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世纪后半段，放眼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除了中国、日本、暹罗（今天的泰国）以外，就没有其他的独立国家了。这给当时的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迫使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开始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富国强兵，以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

然而仅仅二十年的时间，日本便通过一场“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开始从反殖民反侵略的落后民族迅速转变为对外疯狂殖民扩张的军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对中国，开始施加野蛮的蚕食与侵略。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却还能够心安理得，甚至振振有词。这当中的原因，除了日本自身固有的皇国观念、“武士道”精神以及军国主义传统以外，也与近代日本开始越来越畸形地看待中国紧密相关。

对中国既“蔑视”又“畏惧”的扭曲心理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看待中国的感觉错综复杂、充满矛盾。从物质文明角度而言，尽管清王朝长期奉行闭关锁国，与西方国家产生了差距，但是经济总量仍然十分巨大。彼时的西方国家也多认为中国潜力巨大，是一头“沉睡中的雄狮”。因此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在物质文明领域对于中国还保持了相当的畏惧。

“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开始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1888年“北洋水师”组建，成为当时的“亚洲第一舰队”，中国人也拥有了洋人的“船坚炮利”。日本电视剧《坂上之云》中通过一段描写“北洋水师”访问日本的情节，生动体现了当时日本人的扭曲心理：“镇远、定远等军舰来到日本港口访问，引得岛国子民纷纷前来围观。北洋水师巨大的军舰给了当时还很弱小的日本人以强烈的震撼。这种震撼首先产生的情绪是恐惧，进而就发展成为愤怒。”

在精神文明领域，此时的日本人已经开始对中华文明采取“蔑视”的态度了。日本一直都有效仿吸收外来先进文明的历史传统。“明治维新”以后，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批所谓“启蒙思想家”，通过对西方文化与儒家文化进行“优劣比较”，产生出了一种蔑视中华文明，呼吁日本“脱亚入欧”的思想主张，在当时日本社会成为思想主流。

因此，“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本人，一直在畏惧一个自己十分看不起的民族。这大大加强了整个日本社会对于中国的敌意。后来随着双方实力逆转，日本人终于可以将这种敌意释放出来，造成日本军国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侵略手段格外凶残。

大肆鼓吹中国即将亡国

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大获全胜，令帝国主义国家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掀起了一波“瓜分中国的狂潮”。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中国的积贫积弱，开始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大肆掠夺中国的金融、铁道、采矿等权益，使得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此时的日本政界，普遍认为中国会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与内部分裂产生双重危机，最终走向灭亡。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中形象描述了此时日本人的看法:“中国，已经死了。既然死了，腐烂的肉体就当被食用。”自此日本人再无顾忌，彻底将中国视为“侵略的客体对象”。

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狂潮”，也令日本深感自身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当时大部分日本人自知还无法在军事实力上对抗英、法、俄等欧洲列强。因此认为日本要想在中国获利，就必须加入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瓜分中国。

这种“参加犯罪团伙，共同实施打劫”的做法，自然从心理上降低了道德层面的不安，甚至有了一种“与其便宜外人不如便宜自家兄弟”的道德自洽。自此日本开始加快图谋侵占朝鲜半岛，中国的东三省与福建等地区。

借解放亚洲之名，行侵略亚洲之事

“明治维新”以来，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日本国力的不断增强，日本确立了先“脱亚”后“兴亚”的对外政策。

福泽谕吉发表的《论朝鲜之交际》一文中称：“我日本国对朝鲜之关系乃可视为与美国对日本一样之关系者也 ”，“示我武威而压倒其人心。以我日本之国力助进邻国乃两国交际之趋势 ”。福泽谕吉这里提到对朝鲜所谓的“帮助”，并非是将朝鲜当作一个独立平等的亚洲国家，而是要将其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保护国。

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所谓的“亚细亚主义”。他们认为，整个亚洲正在面临东、西(洋）之间的决战。由于日本是亚洲最为强大的国家，其他亚洲各国理所应当将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源向“亚洲盟主”日本集中，保卫“亚洲的独立”。

在这种“解放亚洲”、“救济亚洲”思想的鼓吹下，日本人完成了美化对外侵略的“自我洗脑”。这种人为制造的历史幻象，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加上了一层“美颜”与“滤镜”。这十分有利于军国主义政府在日本国内开展战争宣传，获取日本民众对于战争的理解与支持，以及麻痹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

这种理论之恶毒，以至于今天很多日本人仍然认同自己国家侵略历史的正当性。面对种种铁一般的事实，他们坚持“当时日本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到下面执行的时候被一些人给搞坏了”，以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开脱。

歪曲解释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思想根源

一些日本学者在分析中国行将“亡国”的原因时，竟然将中华民族重视儒家思想的伦理观、道德观，十分崇尚和平作为中国近代落后的思想根源。

这些日本学者认为，中国人传统上不屑于使用武力。儒家将“轻徭薄赋，爱民不劳民”作为君主的美德。在与外族发生冲突时，中国人首先想到以德服人，感化对方。

他们认为中国人的“和平主义”代表了一种“尚古、保守”的思想。当今世界早已被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主宰，中国人信奉的这套“德服”、“感化”是绝无可能实现的，最终不过是一种“政治理想”罢了。中国因此沦为帝国主义“砧板上的肉”也顺理成章了。

在分析了中国所谓的“教训”之后，这些学者给到日本的建议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本身并不具有道德价值判断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只要最终目标是“善意且崇高”的，那么采取什么手段在所不问。这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扩张过程中，完全丧失道德顾忌，手段极端残酷残忍提供了理论支持。

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南北二元对抗”理论，分析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思想根源。白鸟库吉认为，中国历史一直存在着“南方汉民族”与“北方戎狄民族”之间的南北对抗。双方以“万里长城”为分界线，呈现出“一进一退、一兴一废”的历史发展循环。

白鸟库吉认为，中国人在“南北对抗”的过程中，形成了保守主义的思想。汉民族为了维持自己的江山社稷、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既建立了“万里长城”作为“有形的长城”,又建立了比“万里长城”更加坚固的“无形的长城”，即中国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是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思想根源。

分析了中国所谓的“教训”之后，持此类观点的学者给到日本的建议是：日本不可以故步自封，在取得一点成就之后就沾沾自喜。日本必须主动出击，不断对外“进取”。当日本面临着沙俄巨大的“威胁”之时，不可以在家中坐以待毙，而应当向着朝鲜半岛，中国的“满蒙”进行扩张。通过主动出击，将沙俄对日本的“威胁”化解在日本本土之外。

结语

日本近代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实现“脱亚入欧”，但是日本文化基因当中那些与近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思想糟粕却没有在全面“西化”的过程中被剔除掉，反而与西方近代最为非理性的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可以讲是将“各家之劣根集于一身。”

为了将日本军国主义种种极端行为合理化，日本思想界、文化界创造出来一系列极端、偏颇分析中国的理论与视角。这里面很多内容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日本社会当中，十分值得我们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