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陵大盗孙殿英为何投靠阎锡山

孙殿英（1889—1947），又名魁元，河南永城人。早年在陕州一带为匪，经改编后任镇嵩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历任国民军三军第二师师长，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师长、第十四军军长等。被蒋介石收编后，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军长。 1928年孙殿英盗东陵后，全国各地报纸纷纷登载消息，并大加责难。一向与孙有隙的人，也借此机会大加攻击，企图搞跨“孙老殿”。清朝最末一个皇帝溥仪也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告状，要求严查盗陵案，惩办孙殿英。那时，阎锡山正是平津卫戍司令，虽然名义上组织了军法会审，实际上采取了“不因为逊清的死人而得罪活的孙殿英”的办法，暂时扣押了孙的一个部属，欺骗社会舆论。孙殿英想到情势确实对他有很多不利，除把盗陵得到的贵重物品，分送给宋美龄和有关人员外，决心要找一个有力的靠山，一以掩护自己，一以做扩张实力的后台支柱。 当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大军阀集团，正因为争夺地盘和实力，明争暗斗，互相攻讦。蒋、阎、冯都想拉拢和利用孙殿英，而孙殿英却有他自己的打算，不肯贸然从事。他曾抗拒过蒋介石要他开驻安徽一带的命令，也曾勾结过张宗昌对蒋有不利行动，知道蒋介石对他不会有好意，终久不免要收拾他，绝对靠不得。冯玉祥一向对孙有意见，孙也觉得冯不大可靠，不能依附。张学良远在山海关外，李、白远在南方，向无瓜葛，接近无门，实际对他不能有什么帮助。只有当时占领平津和华北几省的阎锡山，在北方最有势力，盗陵案中又袒护过他，而且阎锡山初从娘子关里出来，正想收买华北“杂牌”军阀，巩固地盘，扩大力量，与蒋介石争衡。投靠阎锡山，倒是很好机会。 1929年10月间，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亲到河南“讨伐”唐生智，孙殿英正驻在洛阳一带。阎抵郑州后，获悉孙的处境，认为是收买孙的大好机会，两相情愿，一拍即台，阎锡山立即委任孙殿英为第X军军长，仍留驻河南。从此，孙殿英如愿以偿地投靠到阎锡山门下了。孙以为从此有了靠山，阎认为就此可以伸张势力到河南。 阎锡山回太原以后，知道他的嫡系高级军官如杨爱源，孙楚，赵承绶等，对收编孙部有所不满，认为他们都是阎锡山的功臣，孙殿英是土匪出身，不屑与孙为伍，不甘心孙和他们并列为军长。因此，在一次会议上，阎特意对大家说： “我早想把收编孙殿英这件事和你们说说，你们不要小看孙殿英，你们都是军官学校出身，是靠我给你们发上枪炮，拿上钱，还培养了你们多少年，你们才能成起军队，当上上级军官。人家孙殿英是白手起家，队伍是自己成的，枪炮是自己买的，人家是个创业打江山的人，人家能盗东陵、卖料面，赌博维持军队，你们就办不了这些事情。再说，咱们不把他收过来，让蒋先生（指蒋介石）收过去，也只能增加人家的力量，也会对咱不利。阎部高级军官都是阎锡山多年豢养的一批忠实走卒，对阎锡山的所作所为，无不俯首贴耳，惟命是从，但阎锡山一向假仁假义的伪善面孔，在这段话里，也完全暴露在他的高级军官面前了。 1930年春，孙殿英亲自到太原向阎锡山“谢委”，阎又授意其高级军官，要好好招待，多方拉拢。于是，由当时的几个军长，王靖国、张会诏、孙楚、赵承绶，李生达、杨效欧，冯鹏翥等十多人，在太原东米市大街新美园饭庄为孙殿英洗尘。席间对孙大肆周旋，互相吹捧，最后交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推孙做老大。这样，孙殿英就在太原暂时住下，进一步做依附阎锡山的工作。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会战开始前，阎锡山为了进一步拉拢北方军阀共同反蒋，把万选才委任为河南省主席，孙殿英也取得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的官街，部队开到皖北一带布防，孙的司令部驻在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