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晚清知府账本上，就明白这些官员虽然贪，但上缴得更多
世人皆道晚清官场腐败，贪官遍地。可翻开一本尘封已久的知府账本，却见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真相。这是一本记录得极为细致的账本，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都写得清清楚楚。账本的主人是江西建昌府知府何刚德，他在任上记下了这样一句话：＂为官之路，并非想象中那般美意，入不敷出，实在无奈。＂这位知府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何说＂入不敷出＂？他的这本账本，又揭示了晚清官场怎样的生态？让我们跟随这本特殊的账本，走进一段鲜为人知的晚清官场故事。
一、票号投资：一步入坑难回头
咸丰七年，山西平遥票号＂日升昌＂的掌柜正在翻看一本厚厚的账册。账册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各地举子的名字，其中一页上赫然写着：＂借与举子王某，银二百两，年息三分＂。
这并非寻常的借贷。在晚清，票号早已形成了一套＂投资＂官场的独特模式。他们瞄准的不是普通举子，而是那些在京城参加会试的佼佼者。
一位进京赶考的举子，从踏入京城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步入了票号精心设下的圈套。举子们初到京城，囊中羞涩，一间上等客栈就要四五两银子。更别说还有应酬、拜访座师等开销。
＂日升昌＂、＂协同庆＂等大票号便派出＂说客＂，主动接近这些举子。他们出手大方，不但提供住宿费用，还替举子打点各种关系。一个举子在京城三个月的开销，少说也要百两白银。
有意思的是，票号从不催债。他们更像是在播种，等待收获的季节。一旦举子考中进士，票号便立即找上门来，要么收回本息，要么与新科进士＂合作＂。而这种＂合作＂，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债务。
道光二十五年，一位姓李的新科进士便遭遇了这样的情况。他考中后，票号不但没有追讨此前的借款，反而又借给他五百两银子打点吏部，为谋求一个好的任用。
这笔钱远不是终点。待李进士获得知县候补，票号又借他千两白银用于赴任。表面上看，票号似乎承担着巨大风险。但实际上，他们早已布下了巧妙的棋局。
据一份流传下来的票号密账记载，每位＂投资＂对象都有详细的背景调查。他们重点关注举子的才学、性格，甚至家族关系。那些有望步入仕途更高位置的人，会得到更多的＂照顾＂。
然而，一旦走上这条路，就很难回头。当官员们走马上任，票号便开始动用他们在各地的分号网络。他们不但垫付官员的一切开销，还代为管理和转运官员的＂收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票号账房曾在私下记述：＂与其说是借贷，不如说是圈套。官员们看似获得了便利，实则已经成了案板上的鱼肉。＂
这些票号更有一套严密的利息计算方法。他们采用＂三九二十七＂的方式，即每月三分利息，本利滚存。一年下来，一百两本金可以变成一百八十两。如果官员无力还债，那就只能任由票号摆布了。
于是，每个官员背后都有一个＂影子＂，这个影子就是票号。他们不但要替票号办事，更要分出大部分收入给票号。官员们看似位居高位，实则已成为票号的傀儡。
这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在晚清愈演愈烈。乾嘉年间还只是星星之火，到了同治年间，已是燎原之势。整个官场俨然成了票号的投资市场，而官员们，就是这个市场上的＂期货＂。
二、上任之初：打点送礼耗巨资
光绪二十一年春，何刚德收到了一纸调令，授江西建昌府知府。这位在京城摸爬滚打近二十年的官员，终于等来了外放的机会。但在动身前往建昌府之前，他却先去了一趟山西票号。
＂日升昌＂的账房先生打开一本厚厚的账册，上面记载着何刚德这些年的借贷。＂知府大人，光是上任的打点费用，至少需要三万两白银。＂账房先生一边说，一边写下了新的借据。
一个知府上任，为何要花费如此巨额的费用？这还得从清朝独特的官场体系说起。同治年间的一位御史曾上奏称：＂外放官员，打点费用竟达数万，此风不可长。＂可即便如此，这个潜规则依然牢牢扎根在官场中。
何刚德的账房师爷留下了一本详细的礼单。从这本礼单可以看出，仅仅是拜见两江总督，就需准备贺礼八百两。而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上官，每人也要至少三百两。此外，这些官员府上的幕僚、门丁，也都要打点到位。
有趣的是，军政要员的打点还需格外讲究。驻防八旗将军虽不直接管辖地方政务，但每逢节庆也要送上二百两贺礼。这笔开销可不是白花的，一旦地方发生军政纠纷，还得仰仗这些将军说话。
除了例行的打点，何刚德还要应付同僚间的交际。每月总有几次请客送礼，一顿饭少说也要二三十两银子。一些在同僚眼中＂不懂规矩＂的知府，往往在任上举步维艰。
建昌府的绅商们也都盼着新知府上任。据一位老商人的回忆，他们准备了一份厚礼，共计一千两银子。这在当时并不算多，毕竟知府大人手中握着商税征收的大权。
何刚德上任前的这笔花销，远超过他一年的俸禄。这还只是开始，未来每年的＂三节两寿＂，以及各种irregular的打点，都需要大笔银两。一位曾任知府的官员在奏折中写道：＂为官者，入不敷出，实乃常态。＂
光绪二十一年夏，何刚德终于抵达建昌府。上任第一天，他就收到了一本厚厚的册子。那是前任知府留下的＂例规＂，详细记载着每年需要打点的对象和数额。从这本册子可以看出，一个知府每年光是用于打点的银两，就超过两万两。
建昌府衙门的老幕僚感叹道：＂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这把火烧的是自己的银子啊！＂话虽如此，但官场规矩就是如此，谁也不敢违背。何刚德的账房师爷在账本上写道：＂打点银两，乃为官之根本。无此，寸步难行。＂
这笔巨额的费用从何而来？对于何刚德这样的知府来说，他们只能继续向票号借贷。票号也乐得如此，因为这意味着官员会越陷越深，最终不得不依附于他们。一环扣一环，一张巨大的利益网络就此形成。
三、官俸入账：杯水车薪难维系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建昌府衙门内，账房师爷正在清点这个月的进账。他翻开一本用蓝布包着的账本，仔细记录着：＂知府大人俸禄银一百零五两，养廉银四百一十六两零八钱。＂
这便是一位知府的全部＂合法收入＂。乍看这个数字，在当时也不算少。一石上等大米不过七两银子，知府一个月的俸禄足够买十五石大米。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养廉银＂这个名目颇有意思。在雍正年间，为了整顿吏治，朝廷设立了养廉银制度。这笔钱本是用来补贴官员开支，使其＂不致非法需索＂。可到了晚清，这笔钱却成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工具。
何刚德的账本上详细记载着养廉银的去向：＂上缴布政使衙门养廉银一百两，按察使衙门八十两，各属县分派六十两...＂这些都是＂例规＂，谁也不敢不交。
除了固定的俸禄和养廉银，知府还有一些＂合理＂的额外收入。每逢节庆，下属各县都要献上贺礼。建昌府下辖五县，每县每次节礼至少一百两，一年下来能有两千多两进账。
可这些收入远远不够支撑庞大的开支。一位同时期的知府在私信中写道：＂俸禄养廉，不过九牛一毛。衙门日常开销，就要数倍于此。＂
就拿建昌府衙门来说，光是养活几十号衙役，每月就要二百多两银子。再加上文书、快手、门子等人的工食银两，一个月至少要五百两。这还不包括衙门的各种杂支。
一份保存完好的建昌府账册显示，府衙每月还要支出：＂灯油银十两，纸墨银二十两，门神香火银五两，堂鼓更锣银三两...＂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开支，累计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更有意思的是＂门包＂一项。这是给各级衙门看门人的例钱，数额从几两到几十两不等。若不按时打点，这些人就会＂装聋作哑＂，让你连门都进不去。一位老幕僚说：＂这些钱，就跟打车路费一样，不给不行。＂
有时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支出。光绪二十二年春，建昌府遭遇旱灾。作为知府，何刚德不得不自掏腰包，拿出两千两赈济灾民。这种情况并非少见，地方官员常常要用自己的收入来应付各种突发事件。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俗语流传甚广，但实际情况却是：＂三年当知府，二十万外债。＂一位曾任建昌知府的官员在卸任时留下遗言：＂为官不易，入不敷出，实乃常态。＂
这种入不敷出的困境，逼得官员们不得不另寻出路。他们或是挪用库银，或是加征税收。而这，又会带来新的问题。一位当时的御史在奏折中写道：＂地方官员，非不欲清廉，实是无力为之。＂
四、地方征收：苦难百姓养官场
光绪二十二年春，建昌府衙门里，一位税吏正在向何刚德汇报年度征收情况：＂回大人，今年正赋共征收银十四万五千一百九十四两一钱二分，较往年增加了近两成。＂
这个数字背后，却藏着一本更为隐秘的账册。何刚德的账房师爷称之为＂耳收册＂，上面详细记载着各项额外征收的项目。除了朝廷规定的正赋之外，每亩地还要加征三分银子的＂规费＂。
一份保存下来的建昌府税收清单显示，除了地税，还有商税、契税、牙税等数十项收入。每一项税收后面，都附带着各种名目的附加费。比如契税除了正税之外，还要收＂印花费＂、＂书工费＂、＂差费＂等，往往使实际征收数额超过正税的一倍。
当时的建昌府下辖五县，光是一个上饶县，每年就要向府衙上缴＂规费＂三千两。一位老税吏回忆说：＂那时候收税，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又一层。百姓交完了正税，还要交各种杂税。＂
但征收并非一帆风顺。光绪二十二年冬，建昌府周边就发生了一起因苛捐杂税而引发的民变。事后何刚德在给两江总督的密报中写道：＂民变起因，实为赋税过重。但若不加征，官府运转维艰。＂
这种情况在当时并非个例。据统计，从光绪元年到宣统三年，江西省因税收问题引发的民变就超过百起。每次民变后，地方官员都不得不暂时减轻税收，待风波平息后再慢慢加回来。
一位曾在建昌府当过书吏的老人留下了一段回忆：＂那时候收税有门道，年景好的时候多收些，年景差的时候少收些。要是收得太狠，就容易闹出事来。＂
为了平衡各方利益，何刚德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账本上记载：＂年收正赋十四万五千余两，其中官府留用三成，上缴省府六成，存库备用一成。＂这种分配方式，既保证了上缴，又维持了地方开支。
但即便如此，征收来的银两依然入不敷出。仅仅是每年给上司的节礼和打点，就要花去收入的大半。更不用说还有衙门日常开支、赈济灾民等支出。
光绪二十三年，建昌府遭遇了一场特大水灾。灾民们涌到府衙门前请求救济。何刚德不得不开仓放粮，并减免了当年的部分税收。这一减免，就让府库亏空了近万两银子。
一位当时的幕僚在日记中写道：＂知府大人左右为难。收得少了，上司责问；收得多了，百姓造反。这其中的分寸，着实难把握。＂
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往往会采取一种＂巧立名目＂的办法。比如在征收地税时，往往会在丈量土地时动些手脚，使实际征收面积大于实际面积。或者在征收商税时，给商品定级时故意抬高等级，以收取更多的税银。
五、亏空循环：一场永远还不完的债
光绪二十四年春，何刚德正在查看库房的盘点册。账房师爷报告说：＂大人，库银又少了三千两。＂这已经是近三个月来第四次动用库银了。
何刚德的密账上记载着库银的去向：＂还票号利息一千两，补贴衙门开支八百两，打点上司六百两...＂这些支出，没有一项能在正式账册上出现。但每一笔，又都推脱不得。
这种挪用库银的做法，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一位曾任盐运使的官员在奏折中写道：＂地方官虽知挪用库银不妥，但面对层层压榨，实在别无他法。＂
何刚德并非孤例。据一份统计，光绪年间全国各省库银亏空高达数千万两。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一位当时的御史在奏折中痛陈：＂官场积弊，亏空相传，后任者不得不以新债还旧债。＂
这种亏空往往会形成一个怪圈。新任官员上任时，不得不接受前任的亏空。等到他们卸任时，又把更大的亏空留给下一任。一位老幕僚说：＂这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光绪二十四年秋，朝廷派钦差大臣下江南查账。各地官员顿时慌了神。何刚德的账房师爷连夜整理账目，试图掩盖亏空的痕迹。但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往往会留下更多破绽。
一个月后，钦差到了建昌府。查账结果显示，府库亏空达一万五千两之多。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年度正赋收入的十分之一。钦差在奏折中写道：＂地方官虽知亏空之害，但已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为了应付查账，很多官员不得不再次向票号借贷。一份保存下来的借据显示，何刚德在这期间又向日升昌票号借了一万两银子。利息仍按月息三分计算，一年下来就要付出三千六百两的利息。
这笔新债刚还上旧债，新的窟窿又出现了。光绪二十五年春，两江总督派员来建昌府催缴漕粮银。府库早已空虚，何刚德不得不再次动用私人关系，四处筹措银两。
有意思的是，这种亏空竟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官场文化。交接任时，新任官员都会收到一本＂还需册＂，上面详细记载着各项亏空和债务。这本册子就像一个烫手山芋，每任官员都想甩掉，却又不得不接受。
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何刚德任满准备离任时，他在密账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三载知府，所负债务近五万两。此债如何偿还，实在令人忧虑。但看来任之例，此乃常事耳。＂
一位当时的布政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为官一任，看似荣华，实则是债台高筑。上有票号追债，下有百姓怨声，中有衙门开销，前有旧债未清，后有新债追逼。此般景况，实令人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