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说：孔夫子关于《诗经》《尚书》《礼》《乐》《周易》《春秋》等西周文献的言论，我们经常听到；但夫子关于人性和天道方面的言论，我们从没听到过。

六艺

因此，子贡再问。孔子答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曾说过什么？四季周而复始，万物蓬勃生长。天又何曾说了什么啊？天都不说，我又何从说起？——这话颇有点老子的味道。

也许是巧合，几次关于周易的话题都出自子贡，不知道为什么后儒们们把同一类话题都安排在子贡一个人身上？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既然如此喜爱《周易》，孔子最应该谈的应该是“x与天道”，可是《论语》却极少关涉《周易》方面的话题，即使有，也是关于卜筮与算卦方面的内容。

但是，子贡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从前孔子教诲弟子的都是“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之类的，就是说：没德行的人，才祈求神灵的保佑；没智谋的人，才求助“易”的启示。

子贡对孔子“好易”颇感疑惑，于是就问：老夫子为什么晚年热衷于那个用来卜筮的《周易》呢？

孔子回答说：我现在研究“易”，并不等于都定了从前的说法，不过是“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而可乎？”——我并非在于用它做什么，只是喜欢卦爻辞而已。这有什么错呢？

子贡还是不理解，再问：夫子教我们“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奇于人也，而可乎？”——您教我们遵循常规，合宜则动，就不会有什么疑惑。现在却喜爱爻辞，您这是标新立异啊，这也行吗？

孔子生气了：端木赐，你太尖刻了！《易》，能让人懂得敬畏与进取，教人去诈而不妄，文王仁德，纣王无道，文王不得志时就深藏若虚，以避灾祸，这样的忍辱负重，我就是通过卦辞爻辞了解到的。不然，我怎么会知道这些道理呢？

子贡仍然不信周易能有那样的功能，试探着问：老师您真的相信《周易》的功能吗？

孔子很自信地回答道：“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我算卦的准确率在七成左右吧，周粱山占卜那次，因是多人占卜，最后我听从众人的说法。

孔子见子贡质疑，担心后人也会因为他“好易”而遭受质疑，于是强调道：我对于《周易》，“吾求其德而已”，至于祝巫卜筮之用，那不是我读易的目的！

所以，孔子晚年好易，“好”的是“其德而已”，为的是探寻他心中的圣人周文王“仁德”的心路历程，因为《周易》乃“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孔子想从中探得文王之“德”。

同时，孔子担心后人会质疑他“好易”的动机，于是强调说：没别的意思，我不过是追求“《易》之德”而已。

事实上，除了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之外，《论语》《孔子家语》，以及《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子列传》等，几乎都不涉及《周易》。而且，西周的官学“六艺”也没有《周易》，因此，《周易》虽被孔子列为《六艺》教材，但并没有哪一个学生真正以易学为主要研究方向。

这是一个而很有意思的话题，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但对儒学的传播贡献最大的几个弟子曾子、子张、子夏，就连孔子形象的设计师子贡，都没有片言只语的易学传布于世间。

唯一的传《易》者商瞿，而《论语》却不见记载，岂不怪哉？宋代大儒叶梦得云：其人尚在若有若无间，遑论传《易》之事哉?

世人常云：孔子“不言x与天道”，是因为“天道远，人道迩”，因此“存而不论”。

这个说法太过勉强，儒家思想发展史否定了这一说法。儒分八家之后，曾子这一系的学术开始言“x与天道”，子孟学派、荀子学派成了“x与天道”开山鼻祖，从《中庸》《大学》到战国时期的《易传》，这是易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外衣，道法阴阳杂糅之学）”后，两汉魏晋时期，是易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两宋理学是易学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至此，易学体系趋于完备，发展到了顶峰。

但两汉、魏晋以及两宋易学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的并非儒学一家，还有道家、阴阳家，尤其是魏晋、两宋期间的易学理论，没有一个玄学家或理学家不是跳出儒学之外，广收博采诸家学说而成。比如玄学家王弼，就开启了以老解易的先河，为两宋义理学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此，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孔子“不言x与天道”，不是因为“天道远，人道迩”，那是因为孔子时期，巫风甚盛，很难把学术跟卜筮分开，所以孔子甚至担心自己“好易”而被后人误会。

这一点有足够的史料证明，从《左传》《国语》以及出土文献来看，《周易》一开始的确是作为占卜之书被王室所用的。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与戎”都离不开易占。

《春秋左氏传》几乎就是一本关于《周易》卜筮的书，而卜筮的结果也是按照卜筮者的意愿而设定的，比如晋献公想立骊姬做夫人，太卜用龟来占卜，结果不吉利，献公就要求再用草占卜，结果是吉利。

太卜说，筮草没有龟壳灵验，献公说：合我意者才是灵验的。

所以，卜筮在很多时候只是求占者的安慰剂，同时也是治民的“秘籍”，比如“武王伐纣”出征前要占问吉凶，姜子牙阻止说，商王军队都在东夷作战，朝歌防备空虚，一击必胜，占卜反倒迷惑军心。鼓动军心没有比临场的利益分析更好的了。

孔子和《论语》的编者们，是因“易经”有“乱离怪神”之嫌吗？这个因素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与夏商周时期的原始崇拜有关。

直到尧舜禹时期，中国先民还停留在自然神的崇拜阶段，所谓自然神，就是赋予风雨雷电、山川树木以人格，到了夏启建立家天下的王朝后，华夏先民的信仰才出现了一个百神之长：天。

“天”成为宇宙的最高主宰，它掌握着人世间的惩恶扬善，如夏禹讨伐有扈氏就认为是“天用剿绝其命”，自己乃“共行天之罚也”。

到了殷商时期，“上天”逐渐变为“帝”或“上帝”。《尚书·汤誓》记载商汤伐夏桀时说：“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所以商王庙号均称“帝某”，如商纣王帝辛，帝乙少子，“纣王”则是周武王追加的谥号。

基督教在中国传道，即融入了中国本土教的理念，借用了商朝时期的上帝神概念。

西周时期一开始是“上帝”“皇上帝”“皇天上帝”“天”等混用，后来就用“天”来指代具有最高权威的至上神。

就这样，“天”逐渐被赋予了理性意志，而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天命”，比如《尚书·大诰》就说：“其有能格知天命，天命不僭”。

“天”与“人”的统一就是在西周时期完成的，“天”是世间万物的主宰者，周王的嫡长子便自称为“天子”。

天子当然要奉行“天命”，而“天”还可以随时变更不称职天子。《尚书·召诰》说：“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周公认为：殷王宣扬的“生而有命在天”是错误的，于是就提出了“天命靡常”的观念，这是针对商王朝而制造的“革命”舆论。

所以周邦推翻殷商王朝，是“以德配天”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关于“x与天命”，那是意识形态的大问题，孔子虽然相信有人格、有意志的天存在，但因属于“怪、神”范畴，易生歧义与争执，很难把握，不便议论，故“不语”。

而“六艺”是雅文、雅言、雅乐，教化民众，教人仁义正道在什么时候都是正当的，也是他最乐于“言”的。所以“不语x与天道”可能也是孔子“不言怪乱力神”思想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