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0日，华为Pura先锋盛典暨鸿蒙智行新品发布会举行。作为今年最重磅的发布活动，华为带来了新款问界M9、新问界M5 Ultra、享界S9增程版，并公布了鸿蒙OS 5的升级计划。这场盛典，也成为余承东以华为车BU负责人身份的谢幕演出。
仅仅15天后，余承东卸任车BU董事长。这家万亿科技巨头在智能驾驶赛道的“余氏冲锋时代”戛然而止。
几乎同时，特斯拉FSD在中国经历了一场“过山车式”的亮相：2月25日，FSD智能辅助驾驶向中国用户开启灰度推送，在社交平台引发全民路测热潮，随后因“水土不服”口碑迅速反转；3月25日，面向HW4.0车型的限时免费体验因未完成审批，被紧急叫停——FSD陷入技术理想与监管现实的夹缝期。
一边是余承东谢幕，一边是FSD停摆，这场由热转冷的骤变，与华为智驾权力结构的调整形成了奇妙的共振。
伴随余承东的离任，还有华为ADS 3.0实现全国超200座城市的无图智驾覆盖，业内首创的万元级原厂激光雷达硬件升级，以及新款问界M9发布后48小时的超7万台订单。明明站在技术巅峰，华为却选择在此时“换帅分权”。
与其说继任的是徐直军，不如说是一家新成立的“引望公司”。这家平台型公司采用“车企参股”模式，赛力斯、阿维塔等盟友共同持股20%，而核心算法、数据接口仍掌握在华为手中。
技术路线之争，终究演变为数据主权之战。余承东的“退”与引望的“进”，正是华为应对FSD的杀手锏：用生态联盟织就数据罗网，围猎特斯拉的算法孤岛。
只是悬念犹在：失去“技术狂人”余承东的车BU，面对获得监管背书的FSD卷土重来，还能延续神话吗？
1、余承东的“隐形在场”
鸿蒙生态的“精神图腾”：全场景围猎特斯拉
余承东的职务调整，实则暗藏华为在智能驾驶赛道上的顶层布局。2024年，鸿蒙智行斩获44.5万辆销量，构建起问界、智界、享界、尊界“四界”矩阵，占据30万元以上新能源市场近三成份额，而余承东正是这场生态战的“精神图腾”。
他主导的“人-车-家”全场景战略，精准击中了特斯拉生态的核心短板——当FSD仍在纠结纯视觉方案是否能适应中国的复杂天气和路况时，问界M9已通过乾崑ADS 3.0实现车机调用手机算力、智能家居跨端协同，一举打通消费者生活与出行的边界。
2024年，余承东曾在内部提出三大目标：“鸿蒙设备间无感交互响应速度提升300%、汽车场景用户渗透率突破45%、鸿蒙智行生态设备总数年底破亿。”2025年，他回归BG业务时，鸿蒙智行已成为连接300+品牌、2000+品类的全球最大全场景智慧网络。
至此，余承东的技术人设悄然转化为生态黏性：“遥遥领先”不再只是性能象征，更是“华为全家桶”带来的高耦合体验的代名词。
技术话语权的“外交官”：心智的争夺
“华为智驾即使是不带激光雷达的版本也比FSD更好。”“特斯拉FSD的上限很高，但下限很低。这很危险。”“ADS 4.0将支持L3级自动驾驶，目标就是在与FSD的竞争中胜出。”
这些余承东在不同场合的高调宣言，不仅传递信心，更在为“引望模式”构建技术认同。他“技术狂人”的形象，为“车企参股、华为掌控算法核心”的引望架构提供了用户心智背书。115亿元真金白银投入的背后，是盟友们对华为能力与愿景的双重信任。
2024年底，余承东入驻某自媒体平台，亲自回应用户提问，首条视频播放量达788万，评论区频现“余总懂技术”、“华为有底气”等评论。媒体甚至评价称：“每一场余承东的技术发布会，其带货效应相当于亿元级广告投放。”
车企联盟的“粘合剂”：技术输出到生态共谋
余承东的“隐形在场”还体现在鸿蒙智行与引望之间的深度协同上，这也是他在任期间为引望奠定的最宝贵的战略定位与核心资产。
技术上，ADS 3.0凭借性能与成本双重优势，助力合作车企在智能驾驶领域获得“高性价比”领导力；商业上，华为以股权与资源双向绑定，实现战略车型优先赋能；战略上，通过高端车型撬动市场话语权，构筑“技术+生态”的双层护城河。
因此，此刻余承东的“退场”，更像是“个人英雄主义”向“组织理性”的蜕变。
2、引望的“生态整合”：华为对抗FSD的底层逻辑
当特斯拉FSD因数据本土化难题陷入“水土不服”，引望正在以另一种方式悄然改写游戏规则。这个估值高达1150亿元的智能驾驶独角兽，正通过数据闭环、成本重塑和生态绑定，完成一场面向汽车产业链的深度重构。这背后，正是华为对抗FSD的底层战略逻辑。
数据主权：“算法孤岛”与“数据联盟”
与特斯拉困于中美数据监管、训练模型缺乏本地语境不同，华为通过鸿蒙智行将智能座舱、高阶智驾、车机生态等核心技术输出给赛力斯、奇瑞、北汽、江淮等合作车企，深度参与产品定义、设计与营销。而这些车辆在实际路况中产生的大量数据，反过来又喂养华为的算法模型，实现算法的本地迭代与快速适配。
这一机制构建了一个以鸿蒙为中枢、由真实路况数据驱动的城市NOA闭环生态。当前，鸿蒙智行的城区NOA已覆盖全国超4万个城乡镇，可用路段覆盖率达到99.56%，成为中国最广覆盖、最本地化的智驾系统之一。
相比之下，特斯拉在中国的训练模型严重依赖公开视频资料，难以涵盖复杂多变的道路场景。雨天误判、公交车道识别失效、电瓶车“开门杀”处理迟缓等问题频频暴露了FSD的“算法水土不服”。
更关键的是，引望在拥有年均数十亿公里的道路数据之外，还融合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与摄像头采集的多模态数据，在维度与精度上全面超越特斯拉纯视觉系统，让“数据主权”成为生态合作的基础抓手。
成本重塑：激光雷达“千元时代”的阳谋
特斯拉的纯视觉方案曾因“成本极低”而被视为智能驾驶的革命路径。华为则另辟蹊径，通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将激光雷达从“高端奢侈品”变为“基础配置”。
自研激光雷达芯片、联合上下游供应链规模化量产，使得192线激光雷达成本压缩至千元级别。即便为高端车型配备多颗激光雷达与毫米波雷达，整体硬件成本依然控制在万元以内，并借鸿蒙智行年销44.5万辆的规模效应摊薄研发投入。
引望新任掌门徐直军曾多次表态：“华为不做赔本生意。”据财报披露，引望2024年上半年毛利率达55.36%，这一数字不仅证明其商业模式的自洽，更是通过技术与成本的双重下沉，让“高阶智驾”真正成为中国汽车市场的“普适能力”。
生态锁定：从平台兼容到话语权控制
引望最具战略性的武器，并非在算法或硬件，而是它以“MDC计算平台+鸿蒙座舱”的软硬协同机制，对整个车企生态实现柔性锁定。
MDC平台提供统一架构与标准化接口，支持L2+到L4的平滑升级，允许车企在不推翻原有架构的基础上迭代升级智驾系统；其可扩展的算力配置（从48TOPS到400+TOPS），为车企提供了未来智能化发展的“算力储备”。
更具“生态绑定力”的则是鸿蒙智行的“软硬协同”：车企如果要接入鸿蒙座舱的跨端流转、手机算力共享等独家功能，就必须接受华为从传感器到算法的全栈控制，形成激光雷达、鸿蒙座舱、车路协同系统的数据闭环。
在这个体系下，哪怕是BBA等传统强者，也必须在Orin芯片依赖与“华为全栈赋能”之间作出选择。引望模式不仅帮车企从受控于英伟达中脱身，更在开放共建的名义下，实现了“标准主导和降本增效”。
这一切，无需依赖某个“冲锋队长”式的个人IP。失去了余承东的“高光”，引望反而可以在更具组织理性的体系下，完成“去英雄化”的迭代升级。
3、华为的“去余化”：个人英雄主义与组织理性
最后，谈点感性层面的理解。余承东卸任车BU董事长的决定，看似是对“技术狂人”标签的切割，实则是这家科技巨头在智能驾驶深水区的一次战略进化。华为希望用这种方式证明，它的竞争力，从来不在于某位领袖的冲锋陷阵，而在于整个组织能否将技术信仰转化为系统势能。
这场“去余化”的本质，是华为对抗FSD的能力升级。余承东时代，车BU的技术跃进带着鲜明的个人烙印——从ADS的“一年一迭代”到问界M9的“千万元以内最好的SUV”营销，他的激进风格既加速了技术突破，也让华为背负着过度依赖个人IP的风险。
引望的成立，是华为对这一模式的主动修正。从“余氏速度”转向“生态密度”，通过股权绑定、数据共享与算力协同，华为正将车BU的基因从“单点爆破”改写为“系统共生”。
更有趣的思考在于风险隔离。2025年3月的小米SU7高速碰撞事故，暴露了智能驾驶行业的信任危机——当舆论将技术层级与个人形象绑定时，华为需要更稳健的防火墙。余承东转任终端BG董事长，以“鸿蒙生态之父”的身份继续站台，而核心的智驾研发、产品落地和算法安全则转由引望接手，实现风险控制逻辑的升级。
面对缺乏终端生态支撑，在“车机算力孤岛”中孤立无援的特斯拉，余承东的“退”，或许反将成为华为智驾帝国扩张的最强助攻。
戈呜嗯
谁敢说他是余大嘴，应该叫余盘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