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买肉，工人凑份：1960年代的“爱国肉”运动

谁能想到，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竟然会出现“肉多得吃不完”的局面？沈阳市的官员为了把堆积如山的猪肉卖出去，直接下令——全市干部每人必须买15公斤，工人也不能少，每人摊上5公斤。买不起？没关系，工资里慢慢扣。这场“全民吃肉”的热潮，背后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猪肉成山，库存告急

时间回到1960年代中期，中国正经历一个特殊的经济调整期。虽然经历了自然灾害的冲击，但在国家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生猪养殖业意外迎来“报复性增长”。尤其是农村家庭，因为政策鼓励，养猪热情空前高涨。

可问题也随之来了：全国性的物流系统还远没完善，冷库也紧缺，猪多了，卖不掉，存不住，眼看就要变成一堆“死猪臭肉”。特别是在沈阳这样的工业城市，猪肉库存成了难题。于是，地方政府不得不“出奇招”——让干部带头消费。

沈阳的干部们接到通知，必须购买猪肉15公斤，不买也得买。为了缓解大家的经济压力，领导拍了拍胸脯——可以赊账，工资里扣。工人们虽然任务轻点，但也得分摊5公斤。

买肉成了任务，吃肉成了责任。有人戏称，这不是“吃肉”，这是“吃爱国”。

从荒年到富余：猪肉为何突然多起来？

1. 养猪政策变了，农民又“顶上来了”

要说猪肉为什么会突然多成这样，还得从生猪养殖的转变说起。

在1950年代，中国曾试图通过集体化养猪来提升效率，但实际效果让人哭笑不得。原本农户养一两头猪，手把手照顾，猪长得又快又壮；可到了集体养殖，猪一多，谁都顾不过来，缺粮、缺人、缺经验，猪瘦得像柴火棍，甚至大批病死。到1955年底，全国生猪总量反而比上一年少了整整1380万头。

后来，领导们总结经验，觉得还是得靠农民个体养殖。于是重新调整政策：允许农民自留猪，养得多的还能拿去卖。为了进一步刺激积极性，国家提高了收购价格，甚至推出“购五留五”“购六留四”的政策——你卖五头猪，可以自己留下五头；卖六头猪，自己留四头。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到了1962年，全国生猪数量猛增，猪肉产量也跟着飙升。

2. 奖励政策火上浇油，养猪热情高涨

除了收购价格上涨，奖励政策也让农民们干劲十足。各地纷纷推出奖售制度，凡是卖猪的农户，不仅能拿到钱，还能额外得到粮食、布匹、胶鞋等工业品。

以浙江三门县为例，1961年农民卖了3700头猪，到了1965年，这个数字直接翻了十几倍，涨到5万头。全国各地类似的情况不断上演，猪肉突然从“吃不起”的稀缺品变成了“卖不掉”的滞销品。

干部带头，吃肉爱国

1. 领导们的“硬性指标”

猪肉多了，老百姓的购买力却跟不上。尤其是城市里的普通工人，工资有限，肉价再便宜，大家也掏不起这个钱。为了推动消费，各地政府想尽办法。

沈阳的“硬性指标”政策就是其中一例。干部必须买够十五公斤，工人也得买五公斤。肉吃得慢？没关系，反正家里没有冰箱，你只能赶紧吃完。买不起？可以赊账，工资里扣。

这还不算完。为了让猪肉彻底“走出去”，沈阳还对猪肉实施多次降价，从八折到七折，再到赊销，甚至直接打出“买肉就是爱国”的宣传口号。

2. 各地“八仙过海”卖猪肉

沈阳的做法只是全国推动消费的一部分。北京人被号召“谁吃肉多，谁爱国”，南京人则戏称市面上的猪肉为“爱国肉”。有人甚至把吃肉当成了一种荣誉，买了肉招待同事，开玩笑说自己为国家分忧。

锦州的做法更有创意，不仅多次降价，还推出“七折赊销”，让企事业单位先买肉后结账，统一帮员工分摊。各地为了清库存，花样百出。

猪肉热潮的背后：政策的两面性

1. 调控的灵活性

从政策本身来看，1960年代的养猪政策其实并不“僵化”。从集体养殖到个体养殖，从收购提价到奖售激励，这些调整都体现了政府在应对实际问题时的灵活性。

但问题也很明显：政策调整往往是“一刀切”。当初为了减少生猪存栏，过度限制个体养殖；后来为了刺激养猪热情，又大幅放宽限制，结果导致猪肉产量暴增。

2. 落实的尴尬性

更大的问题在执行层面。猪肉过剩后，各地政府的应对措施五花八门，有些过于简单粗暴，比如沈阳的“硬性指标”，让干部和工人直接背下了“清库存”的任务。这种方式虽然短期有效，但显然也加重了普通人的经济负担。

3. 经济调整的必要性

不过，从大局来看，猪肉过剩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国家经济的恢复和调整。经历了自然灾害的低谷期，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农村经济重新焕发活力，这无疑是一件好事。

有人说，1960年代的“爱国肉”运动，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场“闹剧”；也有人说，这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政府和百姓携手应对困难的真实写照。

无论如何，这段历史背后，既有政策的智慧，也有执行中的无奈。从个体养殖到猪肉过剩，时代的波动总是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而正是这些小人物、小故事，让我们得以窥见大历史的复杂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