因为过于现实，过于重。
调查记者的失落、校园举报的泛滥，再加上疫情后的上海，不难让读者隐约感受到片中人物所处的政治现实。影片上映前放出的很多海报里都有小孩装扮成梵高，小叶装扮成画框里的画家弗里达，铁梅扮成大法官金斯伯格，一同奔跑的场景，但电影正片中被剪掉了，只是在片子末尾的彩蛋里放出了一张图，不清楚是不是因为上海政府今年开始恐惧万圣节、恐惧人们装扮之后做出的剪辑选择。
铁梅背着听完音乐会睡着了的小孩走在上海街头时，街边的青年唱着《明天会更好》。
片中唱完了整个副歌部分，只差了那一句“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好东西》在11月22日从国内上线以来，豆瓣打出了9.1分。同样超过9分的电影有《肖申克的救赎》、《美丽人生》、《当幸福来敲门》、《教父》、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镜子》等，华语片里有《无间道》、 《霸王别姬》、《饮食男女》等。对于有观影习惯的人，不难发现这些都是在电影史上经典化的作品和已经确立了经典地位的导演。九分代表了这是大众普遍认知里最好的电影，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是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种族、国界，身份——当然，还包括性别的。经典的常被认为是普世的——而《好东西》对于女性经验的聚焦，很快便在当前国内的舆论场里引起风波。
很多网上评论一看是电影写女性故事的，便说电影不过是女性导演在“打拳”；还有很多人论证说，9.1的高分是水军刷的。
有人批评这部电影讨好女性观众——但讨好女性观众，有什么不可以吗？影史上那么多讨好男性的电影（比如《教父》），有那么多男性导演被经典化，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个聚焦女性经验的女性导演、女性主演的电影经典化？
为什么叙述男性经验的电影具有普世性，而完整地表达女性经验就会被说性别自嗨？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新的普世性？建立新的自然？
我们如此需要这样的愿景，是因为我们共同认识到，矛盾存在，苦难存在还很重，生活是鸡毛蒜皮，但我们希望去建造更好的周边和明天，并因为这种希望之强烈，而去主动建构一种拥有超越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准确地记住、庆祝生命中被他人托举或是拔出泥沼的时刻，恐惧被消除的时刻，生命感到自由和被解放的时刻。
看完这部电影仿佛是过了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只是在庆祝人性，是在电影院里跟所有你旁边，旁边的旁边的她们、他们一起，过一个节日。
我们需要庆祝被人性拥抱的时刻。我们需要庆祝，十一月的庆祝有意义，十二月的庆祝也有。我们需要庆祝那些接住你生命的痛楚的时刻，接住跟你同行，让你没有了被跟踪的恐慌的时刻，庆祝当她说“你的眼睛很好看，你怎么看我我都不会怎么样”的时刻，庆祝充满人性，建造力量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