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隋炀帝杨广和女皇帝武则天都表现出了一种“这家我不想呆了”的任性，看起来像是要拼命逃离长安？据记载前者在洛阳的时间更久，后者干脆直接去洛阳当皇帝了。

然而关中本位是隋唐逃不出的制度性约束，因此他们“逃离”都不算成功，但却加速了中国政治中心从西北向东北的转移。

↑ 潘迎紫饰演的武则天（图源·剧照）

有一种说法，唐之后关中地区就撑不住大一统国家的政治中心了，甚至在隋唐之际，长安的颓势已尽显：过渡开发和人口增长，导致生态承载能力下降，再加上古代交通运输能力有限（黄河/渭河航运能力差），关东乃至江南的粮财运往关中成本太大。

↑ 开元盛世，万国来朝（图源·网络）

但是用“经济压力”来解释隋炀帝和武则天的行为多少说服力不足，毕竟在他们之后分别有着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其实不复杂：长安就像家族企业的总部，得位不正的继承者需要打造自己的统治班底，而「另立中央」显然更为方便。

1、隋唐之际，定都长安依然是上策

今天我们带着上帝视角去看历史，自然可以得出“唐之后，长安已经不适合当首都”这样的结论，毕竟后面的一千年也就明初朱元璋动过心思，明末闯王李自成的大顺在西安，而且闯王还是个老陕。

彼时的统治者没有上帝视角，只有历史经验，隋唐时期定都长安依然是上策，前文写到：

↑ 关中地区的地理环境（图源·网络）

这些条件并没有变，所以对隋唐皇帝而言，不存在长安不具备首都条件这个理由，但凡是中国历史上进取的朝代，首都一定会远离经济中心至战略前沿（长安、北京），汉唐明清皆是如此。

2、隋炀帝和武则天逃离长安的真实原因

关中本位是北周、隋、唐三个连续王朝的统治基础，其政治军事班底是，从北魏开始形成的军事联盟-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隋唐皇帝都出自这个群体，隋炀帝和唐开国皇帝李渊是亲表兄弟。

↑ 唐高祖李渊，祖籍陇西，祖父为西魏八柱国之一（图源·网络）

然而这个群体更加适合在统一的过程中与皇权结盟，毕竟打天下的时候这么个天然组织哪个皇帝不爱，这个时候皇帝就是关陇的代表。

但是，一旦天下大定，矛盾就来了，这么个组织哪个皇帝睡得着，整个朝廷都是关陇的人。坦白讲，关陇集团从北魏到隋唐几百年的积累，比刘邦的丰沛集团和朱元璋淮西勋贵根基深多了。

↑ 关陇军事集团，垄断府兵制（图源·网络）

即便是李世民也无法撼动关陇集团，我们常常讲唐朝是李世民打下来的，压得住开国功勋，其实这更是一种妥协。

因此，像隋炀帝和武则天，本身得位不正，对于摆脱关陇集团限制的诉求就更加强烈，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有两种：远离关陇的中心关中/长安，拔擢新的官僚群体。

于是，隋炀帝去经营洛阳，乃至扬州，开通扬州到洛阳的隋唐大运河；武则天直接另立新朝，定都洛阳。对于拔擢新人，那就需要改变官僚选拔体系，于是「科举制度」就显得顺应时势了，这两人都非常推崇科举。

↑ 唐科举场景（图源·网络）

这就是隋炀帝和武则天逃离长安的真正原因。当然，他们并不成功，最终还是要回归关中，隋炀帝被推翻，武则天还政李唐。

因为军事力量还是在关陇集团（府兵制）手上，另外，活字印刷还没发明，知识传播成本太高，进入官僚体系的人才非常有限。

3、东北力量VS西北力量，东风逐渐压倒西风

隋唐皇帝们的努力，逐步形成了在帝国内部关中/长安力量和关东/洛阳力量的抵抗，唐朝所谓的两京制只是一种政治表现而已。

在这种对抗之下，关陇势力逐步被消减，皇帝依赖的关东力量又缺少军事基础，客观上给了人口稠密的河北地区机会，安史之乱就这么来了。

↑ 安史之乱（图源·网络）

来自河北地区的节度使给了唐王朝沉重打击，最后在中央军事胜利的政治妥协下，河北军镇开始做大，经济开始发展，成了半独立的存在，朝廷再也没有力量去进行有限的统治。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河北军镇背后默默等待的游牧民族的机会来了，只需要等唐帝国倾颓后，这一个个军镇（碎了一地的政权）都是被收拾的肥肉。

之后的事情就不说了，东北的辽金蒙古，先后在大唐的废墟上崛起了。统治中国的力量，从西北的关陇集团变成了东北的游猎集团。

↑ 辽/契丹骑兵（图源·网络）

坦白讲，从地缘冲突的大视角来看，在唐之后，能把农耕、游牧、渔猎这些不同的族群统一起来，大概率需要来自东北，但无疑，隋炀帝和武则天们加速了这个过程。无论对错，毕竟历史无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