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政治笑话”，泛指“民众对国家政治体系以及代表人物等进行的带有批判与调侃意味的口头表达”，是普通民众集体创作的作品。
由于苏联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普通民众只能借助“政治笑话”这种形式，间接表达自己的愤懑与不满之情。因此，“苏联笑话”不仅是今人充分了解苏联政治与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也可以从中探查到苏联解体与苏共败亡的深层次原因。
90年代的俄罗斯“精神小伙”
1）“苏联笑话”的几种类型学界铺百年认为，苏联笑话的“吐槽”对象，主要以政治体系、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居多。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分别说说。
1）“吐槽”苏联的政治体系
坦诚说，革命的热情离不开物质的支撑。当政治制度的运行不能给民众带来充分的物质保障和与精神满足时，无论多么响亮的口号都会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成为负能量，进而演变为滋生政治笑话的肥沃土壤。
在苏联，这种笑话的“吐槽”对象包含并不局限于苏联的国家制度、政党结构、管理方式、干部以及选举制度等。
列宁和劳动者
众所周知，素来以“重工业发达”著称的苏联，轻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滞后。其结果就是，消费品的短缺与排队购物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与之相关的笑话一直都很多。
一位党员努力地向一位老妇人解释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那时候将有一切，食物，衣服，各种商品，你还可以出国旅游。”老妇人：“哦，明白了，跟沙皇时代一样。”
赶跑克里姆林宫里的老鼠？”“在里面放个标牌，写上‘集体农场’四字，不多久大半老鼠会饿死，剩下的都逃之夭夭了。”
伊万下班回家，看见老婆和一个陌生人躺在床上。伊万吼道：“真耽误事，街角的商店在卖鸡蛋，还不赶紧排队去！”
排队购物的苏联民众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干部职务终身制”一直都是苏联体制的一大特色。在他担任最高领导人期间，苏共领导层的组成人员几乎处于长期的原封不动状态。实际上，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多位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在自己的职位上寿终正寝的。
对于这种“老人政治体制”，苏联民众极尽嘲讽：
（二号人物）苏斯洛夫临终前，政治局委员们围在他的床边。他们紧张地等待着医生宣告苏斯洛夫死亡。沉默了良久之后，医生终于开口说：“没有办法啊，没有人能顶得住死亡，我们的主要敌人就是老年化”。
“不对”，勃列日涅夫接过话头，“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缺乏自律。大家看看，我们已经等了半个多小时，但苏斯洛夫居然还没来”。
问：为什么是安德罗波夫当选，而后是契尔年柯在共产党大会上被一致推选？:
答：因为安德罗波夫的肾检验结果最差，契尔年柯的心电图最差。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领导班子
但是，这种“片面追求干部队伍稳定”的心态，不仅使得领导层缺乏锐意进取的精神，更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生长土壤。特权阶层的出现，不仅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党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还制造了社会鸿沟，败坏了社会风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群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民众情绪愈演愈烈，与之相关的笑话也越来越多。
“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
“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谈话。
美国人：我敢在白宫外面大喊，里根下台，你敢吗？苏联人： 有什么不敢的？
说完，苏联人走到克里姆林宫外，大喊：里根下台!
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设立了一个海军部，结果，苏联老大哥就对捷克人说：你们是内陆国家，设什么海军部？捷克人回答说：那你们不是也设了文化部吗？
安德罗波夫，堪称“差点拯救苏联的人”
2）“吐槽”苏联的政治事件
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起了“大清洗运动”。坦诚说，这场带有斯大林个人色彩的政治运动，决策的随意性与不透明性十分明显。有时候，一句不经意的话或一个“不妥”的行为，一个普通人就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甚至处决。
这场令举国人民闻风丧胆的“大清洗运动”，成为了苏联民众大肆嘲讽的对象。
三个囚犯被送到了古拉格。他们开始谈论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里。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迟到五分钟，他们指控我是在以怠工来破坏”，第一个说。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早到五分钟，他们指控我是间谍”，第二个说。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准时赶到”，第三个说，“他们指控我拥有一个西方制的手表”。
斯大林：全部流放西伯利亚！
除了“大清洗”之外，在各个领域中的随意性决策，一度让各界感到苦不堪言。比如在美国成功登月后，勃烈日涅夫决定重启苏联的“登月计划”，但因为部署上的一系列严重失误，苏联的登月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美国人登上了月球，我们不能再等了，党决定让你们上太阳。
宇航员：总书记同志，我们会被烧死的。
勃列日涅夫：没关系，同志们，党都替你们想好了，你们晚上去。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的全方位改革，不仅没有改变经济颓势，甚至直接让国家迅速走上了崩溃边缘，以至于“如果有人敲门，人们立即把酒藏起来，开始讲政治笑话”：
“伊万诺维奇，你经常读《真理报》吗？”
“当然，不然我怎么知道我过着幸福生活？”
总而言之，这种笑话的吐槽重点，一直是苏联的政治权力机构制定的政策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反映了苏联民众对决策过程的不透明性、随意性以及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挖苦和讽刺。
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民众
3）“吐槽”苏联的政治人物
对于苏联政治人物的嘲讽，本质上国家内部阶级矛盾极度恶化的结果。在这一类的笑话当中，以最高领导人为代表的官员的工作作风、处事特点甚至性格上的弱点、生理残疾等都成为了嘲讽的对象。
斯大林在大会上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和列宁说1+1等于2，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却说1+1不等于3，那么究竟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说的对呢？还是马克思和列宁说得对？”
台下的观众一脸迷茫，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毫无疑问，是马克思和列宁说的对！”斯大林随后回答，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帝国主义派来的卧底。”
有个人向赫鲁晓夫汇报说：“现在莫斯科大剧院正在上演一部话剧，里面就会有您出现。每当您一出场，台下观众就热烈鼓掌。”
赫鲁晓夫听了很高兴，亲自买了一张普通票去看这部话剧。一时之间观看的入迷，忘记了鼓掌。这时旁边有人推了他一把，紧张的问：“哎，你为什么不鼓掌？不要命了？”
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又住院了。
问：做什么手术？
答：扩胸。
问：为什么？
答：勋章没地方挂了。
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火车出门。开着开着，火车突然停了。
斯大林把头伸出车窗外，怒吼道：“枪毙火车司机! ”可是车还是没有动。
赫鲁晓夫说：“给火车司机恢复名誉! ”车仍然没有动。
勃列日涅夫说：“同志们，不如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因为酷爱勋章，勃列日涅夫被国内网友戏称为“勋宗”
2）如何评价“苏联笑话”？鉴于政治笑话是民众不满政治情绪的表达，也是对当局的批评和抗议，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具有一定煽动性和破坏性的政治行为。
可即便如此，苏联官方最应该做的工作，应该是尽快查找产生问题的根源，并有针对性地做出相应的调整并引以为戒，比如开启纠错机制、改进执政方式、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增进广大民众的福祉。
原因很简单，只有这样，才能消解民众的不满情绪，化解政治危机，进而增强民众对苏共执政合法性的认同。
寒冷冬日里的街头小贩 1989
但现实情况是，苏联当局对此一直采取着坚决抵制与打压态度。比如在1933年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就指出，不要低估政治幽默对苏共带来的威胁：
我想谈一下一种反党行为，被称之为笑话。这些笑话是什么？ 这种笑话以鼓动的形式来反党。
在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中，谁不知道过去我们怎样同沙皇制度作斗争，我们怎样用讲笑话的形式来削弱过去存在的政权的威信。现在，它又被当作一种灵敏的武器来抵抗党的中央委员会。
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
在20世纪30年代，大量苏联民众因为犯有“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而遭到逮捕，其中有不少人被处以3—5年的有期徒刑：
在1931—1940年的10年中（1932年缺），每年因“犯有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而被逮捕的人数都不下上万人。尤其是在1931年与1937年，这一数字居然达到了耸人听闻的6位数，而1937年的数字是1931年的2倍多。
虽然这些人未必都是因为编撰或当众宣讲“苏联笑话”而被捕入狱的，但是因为“苏联笑话”被捕的人数一直占据着较大比例。要知道，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即便是收听“苏联笑话”都有可能被视作“反苏”行为。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尽管民众的社会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他们不仅要经受意识形态领域“退回到斯大林时期”的煎熬，还要忍受国家安全机关的强制措施的侵扰。因此，与之相关的笑话也数不胜数：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广大民众中间形成了“厨房政治”，就是在公用厨房和朋友谈论一些政治敏感话题，从而发泄对苏共特权阶层的不满。每当大家的谈话告一段落时，就会抬头望着厨房电灯：“那个，少校同志，您还在听吗？”
在莫斯科的地铁上，突然有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同志，请问您在克格勃工作吗？”“没有。”“那您有亲戚在克格勃工作吗？”“也没有。”“那你还不赶紧把脚给我拿开，你踩着我了！”
勃列日涅夫
当然，尽管遭遇到了官方的重重压制，但苏联民众的“政治智慧”无疑得到了极大锤炼，编撰的“苏联笑话”更是“百花齐放”。当然，我们也应该理性认识到，苏联民众不可能做到通过这种“抖机灵”式的政治抗议，达成影响政治体系运行的目的。
实际上，以上种种只是无奈、无能甚至无助条件下的智慧表达与情绪宣泄，同样也是逃避社会现实之下的人生价值的虚幻的自我实现。
3）尾声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苏联笑话”不仅是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调侃和民众的自我揶揄，更是苏联特有的政治文化。
它不仅反映了民众对苏联政权的政治态度、认知和评价，也反映了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了苏联政权和民众的关系，反映了苏联政权的合法性状况。换言之，民众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苏联笑话”当中都有着明显、真切的表现。
遗憾的是，苏共当局对于政治笑话的非理性压制，使之失去了获取民情、汲取民意的来源，进而使得其在民情、民意面前变得迟钝、麻木和僵化。随着时间的提议，苏联社会稳定的表面之下开始暗流涌动，以至于最后这潜伏的暗流变成了汹涌的明流，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撕裂了那表面的、脆弱的稳定。
伴随着红旗的降落，苏联成为了历史
苏共在党和人民关系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反向作为，最终让自己从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锋队蜕变为了只为少数人活着的资产阶级市侩集团，决定了人心向背和自身命运。
对此，苏共问题专家李慎明一针见血地表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黄宗良进一步指出，“苏共是被人民而不是被敌人推翻的，承认这个事实很痛苦，不承认就不能吸取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