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写了《

1940年，粟裕制定作战方案，项英看后倒吸一口凉气：要赔光老本了

》一文，讲的是：黄桥决战前夕，陈毅把粟裕制定下来的作战方案向皖南军部作了汇报。项英看了方案，忍不住顿足悲呼，说陈毅和粟裕是把苏北新四军投入危地，“要把老本都赔光了喽!”

哪知，粟裕这是兵行险着，调度得当，大破韩顽，在苏北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反而是项英自己，身处险地而不自知。

皖南并非日军占领区，但对项英而言，却充满了死亡气息。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虽然在表面上同意合作抗日，但这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是“亡我之心不死”。

我八路军远在北方，他在一时间也无可奈何，只能把仇恨和怨气投向长江以南的新四军。

江南新四军主要分为两股，一股是项英、叶挺的新四军军部，驻在皖南；一股是陈毅、粟裕的江南指挥部，驻在苏南。

苏南沦陷于日军之手，属于敌后，有日本人横行其间，蒋介石那是万万不敢去，也不能去的地方。

他只能日夜烧香，让老天保佑日本人早日替他消灭掉陈毅、粟裕。

而皖南，几乎就是他蒋某人的势力范围了。

对于陈毅、粟裕的新四军和项英、叶挺的新四军，蒋介石当时在日记本里是这样感叹的——“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叶项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

可惜的是，项英一点也没有觉察到来自蒋介石身上的危险气息，一直自我感觉良好。

毛主席早在1938年2月就提醒项英离蒋介石远点，要求他以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为战略发展方向。

但项英就是不听。

项英决意要“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把新四军的部分主力、大批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的老骨干留在皖南，他还把陈毅、粟裕的老部队一、三团调回来。

1940年1月，项英还通过召开会议，准备继续从陈毅、粟裕那里抽调兵力回皖南，然后向蒋介石的国统区浙江、福建挺进。

他也不想想，浙江可是蒋介石的老巢，他这个想法是可以瞬间激怒蒋介石的。

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十数万雄兵就屯驻在皖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当然也不能让项英随意动弹，他出动了五个师、一个旅，连同地方保安团约十八个团的劲旅，紧紧地围住皖南，单等蒋介石一声令下，就大打出手。

毛主席一封接一封地发电报给项英，要他赶紧离开危机四伏的皖南，火速向陈毅靠拢。

项英却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窝在皖南不动。

1940年4月，粟裕利用自己是“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部名义下属”的机会，到副总指挥部驻地准确地侦察副总指挥冷欣进攻新四军的意向、方案以及驻地周围的兵力部署，再结合项英的军部驻地皖南泾县云岭，和江南指挥部所属的水阳、狸头桥以及指挥部驻地的地理情况，给项英量身定做了一条东移选择最佳路线。

项英这才同意动窝。

但却磨蹭到了1941年1月才动身，而且走的不是粟裕设定的路线，而是直接北渡长江的最危险的路线。

这样，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皖南新四军9000多人遭到了国民党顽军的围攻，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陈毅悲愤交加，作为应对，他和刘少奇多次商讨救援皖南军部之策，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电报中央：

“……请求朱(瑞)陈(光)罗(荣桓)准备包围沈鸿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

山东的八路军和苏北的新四军同时对国民党顽军开打，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冒险性。

但毛主席认可了这个方案，即日代表中央回电，表示同意，称：

“限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可惜的是，就在我山东八路军和苏北新四军摩拳擦掌，准备对敌展开行动之际，日、伪、顽三方勾结，日伪军对苏皖豫鲁边区发起了大规模“扫荡”，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四散奔逃，我们的主要任务变成了反投降、反“扫荡”。

一场庞大的军事行动就此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