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初六，潼关战役在一片喧嚣中结束，孙传庭的十万精兵惨败。这个结果不仅震动了庙堂，也让原本就风雨飘摇的明朝更加动荡不安。
在这场战役中，孙传庭麾下的精锐部队在李自成的农民军面前几乎没有任何抵抗之力。面对这场败局，崇祯皇帝十分震怒，他指责孙传庭“玩寇糜饷”，认为孙传庭自谋赎身将明朝推向深渊。其实，孙传庭的灾难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误，更是整个朝局下的一连串因果关系。
让我们将时间倒回到四年前，局势还未如此恶劣的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当时正经历一场生死搏斗，手下的数万义军被官军剿灭，最终仅剩下他和刘宗敏等数人突围而出。这次失败，是拜孙传庭所赐。崇祯八年，孙传庭重新被举荐出山，从顺天知府一路调任到陕西巡抚，为扑灭农民军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不久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后金的威胁迫使明军抽调主力北上，导致孙传庭的剿匪战果成了空谈。李自成借机崛起，数年间其力量迅速扩展。接着，崇祯对孙传庭的用人态度也一变再变，从信任到怀疑再到逼迫，导致战局越来越不容乐观。
崇祯十五年（1642年），孙传庭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面对的已是千疮百孔的大明帝国。他接到命令，要从陕西三边调集兵力驰援被围困的开封。然而，孙传庭看到前线情况后，毫不犹豫地重提争取“练兵二万，饷百万”的要求。崇祯认为这是在推诿责辞，命他即刻出战，不得再找借口。
在这段拉锯中，崇祯能依靠的除孙传庭外，只有守辽的吴三桂和驻武昌的左良玉。但面对强大的农民军，左良玉表现出畏战情绪，而吴三桂也不能轻动。孤立无援的孙传庭，又如何应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他的选择是按兵不动，尽可能利用陕西的资源重建战斗力。
这里还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即是崇祯认为孙传庭“玩寇糜饷”。孙传庭为了重整兵力，不得不向三秦大地的地方豪强清缴屯田和军饷，引起了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反感。他们想尽办法在朝廷告状，指责孙传庭不及时出战是别有用心。崇祯本就担心地方拥兵自重，再加上辽东局势不稳，急于摆脱内外困局，最终逼迫孙传庭出战。
但孙传庭的现实是，他手下的军队大多是新兵，缺乏实战经验；而他的敌人，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经历了多次胜利，士气高涨。孙传庭深知这个差距，因此选择了防守潼关，试图静待时机。然而，朝廷的催促让他不得不仓促出战，最终导致潼关的惨败。
孙传庭最终战死在潼关，这场战役的失败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而回顾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崇祯对局势判断的错误，朝廷内部的纷争和利益的倾轧，一系列因素共同将这个英雄推向了不归路。他的死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也是时代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