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勇:史学田野考察,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起

考古研史赏人物 2024-10-15 16:53:00

蓝勇,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古代史、西南区域史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社重大攻关项目等纵横向项目 30 多项,出版各类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230多篇、杂文30多篇。从事历史学田野调查 40 多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主办反映人文学者田野考察研究成果的《中国人文田野》辑刊,创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图像与田野工作实验室”。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主题。古今中外,不论是历史地理学学者、人类学学者,还是考古学学者,探究人与自然互动常令他们辗转反侧,冥思苦想,不能自已。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图0-1)在《报任安书》中提出撰《史记》的目的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的“究天人之际”实际上蕴藏着对漫长历史的天人关系的探索追求,而司马迁是将其放在第一位,可见司马迁的用心。从古到今,我们对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秘诀的追求,理所当然要将历史的轨迹放在承载历史岁月的空间中来讨论。现代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陆上疆域,历史上的中国曾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陆上疆域,在我们古代的交通条件下,进行这样的探索自然是充满着无数艰辛的。

我们知道,司马迁从20多岁开始就游历天下,北至中原、东至江浙、南至荆楚南岭、西南至云贵巴蜀,搜集遗闻,网罗旧事,可谓史学界读行结合的典范。不过,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岁月中,像司马迁这样读行结合得很好的史学家并不多。其实,我们的古人大多有“读”与“行”结合的传统,但囿于条件限制,更多的史学家往往多是一种非撰史功能的宦游,为撰史而有针对性的“行”并不是太多。反而只有一些旅行家给我们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如法显的《佛国记》、玄奘(图0-2)的《大唐西域记》、徐宏祖(图0-3)的《徐霞客游记》、王士性的《广志绎》。不论怎样,在中国历史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境界。

古人何时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呢?看来至少在宋代就有人明确这样提了。一般认为是宋代刘彝《七经中义》中提出,但刘彝《七经中义》170卷,早已经佚失,此话在何卷何章谈及,无从考证。另一位宋人陈起《江湖小集》卷9中谈道:“不行万里路,莫读杜甫诗”,明显也有这种思想在里面了。在明代这种提法就较为普遍了,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唐志契的《绘事微言》、杨慎(图0-4)的《丹铅续录》中都有精彩的分析,清代钱泳更是专门谈起此事。

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兴起后,这种思想自然也成为这些学科最基本的专业要求。当然,我认为“读”与“行”的统一应该是所有人文学者都应遵循的道路。

其实,我们的古人就感受到这一点。宋代陈起《江湖小集》卷9称“不行万里路,莫读杜甫诗”,实际上是说只有“行万里路”才能感受到杜诗思想的深刻,这是作为一个优秀诗人所必需的。此言作诗。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2:“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无望于庸史矣……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鄞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此言绘画。杨慎《丹铅续录》卷4中记载他本人“过其地见盘江与崇敬安江皆然,因悟古人制字之义”,发现了“牂柯”的异写错误后感叹“然则读万卷书而不行万里路者亦不能识字也,信矣”。此言识字。

当然,我们的古人对此有时也会思绪较乱。唐代杜甫《奉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言“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但宋人陈起称“不行万里路,莫读杜甫诗”,好像与杜甫自己的感受并不一样。看来,杜甫本人在当时的时代自己是无法感受到命运多舛、一生辗转流离,客观上成为成就他诗名的一个重要原因。清代郑板桥从自己的感受发出“读书数万卷,胸中无适主”,则与杜甫自己的感受完全相反了。可能从这一点上来看,郑板桥比杜甫的感受更多,思考更深刻了。别的不说,如果唐宋时期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没有多年在天南海北的游历和流离,仅是闭关于宫室人际,可能纵然其读破百万卷书,显然不可能取得如此千古之名。我们知道,杜甫存留下来的诗歌中1/3写于在三峡辗转寓居的日子,所以我们说三峡造就了半个杜甫。今天来看,唐宋大量文人千古绝唱都是写于辗转游历高山大川之中。明代文学家杨慎著作等身,但命运多舛,数次颠沛流离于川滇大山激流间,许多寄情于山水之间的作品反而影响较大。

所以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卷23《杂记上》中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然二者亦不能兼。每见老书生矻矻纸堆中数十年,而一出书房门,便不知东西南北者,比比皆是。

这里钱泳认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不能兼,显然是粗俗之见,但其感受到“行万里路”的重要性,是可取的。

从人类产生以来,地球下垫面的生物圈大多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可以说所有人类的物质文化都是基于地理环境本身,而人类的精神文化也无不建立在物质文化的基础上,受着地理环境的影响。可见,我们所有的人文科学都是与我们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紧密相关的,所以任何人文学者都应投身于社会实践和人化自然之中。现代社会信息已经十分发达,人们不仅能在图书馆内放眼世界,在家里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世界,随意在手机上就可能即速知天下周边,在家里就可运筹帷幄,达到书生不出户,便知天下事,这远非我们的古人能够相比的。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都存在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应该看到,越是在信息发达的今天,走出书斋、超越网络去寻找第一手材料,远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广见闻、知世情的意义,更有提高人文科学的科学信度、增强人文科学的社会综合影响力的意义。在今天的信息时代,科学积累丰厚,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也日新月异,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对田野考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中与现实关系最密切的一门学问,由于建设地理学的现实关怀功能的影响,加上地理学科对计算统计的要求,区位地缘、地形地貌、气候植被、人文景观、人文风物等无不需要人们实地考察的体验、感受和印证。比如,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如果仅依据历史文献的里程数在地图上按图索骥、直线定位,那是十分危险的。我们知道在今天科学技术如此发达之时,我们对许多高山大川间的道路里程记载都还不够准确,故怎样也不能对古代文献中的里程记载刻板信之。实际上我们古人的里程记载许多都是一种估算,有时以行走时间记程,有时用亭、铺、塘计算里程,因地形地貌不同,相差明显;同时,不同时代的里的实际长度也有较大差异。所以,对于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如果没有实地田野考察山川形势、坡度长短起伏,显然是不行的。严耕望先生学养深厚,尽全史料功力厚绝,但其《唐代交通图考》由于没有田野考察支撑,往往时有不尽人意之处。古今人地沧桑变迁甚大,但中国历史文献中直接记载生态变化的史料十分零散,少之又少。我研究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多年了,但有时仍然在反问自己古今生态环境真的差异有如此之大吗?不过,不断的田野考察表明,我们自然环境在人化过程中的变化确实很大。在川西黄茅埂、皇木坪海拔在20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几百年前是一片片高大的冷杉林,后来人为活动影响使它产生巨变,自然景观完全判若两地。这种变化我们在历史文献中难以发现,可能发现了也难以相信,但草甸中的孤树残木、当地口碑传说与历史文献互为印证,典型的沧桑之变,就在眼前,令人不可不信。

30多年前,我们的学者在研究历史时根本没有历史生态环境意识。不过,到了现代人们环境意识浓厚之时,人们潜意识里认为生产力越发达,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越明显,生态环境就越来越差,古代的生态环境就肯定比现代好。我们仅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更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简单结论。其实不然,人地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发展的,在人地互动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是复杂的。实际上,我们通过田野考察研究表明,至少清代中后期中国城市四周的森林生态环境远比近20年我们的大中城市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古代有从铜器和石刻中考辨文字源流之类的学问,或名之称为金石学,并没有现代科学意义的考古学,今天的考古学从科学意义上讲是从西方来的。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以实地工作为重中之重,所以又称为“田野发掘”“田野考古”,有“探方”“遗址”“文化层”之类话语。今天,我们历史地理学、人类学所谈的田野工作,可能在考古学来看,是最基本的了。至于人类学,不论是现代人类学,还是历史人类学,都是直接研究现实生活或历史上的人的学问,而且主要是分析区域差异中的人,这就赋予了人类学从开始就与田野调查密不可分的学科特性。

我们应该看到,对于大众而言,“行万里路”表面上比“读万卷书”更容易;但对于学者而言,可能“读万卷书”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而“行万里路”可能就往往有难言之处。特别是在现代人文研究工程化、数量化的今天,花费大量财力、人力、时间做田野考察往往得不偿失,所以就是在今天,在许多人文学者中,仍然有不重视人文田野考察工作的现象。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我们的人文田野考察中,也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主要体现在许多人只关注“大众景观”“大众遗址”的考察,往往追求到此一游的效果,考察浮光掠影,流于形式。这种考察只满足研究领域最基本的感受和体验,故在其著作中完全没有直接的考察资料作为支撑,自然难有由此而来的重要发现。

正是因为科学积累深厚、信息发达,对我们学者的田野考察要求就更高。现在民间的旅游者徒步、自驾旅游、户外探险、扫街寻古风尚一时,一大批本与地理无关的杂志也热捧跟风戴上“地理”帽子,“地理”一词在旅游业的推动下成为“显词”。这一方面为我们研究工作和田野工作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也提供了我们更多的生存的空间,但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对我们的田野科学考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走前人没走过路,发前人所未发见,就显得尤为重要。

记得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卷23《杂记上》中称:

语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然二者亦不能兼。……然绍兴老幕、白发长随,走遍十八省,而问其山川之形势、道理之远近、风俗之厚薄、物产之生植,而茫然如梦者,亦比比皆是也。

在我看来,这里钱泳与其是对“行万里路”而不“读万卷书”的批评,倒不如说是对当时一些一般意义上的宦游、私游不深入的批评,也引发出我们对中国传统“行万里路”存在的一些不足的反思。从晋代取道西南的法显到唐代取道西北的玄奘,从留心自然的徐霞客到关怀人文的王士性,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田野考察虽然很经典,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理论总结、蓝本设计的薄弱制约了他们对田野考察的理论总结,他们也处在一种无严格科学规范、无具体科学目的田野考察之中。严格地讲,中国学术界的科学意义上的田野考察工作始于20世纪初,首先出现的学科也不是历史学,而是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语境之中。

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田野调查(fieldwork、fieldstudy、fieldresearch)一词是19世纪由人类学家们提出,但是哪一位最先提出这个话语还无从考证。何星亮认为,19世纪末是现代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产生时期,英国人类学界是这一方法的主要创始群之一。汪宁生先生在《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一书中总结到,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为始,形成进化学派,也有用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如美国人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H.Morgan)(图0-5)用这种方法做出了杰出贡献,所以有人认为现代西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始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摩尔根。19世纪末的英国人阿尔弗雷德·C.哈登(A.C.Haddon)也做过大量调查工作,但主要是以图书资料为主。后来产生的传播学派对田野工作并不是太重视,但号称美国人类学之父的法兰兹·鲍亚士(FranzBoas)极力提倡田野考察,被称为历史学派。20世纪初在英国形成了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凌诺夫斯基(B.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大力推行田野考察工作,为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做出了标准化的奠基工作。而在20世纪前期中国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田野工作开展得较为充分,人类学家林惠祥、凌纯声、芮逸夫、费孝通、潘光旦(图0-6)、林耀华、江应梁等做了大量工作。一般认为早在19世纪后半叶,西方科学的田野考古学便形成,到20世纪初,西方以探方、地层为标志的考古学已经成熟。我们的考古学界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接受了西方的考古学,从李济(图0-7)开始将西方科学意义的考古发掘范式引入,自此考古工作的田野性就逐渐成了常态。

但在历史学界真正将田野工作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途径却出现较晚。20世纪上半叶,傅衣凌在研究明清经济史时对中国乡村社会做过一些田野观察,但田野感受并不直接入史。20世纪50年代以后,历史地理学界的史念海(图0-8)、侯仁之先生等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较多身体力行地进行田野考察,陈春声、刘志伟、陈支平、温春来、黄国信、科大卫、赵世瑜、郑振满、王振忠等在明清历史研究中较多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成为历史研究中历史人类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是中山大学还专门建立了田野考察的实习基地——西樵基地。在学会方面,中国唐史学会以前曾组织了大量集体的田野考察。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也以注重田野考察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为特色,创办了《中国人文田野》学术集刊,组建了历史图像与田野工作实验室。最近,贵州民族大学提出了“田野史学”的概念。

应该看到,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对田野考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随着历史学的不断发展,其田野考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在大量田野工作的前提下,科学地总结中国历史学研究中的田野考察工作的功用、路径、手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推动历史研究中的田野工作的效果无疑是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应该看到,目前学术界已经出版了相关的田野调查理论方面的总结论著,如杨堃的《民族学调查方法》、汪宁生的《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董建波的《史学田野调查方法与实践》、何星亮的《文化人类学调查与研究方法》、温春来和黄国信的《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的理论、方法与案例》、冯学恩的《田野考古学》等,对这方面的思考已经较多了,有的思考已经较为深入。当然,这些著作也存在一些可以更全面拓展充实的空间,如上面论著不论从方法到案例,主要是人类学的个案和切入点,缺乏历史学研究的案例,调查针对的历史时段也多在19纪末到20世纪之内,历史的味道相对缺乏,有关一些具体的技术手段的运用介绍还不够全面,所以有进一步研究总结的必要。总的来看,目前有关史学田野考察方法的著作都还没有完全跳出历史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调查的身影,还没有完全构建出一个历史学的整体田野考察方法的范式。

这本《史学田野考察方法》(蓝勇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6)呈现给大家的是我从1981年第一次进行历史学田野考察至今40年的历史学研究田野考察经历的一些思考,涉及的田野实践个案主要是我自己的田野考察个案,当然个别地方也将其他学者的田野个案作为补充。从理论上讲,撰写一部整体的历史学田野考察方法著作,需要作者在历史学的方方面面都有研究基础,且还有大量的田野实践,但可能在现实中这样的学者并不多见。我早年从事唐史研究,后来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和西南地方史的研究,近十多年来也偶然涉及中国环境史、技术史、图像史学等内容,所以,我的研究面还是十分狭窄,涉及的领域还不够宽广,可能在许多方面的思考还不全面。

这里要说的是,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工作主要针对人和人类社会,用“调查”二字较为贴切妥当,但历史学的田野工作不仅要面对人和人类社会,而且还要面对人文遗迹、自然景观,故用“考察”更加贴切妥当,故本书就以“史学田野考察方法”命名。

蓝勇

2021年6月

本文摘编自《史学田野考察方法》(蓝勇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6)一书“自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诉求的科学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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