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路街道是上海静安区政府所在地，面积1.84平方公里，按照老静安人的说法，这是把上海对折再对折后的中心点。这里实住户籍人口约4.8万人，60岁及以上的约有2.6万人，超过80岁的老人有4200余人。在这样一个老龄化突出的区域，无论社区，还是家庭，试图解决的养老问题都是同一个：当你老了，谁能照护你？
独居老人
公公走后大约半年，崔亦非发现，婆婆沈慧英玩手机上瘾。
拼多多、淘宝、抖音、快手，婆婆的手机上，这些软件一应俱全，并且隐藏着崔亦非不了解的功能。比如拼多多的个人主页上，有个功能叫“拼小圈”，你下个单，就能无意中加上一起拼单的陌生人，开始交谈。
有一天，崔亦非发现婆婆在拼小圈里跟一个陌生人谈情说爱。婆婆告诉对方，丈夫死了，自己很孤单很寂寞，连家庭住址和电话都说了。在拼多多之前，沈慧英还“玩”淘宝，因为收到的快递太多，软件被儿子卸载了。沈慧英挺生气，扔掉拐杖不用，使苦肉计，不得已，儿子又给她将软件装了回去。
老伴儿过世4年，沈慧英还会经常想起，“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过去腿脚灵便时，她经常出去旅游，现在有风湿、腰椎间盘突出，去不了了。
沈慧英是把网上购物当作一个“玩的东西”。她还“玩”直播间，告诉我说“像赌博一样的”，每天晚上8点半开播，东西都蛮便宜，但需要抢。她控制不住，有时候一晚上花掉500块是有的。快递这么多，儿子发过火，所以她“现在收敛一些了”，改成“玩”叮咚，“玩”山姆。
担心婆婆在拼多多上碰到不怀好意的骗子，崔亦非跟丈夫商量，将老人送到社区的日托中心。车接车送，报名即可参加，每月380元就可以待上一个白天，一周五天，工作人员领着做操，还可以作画、谈天。崔亦非去观察过，觉得婆婆在那里，跟其他老人聊天聊得挺起劲。但沈慧英说，她一开始是不乐意去的，她认为这是儿子儿媳送她去养老院的前奏。现在，也觉得总比一个人待在家里好。
沈慧英近80岁，跟儿子儿媳住在不同小区，相隔一站路。这也是有条件的上海人普遍的选择，他们倾向于与父母分开住，同时离得近，方便照顾。而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独居老人户正在持续且加速增多，2000年为784万户，2010年为1444万户，2020年已经增长到2994万户。
作为一名独居老人，沈慧英的儿子算得上很有耐心，每天都会去看她一次，老人开始去日托中心后，儿子每天都在小区门口等她回来，再将她送上楼。即便如此，沈慧英还是有大量时间独自一人在家。2023年11月，沈慧英起夜上卫生间，在走廊里摔了一跤，走廊上没有扶手，她爬不起来，大小便都弄在身上了。直到第二天儿子进屋，喊了邻居帮忙，她才得到解救。从此她手机不离身，除了睡觉搁在床头，其余时间都挂在脖子上。
那次意外让沈慧英心有戚戚，她说“那一天总要来的”，排除掉养老院，她想着，只有24小时住家保姆这一条路了。其实现在，沈慧英也需要钟点工来照顾生活，每周四次，除了做卫生，还会给她洗澡。在她这个年龄，儿子儿媳已进入退休年龄，进入初老，在照护老人上，正在变得力不从心。这也是上海的普遍状况，按照2022年的数据，上海市常住人口预期寿命为83.18岁，这意味着，许多人会在退休前后面临父母生命的最后一程，也就是说，到五六十岁，一个人刚刚退休，进入初老的时候，也正是承担照护父母晚年责任最重的时候。
照护之难
照护老人有多难，崔亦非深有体会。
2001年，崔亦非才34岁，正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儿子刚出生一年，她的母亲就查出来淋巴癌。抗癌成功后，2008年，又得了肺炎，片子拍出来时，已经是半个白肺。
她母亲去世前半年，出现了严重的呼吸衰竭。呼衰通常伴随心衰，一旦发作需要送急诊。但呼衰的病人很容易交叉感染，崔亦非决定在家里给妈妈打吊针。家里也没有请护工，这是她爸爸决定的。“呼衰”患者导致身体消耗很大，几乎每隔两个小时就想吃东西，晚上也是一样的。几乎没有护工愿意干这个活儿。与此同时，崔亦非的父亲也非常了解自己的妻子，她是很仔细的人，陌生人住进家里，一定会有很多叫她不舒服的地方，而且她还不会讲出来。作为丈夫，他决定不如就自己来照顾。
崔亦非和父母住在同一栋楼的17楼和7楼，她在父母家里准备了打吊针的全套装备，还有制氧机，甚至强心针。那段时间，像去医院查房一样，崔亦非每天早上上班前去看一趟，下班后去看一趟，睡前11点再去看一趟。早上那次，她会跟她爸爸讲好，今天要不要吊针、要挂哪些药，她爸听了在纸上写好。是的，她爸也学会了扎针。化疗后，病人的血管弹性比普通人差，她爸跟她说，最多的一次扎了6次才扎成功。
“有一次印象很深，好像是母子连心，那天晚上我睡到凌晨1点多，突然就醒了，心里有根弦，觉得要去看一下妈妈。一看，发现果然妈妈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我就知道她又心衰了。”突发心衰的时候人是躺不住的，躺着更透不过气，一定会坐起来，崔亦非说她一看到这个景象，就觉得很难过。她妈妈也是医生，知道此刻身体在发生什么，但她没去打扰丈夫，也没去打扰女儿。崔亦非立刻就叫醒她爸，二人给她打上了吊针。后面妈妈跟女儿缓缓地说了一句，“你又救了我一命”。
到2008年夏天，她妈妈已经完全离不开吸氧机了。家里制氧机24小时开机，声音蛮大的，崔亦非记得那个夏天很热，几个空调也几乎24小时开着。几台机器发出的噪声，噪声中自己心里的烦躁，眼前母亲浮肿的脸，15年过去了，都还历历在目。
还记得有一天，她推门进去，闻到了“死人味”。病人到了一定程度，脏腑失灵，那种气味其实是人长期处在内循环失效的状态下后，内脏溃败的征兆。那天她妈妈要吃小馄饨，要再剪碎了吃，那时候胃黏膜已经水肿了。崔亦非站在大门外，隔着一间客厅，都闻到卧室里传出来的这种味道。
为了更有规律地照护妈妈，崔亦非决定不再继续做医生，因为医生要轮值夜班。她想办法调到了坐办公室的单位，工作依然很忙，但最起码上下班有规律了。
父女俩因为照护病人，都住过院。崔亦非得心肌炎住院时，已经是母亲临终前最后两个月，她一住院，她妈妈也终于同意去住院。起初她是不肯去的，因为“一住进去就出不来了”。住院大约一个月，妈妈人就走了。
三年后，崔亦非的父亲也确诊了膀胱癌，临终前的三个月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她现在还留着父亲当年的手机，有一些病重时期父亲发给她的微信，有一条写着说，“看着你静静坐在床边，我的心要碎了，那就是亲情，无可比拟”。
对不同性格的老人，家属采取的策略也不一样。崔亦非的父母临终前，都是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因为两位老人都比较理智，有能力面对身体的真相。到2018年，崔亦非的公公发现了消化道恶性肿瘤，崔亦非和丈夫决定隐瞒病情，只说有息肉，对癌症绝口不提。
作为医疗行业从业者，崔亦非自认为“已经算很有资源了”，并且父母先后去世的那几年，她还是壮年。但她依然感觉到疲惫不堪，为了照护父母，只能把育儿事宜全都分配给丈夫，孩子从小班就送进了全托班，等到小学，她也是那个从不参加家长会的妈妈，“因为开会的时候经常打瞌睡，什么都听不进去，不如不去”。
“恐惧”养老院
婆婆对养老院的抵触，崔亦非不陌生。崔亦非在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当志愿者，听老人们谈起的话题里，养老院出现频率非常高，整体都挺负面的，不是担心“被护工打”，就是担心“被绑起来”。有小孩的担心小孩去看望得少，以至于在养老院里可能被虐待，没小孩的就更担心了。
虽然担心的事情多半来自道听途说，但“恐惧”本身是真实的。江宁路街道有两家养老服务机构，其中一家正式名称为“江宁路街道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嵌入了一个小型“长者照护之家”，42个床位，只有双人间和单人间，入住的老人，几乎都在80岁以上。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蒋燕告诉我说，他们2023年就将一位“孤老”安顿到了这里。老人有中度失智，是民警在街上捡回来的，后来得知，老人有房也有退休金，但是房子租掉了，而退休金上午到账，下午就被侄子转走，于是流落街头。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辖区派出所出面制止侄子的转账行为，又帮他向红十字会申请了补贴，算上房租，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能支付养老院费用。
大多数老人的情况当然没有这么极端，辖区内另一家公办民营的上海乐宁老年福利院（以下简称“乐宁”），里面住了一位陈老伯，是为数不多主动选择“提前”住进来的老人，他的情况可能更能代表本地老年人的心态。
陈老伯膝关节有问题。他记得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那年开始痛的，到2020年，疼痛全面爆发，右膝盖半月板修补手术做完，在家康复训练一个月，又去康复医院两个半月，效果有限。2024年上半年，左膝盖也出现疼痛，8月拍核磁共振，膝盖有严重磨损。他决定不做手术，因为2023年不慎扭伤腰，做不动康复训练了。
至于右膝盖，假如年轻20岁，他也许会尝试换关节。但这个年纪，陈老伯认为，没有必要激进治疗了。这意味着，两个膝盖只会每况愈下，失去行走能力只是时间问题。他决定在那之前去住养老院，否则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将依赖爱人和女儿。但他爱人体质一向不太好，有头晕病，经常感冒，女儿工作又忙，他更希望比如周末的时候，女儿能陪妈妈出去走走看看，而不是一家人闷在家里。
陈老伯排除了郊区和外地的养老机构，那里或许景观和设施更好，但乐宁离家近，方便老婆和女儿过来看望。更重要的是，他仍能住在生活了近70年的街区，这让他感到安心。开销上，床位费、护理费和餐费三项，加起来一个月6000元左右，养老金足够支付。
入住之前，陈老伯特意去考察过，发现院里常备老年人基础病的药，还有主任医师每周坐诊，开方配药不用跑医院了，这是最大的优势；睡眠没有家里好，吃饭也不能随心所欲，这是短板。
住进养老院之前，何老伯跟他爱人的姐姐通了一个电话，她新近丧偶，独居在武康大楼，因为来打卡的游客实在太多，最近在思考出路，她一听养老院，第一反应是，“那种地方怎么能去的呀”。去养老院的这种抵触心理，年轻人是很难体会的。
在乐宁，陈老伯住的六人间，屋里算上他和护工何师傅，目前四个人。隔壁床躺着一位重度帕金森患者，据何师傅说，已经住了六年，刚来的时候还能起身、讲话，现在24小时卧床，吃饭是何师傅将饭菜打成糊喂到嘴里，每隔两小时为他翻身擦拭，晚上有时会“哇啦哇啦”地喊叫。卧床不起，这大概率是每个住进养老院的人的未来，陈老伯看着隔壁床，心里不太是滋味。
所以大多数老人，仍然希望居家养老。按照上海市民政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末，上海全市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81.64万人，其中全部人口都在80岁及以上的“纯老家庭”老年人数33.10万人。在静安区，这些80岁及以上的老人，都以居家养老为主。为了服务这个群体，静安的社区推行起“老伙伴计划”，意思是趁还算年轻时，志愿为老年人服务，未来等自己老了，再来享受这种服务。2023年刚刚退休的崔亦非，正是这样的志愿者，一位志愿者，通常需要与5～10位“老老人”结队。
比如一个政策发下来，要让2.6万位老人都了解到，那么就得一一上门讲解，“入户不是说5分钟就能把事情讲清楚的，真的敲开一个老人的家门，没有半小时走不了的，他要跟你讲楼上有噪声，要讲最近天井有猫仔，你得让他把这些话都讲完才能走”，非常依赖志愿者。
江宁路街道一位居委会主任跟我举例说，他们还碰到过一位老人让志愿者给她买菜，要求是“虾子买回来一只都不能死”。居委会还为独居老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有一位老人要求餐盒必须在11点半准时到他家门口，早一分晚一分都不行。志愿者为此想过一个办法，将餐盒放在小区保安那里，老人一看11点半来的是保安，仍然不乐意，坚持说保安会偷吃。这是社区为老服务工作的另一个侧面。
在江宁路街道的三星坊社区，居委会主任王剑峰告诉我，在他们社区，老伙伴志愿者保持在19人左右。这些志愿者2019年服务老人数量为95人，2024年为110人，主要集中在独居老人和部分纯老家庭。王剑峰担心，再过两年，有一批“小老人”年龄超过75岁，就得从老伙伴志愿者的岗位上退下来，招募新的志愿者很可能没那么顺当，因为现在的老人越来越知道退休了“要去享受，要去旅游”。实际上，这几年江宁路街道一直面临老伙伴志愿者人数不足的隐忧，老人退休后，有时间有意愿做志愿者的总归是少数。
崔亦非做志愿服务工作，已经一年多了，她如今的日常工作，主要是请专业人士来开讲座，针对阿尔茨海默病、心血管疾病等疾病的预防讲授点知识，也组织画画、织毛衣这一类活动，都能训练大脑，是对阿尔茨海默病的“非药物干预”。崔亦非自己还没到那个年纪，但经历家里三位老人去世、照料婆婆，以及在托老中心与老人们打交道，她意识到，一个人步入老年后，如何理解、度过这个阶段，不是天然就会的，而是需要学习的。他们日间照料中心的讲座算是一种普及。
她的观念也有所变化。她请过养老院的负责人来开过讲座，那位院长给出的建议是，趁手脚灵活、头脑清楚的时候，多去走访几家养老院，甚至可以“试住”，住过之后才有比较。崔亦非跟丈夫聊起过养老院，丈夫的第一反应还是“养老院怎么能去的”。她说现在时间尚早，并不着急立刻说服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可能年纪尚轻时觉得绝不可能接受的选项，都会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