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一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传奇人物，其一生跌宕起伏，成就非凡。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他早年积极参与建党活动，为中共在欧洲的革命进程作出重要贡献。然而，因一时意气用事，他选择退党，转而专注于教育与学术研究，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佼佼者。晚年的张申府虽历经坎坷，却始终坚持真理，其思想影响深远。从革命先驱到学术大家，张申府的身份转变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他的一生又经历了哪些波折与辉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传奇人物的世界，探寻他的非凡人生轨迹。

张申府，原名张崧年，字申甫，1893年6月15日诞生于河北省献县（现隶属于沧县杜生镇小垛庄村），出身于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其祖父为当地知名的富农，父亲更是晚清时期的进士，这样的家庭环境为他提供了优越的教育资源，也塑造了他对学问的深厚兴趣。自幼年起，张申府便展现出了扎实的古文功底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

1907年，年仅14岁的张申府在一位远房表叔的引领下，踏上了前往北京求学的道路。这一决定不仅开启了他的学术生涯，也为他日后的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1913年，他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专攻数理学科。次年，他转入文学院学习哲学，但不久后又因对数学的热爱而转至数学系。这一学术路径的转变，特别是他对罗素解析哲学的浓厚兴趣，彰显了他对知识的广泛追求和深刻理解。

在北京大学的学习期间，张申府不仅学业成绩斐然，更积极参与了新文化运动，与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17年，他以助教身份留在北京大学，负责教授预科数学和逻辑学。同年，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并担任编辑职务。这份杂志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平台。

1918年，毛泽东经杨昌济教授推荐，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成为张申府的下属。这一时期的接触，无疑为两人日后的革命合作奠定了基础。1919年，张申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担任《少年中国》杂志的编辑。同年，他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共同参与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创建，继续探索和实践新的社会理想。

1920年，张申府与李大钊等人在北京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参与建党活动。同年9月，他南下迎接罗素来华讲学，并在上海与陈独秀商讨建党事宜。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包括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张申府不仅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还积极参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展现了他的卓越领导能力和坚定革命信念。

1921年，张申府赴法国宣传革命思想，并在巴黎创立了旅法共产党小组。这一举措不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欧洲的影响，也为后续的革命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同年，他与刘清扬一起介绍了周总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旅法小组的重要成员。此外，他还成功发展了赵世炎、陈公培等人加入党组织，为中共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2年，张申府与刘清扬、周总理等人从法国移居德国柏林，继续从事建党活动。在柏林，他们组建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张申府担任支部书记兼中共中央驻柏林通信员。这一时期的张申府，不仅在组织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思想上对党员进行了深入的引导和教育。在德期间，他结识了朱德，并与周总理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增添了新的力量。

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这一历史性的抉择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当时复杂多变的中国革命形势下，此决策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旨在通过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应对强大的敌人。同年，张申府学成归国，随即投身于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为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黄埔军校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摇篮，其筹建与运营均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使命。1924年2月，张申府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成为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中的最高职务者。在任期间，他亲自负责第一期学员的口试、笔试监考及阅卷工作，以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的素养，为军校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革命军事人才。张申府的工作不仅体现了中共对黄埔军校的高度重视，也彰显了他个人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但是，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发展，党内对于如何保持党的独立性、如何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逐渐产生了分歧。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便是进一步讨论和确定国共合作的方向和策略。此时的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如火如荼，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国共合作的未来走向成为党内争论的焦点。

在中共四大上，张申府成为了反对与国民党结盟的代表性人物。他深切地担忧，与国民党结盟会削弱共产党的独立性，甚至可能导致共产党被国民党同化或吞并。张申府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认为过度的合作可能会牺牲共产党的革命理想和原则。他的这一立场，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坚决主张继续深化国共合作，他们认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只有联合国民党，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他们强调，国共合作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共产党扩大影响、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

由于在与国民党结盟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张申府最终选择了退党。退党后的他，并未远离革命事业，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中。他积极翻译和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特别是罗素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系教授，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他与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等著名教授并称为“四大金刚”，共同为中国的哲学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张申府在哲学系的教学工作中，不仅传授了深厚的哲学知识，还积极引导学生思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他坚持“说真话”的原则，认为“个性解放”比“政治革命”更为重要。这些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反响，激发了学生们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

1935年，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不断扩张，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张申府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与学生领袖刘清扬、姚依林、孙荪荃等人共同组织和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作为学生游行的总指挥，张申府在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通过慷慨激昂的演讲，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二九运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对张申府的个人声誉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6年1月27日，张申府与杨秀峰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民盟的前身），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执行委员。然而，由于他积极组织和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当局于2月29日拘捕了张申府和刘清扬，将他们关押到了安定门外的陆军监狱。面对当局的迫害，张申府并未屈服，而是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两个月后，经党组织营救和冯玉祥保释，他重获自由。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张申府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再次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先后前往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主活动。在武汉期间，张申府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与“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六人一同参与国事讨论。这一职务的获得，既是对他过去贡献的认可，也是国民政府为了团结各界抗日力量而做出的安排。在参政会中，张申府积极发言，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他的言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为抗日救亡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隆重召开，标志着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重要集会。在此次大会上，张申府以参政员的身份积极参与，为抗战事业献计献策。当时，中国正深陷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国家命运悬于一线。张申府，作为一位具有深远影响力和广博学识的知识分子，充分利用其社会地位和学术资源，积极宣传抗日思想，致力于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抗战期间，张申府不仅限于政治议场的发言，他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组织各类抗日救亡活动。通过募捐、宣传等多种方式，他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支持抗战事业。这些活动不仅为前线战士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支持，更在精神上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1942年，张申府正式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担任中央常委的重要职务。此时，中国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国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作为民主政团同盟的领导成员，张申府积极参与各类政治活动，为抗战胜利和民主建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学识，推动盟内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946年1月，张申府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次会议是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次重要政治协商，旨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内政治问题，避免内战的发生。在会议上，张申府积极发言，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民主和平的实现而努力。然而，随着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并挑起内战，张申府与民盟领导人一起，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共同抵制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

但是，张申府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1948年，他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公开承认国民政府的“宪政”，并对“解放军”进行了不当的言辞攻击。这一行为引起了共产党人和民盟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和批判。最终，他被民盟开除，妻子刘清扬也登报宣布与他离婚，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张申府政治生涯的低谷。

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由于先前的经历，一度面临生活困境。然而，在周总理、彭真等人的关怀和帮助下，他得以在北京图书馆担任研究员，长期从事文献翻译和中外文图书采访等工作。尽管政治身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和政治信念，没有放弃对真理的探索和对社会的关怀。

1957年，张申府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和迫害。然而，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学术追求和政治信念，没有屈服于外界的压力。经过几年的批判和改造，他终于在1960年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尽管政治身份得到了恢复，但他的职业生涯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难以再回到过去的辉煌时期。

在“文革”期间，张申府再次受到冲击，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了更为严厉的批判和迫害。然而，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和人格尊严，没有向外界的压力屈服。1979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张申府也获得了彻底平反，党组织撤销了对他的所有处分，解除了他所背负的所有“污名”。

获得平反后，张申府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他先后担任了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继续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晚年时期，他致力于将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相融合，取长补短，推动了中国哲学界的学术交流和发展。他坚持“说真话”的原则，认为“个性解放”比“政治革命”更为重要。尽管他的著作并未形成系统的学术体系，但他的思想依然对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6年，张申府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他的政治生涯和学术追求都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假如他不负气退党，那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会怎么样了？

张申府不仅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更在政治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展望未来，我们应继承张申府先生的精神遗产，坚持说真话，为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同时，我们也应铭记历史，从张申府的经历中汲取智慧、教训和力量，坚定信念，勇往直前。在此，邀请大家一同探讨张申府的思想与贡献，共同追寻真理与光明。让我们携手前行，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书写属于我们的辉煌篇章，为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