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中旬，时任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王宏坤（司令员兼政委为李先念）突然接到了四野首长的一个电话，四野首长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谈，请他立刻赶到四野司令部的驻地——汉口见面。

王宏坤放下电话，立刻吩咐工作人员从武昌出发，一路兼程来到了汉口四野司令部。进入四野司令部后，在时任四野参谋长的萧克同志的带领下，王宏坤来到了四野首长的办公室。

四野首长是一个直来直往的人，王宏坤还未坐下，他就直接切入正题，问起了鄂西的敌情和地形。王宏坤于是走到地图前，向四野首长做起了详细的汇报。

王宏坤介绍道：

“目前，鄂西地区共有宋希濂部的2个兵团6个军14、5个军，共计10余万人。宋希濂部的情况我们已经非常了解，战斗力不强，大部分是杂牌，也有个别部队比如第2军战斗力稍强，但现在也不行。总的来说，宋希濂部在过去遭到我军连续的沉重打击，其中不少部队都是被歼灭后重建起来的，有的部队被打烂后还没有补编起来，他们现在的士气很低落，战斗力也不强。”

王宏坤又指向了川鄂交接的地带，说道：“孙元良的16兵团一部正在川鄂边界驻扎，负责屏障川东的门户，防止我军进入四川。”

四野首长听了王宏坤的介绍，接着对王宏坤说了自己的军事部署，他计划调四野的4个军，加上湖北军区的2个师向鄂西进军，以求歼灭宋希濂的主力，为四野向广西进军以及二野向大西南进军打开道路。

四野首长说：“此次鄂西战役，四野前委决定由你来统一指挥。”

王宏坤是和四野首长一样，都是湖北人，而且王宏坤是红四方面军出身，早年间在鄂豫皖苏区有过丰富的战斗经验，对湖北的地貌地形、风土人情都非常熟悉，再者，王宏坤一直以来的职务都很高，红军时期他曾在四方面军担任军长、军政委一级的职务长达5年（四方面军的“军”相当于一方面军的“军团”），抗战期间又担任129师385旅旅长，冀南、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又晋升为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为刘伯承）。

淮海战役结束后，湖北军区成立，中央原定让王宏坤担任湖北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同志担任政委，王宏坤却拒绝说他还是当军区副司令员比较好，中央尊重他的意见，让李先念同志担任了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宏坤为第一副司令员，王树声为第二副司令员。

此次鄂西会战，虽然作战的主要力量是四野的部队，湖北军区为辅，但四野毕竟是“客场作战”，作为“东道主”的王宏坤无论从能力、资历、经验来说，还是统筹部署后勤等方面的能力来说，无疑都是负责指挥此战的不二人选。

听了四野首长对他的任命，王宏坤欣然接受，并谈起了自己对此战的一些构想。他认为，四野首长计划调四野的4个军参加鄂西战役的安排并不十分合理，四野其实只要派出一个军就够了，去多了反而会吓到敌人，让他们提前撤退，把歼灭战变成“赶羊子”式的追击战。

王宏坤接着又说，宋希濂的部队如果要跑，大概率不会向湖南跑，只会向四川和贵州方向逃窜，我们要想歼灭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突进到他们的后方，用两面钳击的方式堵住他们的退路，逼迫他们不得不和我们一战。

王宏坤的这个作战构想，实际上暗合了毛主席不久前提出的的“大迂回、大包抄”战略，四野首长当场对这一部署表示同意。

当时四野的13兵团47军正在湖南西北的桑植驻防，四野首长于是决定用47军向北出击，迂回恩施，占领利川，斩断敌人的向四川和贵州撤退的路。

同时，四野首长坚持要在北面出动大部队，向南对宋希濂部进行压迫，南北合围，但王宏坤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北面的山很多，路很难走，如果出动大部队，反而行动不便。最重要的，这样做的动静实在太大，会逼迫宋希濂下定决心提前逃跑，到时候想围歼他们就难了。

如果我们只从北面出动一个军，宋希濂就会认为我们只是去监视他的，不会过早下令部队撤退。

听到王宏坤的反对意见，四野首长从地图前坐到了座位上，沉默了半天之后他对王宏坤说：你先回宜昌准备吧，到了宜昌我们再用电报联系。王宏坤不好再坚持自己的看法，只好遵命返回部队。

王宏坤回去之后准备了好几天，将地形敌情、渡江地点都摸得差不多了，粮草后勤也都准备得差不多了。这时候，四野首长来电告诉王宏坤，他决定让王宏坤统一指挥吴瑞林的42军、曾泽生的50军和曹里怀的47军。

这就是说，四野首长还是不同意王宏坤之前提出的，只在北面出动一个军的计划，而是要出动3个军。

一次能指挥3个军，外加湖北军区的部队，王宏坤也算是当了一回名副其实的兵团司令员，但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还是怀疑四野首长坚持使用大部队，采用“牛刀子杀鸡战术”能否完成一举全歼宋希濂兵团的任务。

王宏坤担心的是，四野兵强马壮，一个军就有4个师5、6万人，装备虽然非常优良，但在行军路上却显得有些笨重，而且四野的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北方人，没有经历过南方的山路，怕是很难做到快速行军。

然而命令已经下达了，王宏坤只有执行，他通知部队做好准备，带上5天的干粮，以及应对下雨路滑的稻草，并于10月30日正式展开了行动。

此次战役中，在北线行军，充当全军先锋的，是湖北军区的独一师和独二师，他们掩护吴瑞林的42军、曾泽生的50军渡江后一路向前插，突破得非常顺利。

就在这时，四野首长来了电报，说他已经命令南线的曹里怀的47军在桑植西北加紧构筑工事，等待迎击敌人。

收到这个电报后，王宏坤的心陡然沉了下来，因为桑植西北距离利川还有200多里地，在那里停下来构筑阵地，实际上意味着四野首长改变了原先断敌后路的部署，这样一来，战场上的形势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与此同时，北面的我军大军压境，宋希濂一看到这么大的阵仗，根本没有抵抗的心思，只想着应该如何夺路而逃。此时，曹里怀的47军奉命停在桑植西北，未能按照原先的部署插到利川，切断宋希濂部的退路，这实际给宋希濂的逃跑留下了一丝机会。

眼看局面如此紧急，曹里怀47军不能到达预定堵击位置，王宏坤立即决定，命令湖北军区的独一师和独二师继续向前猛进，能截断多少敌人就截断多少。

负责在前方指挥独一师和独二师的，是时任湖北军区参谋长的张才千同志（开国中将），张才千是湖北麻城人，也是四方面军的一员猛将，而且，独一师和独二师都是相当强劲的部队，指战员多为湖北人，擅长山地作战，对敌情明清也都非常熟悉，而且长期和宋希濂部作战，打起来根本不用动员，士气就已经非常高涨了。

在张才千的指挥下，独一师和独二师一路高歌猛进，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行军150多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了巴东和恩施。

但是，独一师和独二师在前面猛进，后面的四野42军和50军却很快就被甩在了身后。正如王宏坤预料的那样，四野的部队重武器太多，加上天雨路滑，很多石头路滑溜溜的，非常难走，一段五六十里的山路，有时候要花一天的时间才能走完，5天的干粮很快吃完，幸亏这时候部队发现了国军留下的存粮，否则还有断炊的危险。

从地图上看，独一师和独二师由于进展太快，已经变成了孤军深入，但王宏坤认为，此时的敌人已经溃逃，当务之急就是要拼命追赶，堵上他们，顾不上那么多了。四野首长意识到这个情况后，立刻电令王宏坤让北边的部队立刻停下待机，同时又命令南边的47军向后撤退。

四野首长为什么让47军向后撤呢？王宏坤揣摩了一番四野首长的意思，觉得他是担心北边的部队大军一压，敌人的主力会一下子都撤到南边47军的脸上，弄不好47军要吃亏。但王宏坤认为，四野首长“过分估计了敌人的战斗力”，宋希濂部的战斗力其实并没有那么强，47军完全是可以挡住的。

而对于四野首长让北面的部队停下的命令，王宏坤实际很难执行，行动较慢的42军和50军是可以刹得住的，但湖北军区的独一师和独二师开进太快，正在高机动作战，根本收不住，电台也联系不上。

王宏坤如实汇报了这一情况后，很快就收到了四野首长的回电，电报中，四野首长批评王宏坤他们“游击习气严重”，没有做到大兵团作战的令行禁止，给部队带来了危险。王宏坤听后心想，“游击习气重就重吧，反正前面不能停，一停就什么也捞不到，等于白跑一趟。”还是顶着压力没有叫独一师和独二师停下。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四野首长命令42军和50军停了两天，接着才命令他们继续追击，但规定了他们一天只能走多远，不能走的太快。又过了两天，他下令部队急追，“但这时，敌人已大部跑掉了”。

倒是在最前面的独一师和独二师猛打猛冲，解放恩施后又一路追击，所到之处我军一开火敌人就全乱了。最后，独一师和独二师顺利切断了一部分的敌人的后路，王宏坤收到报告，命令42军和50军立刻赶上去，很快便将这最后一股敌人悉数歼灭。

鄂西战役是一次秋风扫落叶式的胜利，但并不能算是酣畅淋漓，因为我军在大优势的情况下，只完成了歼敌一部（约3万人）的任务，而未能做到全歼宋希濂集团，这对王宏坤来说实在是一个遗憾。

王宏坤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鄂西战役，如果不是四野首长先下令47军停止断敌后路，又下令47军向后撤退，再下令北边部队停止追击，“宋希濂集团是逃不掉的，是可以活捉宋希濂的，起码可以歼敌大部”。四野首长“判断错误，顾及47军会有伤亡，所以命令他们撤回，后来见二野陈锡联、谢富治三兵团赶来，这才要我们急追，但为时已晚了”。

如果不是王宏坤顶住四野首长的批评，让湖北军区的部队猛追，截断了敌人的一部，那么恐怕歼敌3万的战果都完不成。在王宏坤看来，如果不是四野首长突然改变作战计划，一举全歼宋希濂的10万多人是很有可能的。

王宏坤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评价四野首长的指挥风格：一是喜欢一竿子插到底，作为野战军司令员，他可以绕过兵团司令员和军首长，直接把电话打到师，直接指挥，这种风格有利有弊，往往替代了下级；二是比较谨慎，不愿涉险，力求稳扎稳打获得胜利；三是很怕自己的部队吃亏。

对于第三点，王宏坤认为：相比之下，小平同志的心胸就开阔得多，更顾全大局，照顾友邻，敢于多担当。比如淮海战役时他就说，不怕二野打光，二野打光了还有兄弟部队。

就军事上的胆略和判断来说，王宏坤还是更加推崇他的四方面军老首长徐向前，王宏坤曾直言不讳地说，他认为徐向前是元帅中最能打的。

王宏坤认为，徐向前在指挥打仗上，和四野首长相比，有几个方面的长处，一是更加敢于打硬仗、恶仗；二是敢于以小打大，以弱击强，以少胜多，对比晋中战役和鄂西战役，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三是徐向前更擅长边练兵边打仗，以新兵打大仗。

当然，这也只是王宏坤将军的一家之言，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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