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了！”1916年6月，已经到了弥留时刻的袁世凯，将长子袁克定叫到床前，一字一句叮嘱道。

躺在床上的这些天，袁世凯也想明白了一些事情，如果不是被人“撺掇”复辟帝制，自己也不会早早走上黄泉路。没过多久，一代枭雄袁世凯一命呜呼，咽气前似乎还心有不甘，用尽最后的力气怪声高呼：

“杨度误我！”

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为了尽快当上正式总统，用金钱收买了上百人拼凑成了公民党充当自己的“打手”。经过三次投票，袁世凯终于勉强当选，在前清皇帝登基的太和殿宣誓就职。

在袁世凯的心中一向是“人治”大于“法治”，尤其在他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就多次抱怨《临时约法》对他限制过严，因此当上正式大总统之后，袁世凯第一件事就是修改《临时约法》，声明只有他一人有公布宪法的权力。

各省都督、民政长立刻心领神会，纷纷以修改宪法草案为引子，肆意诋毁国民党和国会，并一致主张解散国民党。在众人的“围剿”之下，国会只得停止议事，袁世凯的解散国会的预谋终于实现。

没有了国会的束缚，袁世凯开始对政府机构进行随心所欲的改组。尽管袁世凯处处标榜创新，但实际上还是参照了前清制度，将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所有机关都变成了他的独裁工具。

整顿完政府机关，袁世凯的下一步就是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让人们不再信仰他所憎恨的民主主义。因此袁世凯先后颁布命令恢复前清的祀孔规定，规定每年旧历仲秋，中央和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

“祀孔”之后，袁世凯又下令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还在当年的冬至令节举行祀天典礼，模仿封建帝王在天坛顶礼膜拜。

1915年，各种为袁世凯复辟帝制而精心炮制出的消息开始盛行中外，但袁世凯仍对称帝矢口否认，口口声声宣称自己“连总统都不想做，哪里还能想到当皇帝”。可暗中却打算让人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这个人就是杨度。

杨度出生于湖南一户湘军家庭，承蒙大伯的资助，杨度在幼年丧父之后，仍有机会接受教育，还前往日本留学，回国后保荐入京参加进士考试，一举夺得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

1908年，杨度开始和袁世凯有交往，袁世凯欣赏杨度的才干和学问，极力推举他在颐和园开设宪法讲座，给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后来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就是杨度的政治思想。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为他鞍前马后奔走的杨度并没有得到重用，而是按照袁世凯的意思，以经商为名帮助袁世凯打探各地复辟清室的消息，将各种关系和势力都拉拢到袁世凯身边。

国会解散之后，杨度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参政，还赐匾题字“旷代逸才”。听说袁世凯梦想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杨度当即筹建起“筹安会”，几个月的时间就拉拢了数千人，为袁世凯复辟大造舆论。

为了将袁世凯复辟帝制变得合理，杨度将辛亥革命以来，因袁世凯专制独裁造成的民族危机，硬说成是实行民主共和的结果，并写成文章在各地广文散发。

自打1915年末袁世凯称帝之后，就开始遭遇一系列毁灭性的打击，除了全国上下千夫所指，就连身边最亲近的人也离他而去。那一段时间，袁世凯没有了往日的从容，整个人都显得比较紧张，甚至到了焦虑的状态。

1916年的元宵节，本来袁世凯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结果六姨太率先向袁世凯发难，嚷嚷着不给自己封妃就带着孩子回老家，其他姨太太见状也跟着起哄。袁世凯本就心情不好，见此情形干脆长叹一声：

“你们要回老家，就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

说完，袁世凯放下碗筷，一个人走回了办公室。自此，袁世凯精神萎靡不振，慢慢地整个人都进入了一种病态。

刚开始袁世凯只是排尿不畅，但袁世凯讳疾忌医，不肯看医生。后来病情加重，笃信中医的袁世凯坚持依靠中药调理，结果尿毒扩散，全身水肿。全家商量之后，由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出面，请来法国公使馆的医生，医生判断袁世凯是膀胱结石，需要住院手术治疗。

但袁世凯坚持不肯住院，医生只能对他进行人工排尿，帮他缓解当前的痛苦。

就这样一拖再拖，袁世凯终于将自己拖到了鬼门关前。在病逝的前一天，昏迷了好长时间的袁世凯清醒过来，让医生给自己打了一针强心针，叫来身边人交代后事，定下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全家人托付给了徐世昌。

“袁世凯死了！袁世凯死了！”1916年6月6日，全世界人民都在为袁世凯的死而欣喜若狂。尽管袁世凯在临终前还在责怪杨度的不好，但杨度还是为袁世凯写了一副挽联，表示只是袁世凯自己不争气，不应该将失败的责任推到自己头上：

“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返，再平此狱。

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之后，下令严惩杨度和“筹安会”，杨度闻讯带着一家人匆匆搬到了天津租界。那段时间，杨度整日坐在家中吟诗、写文章、读书，不和家里人讲话。

此时的杨度仍保持自己君主立宪的主张。当年杨度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与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单就“革命还是保皇”这一问题，两个人就辩论了三天三夜，最终孙中山没有说服杨度，却在杨度的介绍下认识了黄兴。

后来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但杨度却表示愿意各行其是。

直到1917年张勋和康有为一起发动复辟，将溥仪这个末代皇帝重新捧上皇帝的宝座，还将清朝的旧礼仪全部恢复，引起了全国各地主要将领的不满，纷纷通电表示反对。

杨度也发电报给张勋和康有为，批评他们的做法是不合时宜的措施，与君主立宪的精神完全相反。自此，杨度思想日渐消极，开始研究起佛学来了。

1918年北洋政府发布特赦令之后，杨度重新恢复了自由，举家搬回北京，继续整日待在家中研究佛学，只为从苦闷中解脱出来，甚至企图从佛学中寻找出挽救人民大众于苦难的方法。

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失败后，派人到北京找杨度希望帮自己解围，杨度有感于自己“君主立宪”失败，欣然答应尽心协助孙中山。五四运动爆发后，杨度的心灵被深深震撼到，整个人逐渐走出了虚无飘渺的佛学，重新回到了爱国爱民的现实之中。

孙中山听说杨度设法阻挡吴佩孚援助陈炯明一事后，邀请他加入国民党。性格高傲的杨度只说了一句：“我不加入国民党，照样可以为国民党工作。”婉拒了孙中山。

为了帮助孙中山，杨度在此后的一年中经常奔走于南北各地，执行孙中山给他的任务，为国民党的民主革命作出了贡献。

1925年孙中山病逝之后，痛感后继无人的杨度决心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为民主革命出力，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打入北洋派内部，进行离间分化的工作，促使北伐事业早日成功。

受张宗昌的邀请，杨度进入张宗昌幕府担任总参赞，表面上为张宗昌出谋献策，暗中却处处为革命事业出力。

1927年，冯玉祥的部队向南进军，瓦解了吴佩孚所剩不多的部队，同时孙传芳也被北伐军打垮，北方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只剩下张作霖一个人。杨度得知张作霖和张宗昌之间有嫌隙后，故意放风说张作霖企图和蒋介石联合消灭张宗昌，又劝张宗昌派人和北伐军联系，先打孙传芳，再打张作霖。

正当张宗昌准备按照杨度的计划行事时，张学良奉命找到张宗昌，劝他以团结为重，要顾全大局，不要听人挑拨而独自行动。临走时，张学良还托人转告杨度：“请他少出主意，当心他的脑袋。”

杨度见自己的计划未能成功，生命还受到了威胁，干脆向张宗昌告辞，回北京去了。

回到北京不久，杨度就听说张作霖准备向躲在俄国兵营的共产党“开刀”的消息。情急之下杨度让大儿子去通知章士钊想对应之策。结果有人认为杨度的消息不可靠，没有通知俄国兵营中的同志转移，结果35名共产党员被捕，其中就包括李大钊。

随后杨度和章士钊等人多方营救李大钊，可惜都未能成功。在李大钊被处以绞刑后，杨度深为感动。

1928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杨度受邀定居上海。经人牵线，杨度认识了陈赓，开始直接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当时党内不少人对杨度有怀疑，觉得这样一个极端保守的君主立宪派，不可能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潘汉年和杨度接触之后，感到了杨度的确有为革命工作的诚意。

在周恩来的批准下，杨度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并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得益于自己复杂的交际网，杨度游走在杜月笙、张啸林和日本高官之间，收集了不少的情报。

1931年哈同去世之后，杨度为了应酬不得不执绋送葬，结果路上中了暑，后来又吃了点冷饮，结果回家后就腹泻不止，还引起了胃出血。尽管全家人想办法找各种医生为他治疗，但杨度还是因病情加剧离开了人世。

杨度病逝之后，到家里来吊丧的各路人士都有，有杨度的旧友，国民党的官员，杜月笙、张啸林一类的上海名流，周恩来也曾派人到家中临祭送葬。

杨度被安葬在江湾上海公墓，墓碑由夏寿田书写。上海沦陷之后，日本人要在江湾修建飞机场，杨度的墓葬不得不迁往上海西郊寅春庙附近，重新修建了坟墓，但墓碑仍用原来的碑。

1944年，熊佛西写成话剧《袁世凯》，其中对杨度极尽丑化。杨度的女儿杨云慧听说此事后，在友人面前发了一通牢骚，结果被周恩来得知，将她请来表示了关怀，并以党组织的名义，通知熊佛西停演《袁世凯》。

新中国成立前夕，正在英国学习的杨云慧匆匆回国，参加全国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周总理一见到她，便热情地走来与她握手欢迎，还主动与她捧杯，表示对杨度先生的敬意。临别前，周总理嘱咐杨云慧：

“你以后有什么事，来找我好了。”

1966年，杨度的丈夫郭有守回国不久，受到陈毅的热情接见。谈话间，陈毅无意中问起杨云慧是哪里人，在听说杨云慧就是杨度的女儿后，陈毅高兴地说：“原来是杨晳子先生的后人，他真了不起，文章好得很。”

说着，陈毅当场背诵了一首杨度生前写的诗歌，对诗歌中表露的爱国之情表达了赞美和敬佩之情。临别之际，陈毅将郭有守夫妇送到会客厅外面，和杨云慧握手言别时还不停地说：

“我今天遇见了杨皙子的后人了……”

十年政治风暴开始后，杨度的家遭到破坏，杨度的妻子据理力争，结果吃尽了苦头，自此卧病在床。杨云慧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找到章士钊，希望弄清父亲杨度是否是共产党员，以帮助母亲摆脱困境。章士钊亲口告诉杨云慧：

“你父亲的确加入了共产党，而且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入的党，这件事毛主席曾亲口和我说过，不过对党外一直没有公开。”

在章士钊的帮助下，周总理了解到杨度一家遭受的厄运，当即打电话给上海有关方面。从此杨家屁股静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不过杨度的入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公开的确认。

在周总理病逝前，曾叮嘱秘书通知王冶秋，如果《辞海》上有杨度的辞目，一定要将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只是这件事当时一直没能够公开，杨度的妻子深感翻身无望，很早便郁郁而终。

1978年8月，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文章，提到了有关杨度入党的事情，随后李一氓发表文章，证明了杨度入党一事。由于十年政治风暴期间，杨度的坟墓被毁，因此杨云慧和哥哥在北京、上海两地积极反映，最后在夏衍的帮助下，有关部门决定为杨度重新建墓。

杨度的新墓重建在上海万国公墓内，旁边就是宋庆龄的墓葬。由于之前的墓碑还在，有关部门没有另行刻碑，只是在墓前增添了一块石碑，上面镌刻了杨度的生平简介。

1986年6月，杨度新墓重建落成仪式在万国公墓举行，有上百人参加这一仪式，八十多岁高龄的周谷城特意赶来参加。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主持了仪式，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在仪式上作了致词。

杨度生前一心为了要使国富民强，却在政治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最后终于找到了真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杨度仍然有这么多人怀念，足以见得只要做了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这个人就不会被抹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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