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证券市场最大的瓜，当属昔日“网红”基金经理蔡嵩松的。蔡嵩松曾先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1月加入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研究员。曾任诺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和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优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积极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其中诺安成长混合是他的成名作，2019年2月该基金被其接管后风格骤变，因重仓豪赌半导体行业风口成功，年度收益率高达95.44%。导致诺安成长的规模从2019年6月底的10.70亿元暴涨至2020年6月底的161.19亿元，再涨至2020年底的327.76亿元。仅不到2年的时间，规模飙升近30倍。

多家媒体报道蔡嵩松、曲泉儒、董博雄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案件已于3月27日正式开庭。该案件由金华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案号为（2024）浙07刑初1号。一起涉案的曲泉儒也是前诺安基金的基金经理，董博雄则是前国信证券分析师。又有媒体报道说打通了蔡的手机，本人接电话说“我没什么好说的，这个是网上的说法”。从目前情况来看，本人既然没有否认涉案，而且多家媒体如此报道，再加上三个人的身份在这里摆着，应该不会搞错。有意思的是，涉及的罪名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并不是大多数人想的类似操纵市场、老鼠仓之类。究竟他们干了什么呢？

之前我曾经讲过，在证券行业有一个非常恶心的事，就是基金向证券公司派点。一方面基金公司需要证券公司帮助他们销售基金，另一方面证券公司也希望从基金公司获取利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基金公司除了将收取的管理费中的一部分以维护费的名义返还给证券公司之外，还会根据销售情况等因素在不同的证券公司租用交易席位做交易，用支付佣金的方式向证券公司输送利益。这种行为被称作派点。大部分证券分析师都是通过撰写研究报告或者拉私人关系的方式与基金经理挂上钩，希望借此获得明星分析师的投票或者得到更多派点。派点越多，分析师业绩越高，收入就越高。

根据三人各自的身份和涉案罪名，确实存在董博雄向蔡嵩松和曲泉儒行贿获取额外派点的可能性，那么是不是真的呢？蔡嵩松是2019年到2023年担任诺安成长混合基金经理的，查看2019年基金的年报诺安基金根本没有在国信证券开户。但是2020年在国信证券开户并且进行了51.91亿元的交易，占当年总成交量的8.98%，并支付了369.26万元的佣金。到了2021年没有在国信证券做交易，2022年在国信证券席位进行了少量交易，2023年没有做任何交易。

曲泉儒所管理的基金规模较小，并没有很明显的增加和减少的痕迹。所以从以上信息分析，确实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董博雄为了获得更好的业绩，通过曲泉儒向蔡嵩松行贿，或者直接向两位基金经理行为，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增加对国信证券的派点，进而个人得到更大利益。当然究竟真相如何，只有等最终法院的判决公示之后才能知晓，目前只是一种猜测。

事实上派点这种行为不仅会形成基金公司向证券公司的利益输送，同时还会损害广大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大家应该知道，证券公司向客户收取的佣金率基本上都是按照资金量和成交量的大小来确定的，一般来说资金量越大成交量越大收取的佣金水平就越低。目前大多数证券公司给普通散户的佣金都可以做到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三左右，某些比较激进的证券公司可以给到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一甚至更低的水平。但是证券公司向基金收取的佣金却普遍在万分之八到千分之一甚至更高！

以管理医药基金出名的葛兰旗下规模数百亿元的中欧医疗健康为例，在2019年的年报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数据。在中信证券租用的席位总成交为3.27亿元，缴纳佣金30.49万元，佣金率万分之九点三一！同样的数据在之后的年报中也有，2021年在中信证券租用的席位总成交为82.96亿元，缴纳佣金772.57万元，佣金率万分之九点三一。2022年在中信证券租用的席位总成交为26.22亿元，缴纳佣金235.25万元，佣金率万分之八点九七。

这一情况终于在2023年证监会的督促下得到了改变，基金公司下调了缴纳的佣金比例，但是也没好太多。2023年在中信证券租用的席位总成交为14.2亿元，缴纳佣金103.84万元，佣金率万分之七点三一。

吃了这个瓜，我们应该明白哪些基本道理呢？1、无论是基金公司还是证券公司，他们在管理客户资产的时候，客户的利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被当成交换的工具。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经理并不一定要通过高位接盘和老鼠仓这种模式非法获利，还有更多隐蔽的方式。3、对于高收费的模式还要进一步抵制，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4、券商的卖方研究究竟有多大的存在必要，是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