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原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正式获得天子的承认，成为诸侯，晋国从此成为历史。这个从西周初年建国，历经六百多年的古老诸侯国最终没能抵挡岁月的侵蚀，和许多被他吞并的诸侯国一样，成为了一个地理概念。
晋国的瓦解，对于当时华夏世界的影响巨大。令其他诸侯吃惊的是，晋国的瓦解不是因为外部力量的打击，而是内部各种政治势力博弈后的自爆。这无疑影响了各国之后对于政治架构的理解，深刻影响了战国，乃至整个中国之后的发展。春秋时期礼制的最后一丝光芒至此彻底消散，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开始了。
一千多年后的司马光，以这件事作为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开篇，也不是没有没有道理的。晋国为什么会分裂？这个问题足以支撑起一部专著，不是少量文字能够描述清楚的。笔者能力有限，只能在自己可以理解的范围内，给出分析和解释。
首先，晋国在传承上出现了问题。作为周王室最早分封的一批诸侯，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成王年幼时，一次与弟弟玩耍的时候，拿一片桐叶表示等他成年后，就这样的土地分封给他。
君无戏言，在虞成年后，成王将唐国故地分封给他，后改称晋国。西周时期，晋国的传承还清稳定。直到晋穆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晋穆侯七年（公元前805年），作为诸侯的晋国出兵助周天子讨伐条戎，遭遇惨败。为了铭记这一耻辱，晋穆侯为当年出生的长子取名为仇。
三年后，晋军讨伐北戎，在千亩（今山西安泽北）一战中，大获全胜。此时，晋穆侯的妻子齐姜生下第二个儿子，为了纪念这次胜利，晋穆侯便为他起名为“成师”。
在宗法制的大环境下，晋侯的长子与次子的名字寓意差异巨大，难免让人产生某些不好的联想。当时有人指出：“异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雠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适庶名反逆，此后晋其能毋乱乎？”
后来的历史似乎验证了这一预言。晋穆侯去世后，其弟夺位自立，后世称为殇叔。殇叔在位四年后，被迫外逃的太子仇率领自己的军队袭击殇叔，夺回君位，是为晋文侯。
此时的西周，正值周宣王晚年到周厉王初年的变乱时期，对于晋国的政局变动无意，更无力进行干涉。
晋文侯在位二十五年后去世，其子昭侯立。昭侯按照传统，将自己的叔叔成师分封于曲沃，号为桓叔。按传统来说，这个安排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传统的模式并不足以维护政局的稳定。
曲沃这个地方，城市坚固、土地肥沃，甚至比晋国都城翼还要富庶。这样一个地方，不掌握在君主手中，本身就是潜在隐患。更何况，此时的桓叔在当时的晋国，德高望重。几年后，晋国大臣潘父弑昭侯，迎立桓叔。
对于天上掉下来的君位，桓叔没有拒绝。但进入都城的桓叔，并没有被晋国民众接受，最后被迫退回曲沃。昭侯的儿子平被拥立为君，是为孝侯。从此，曲沃与翼之间开始了漫长的权力争夺战。经过近七十年的反复较量，连续弑杀五位国君，到曲沃武公才最终击败了在翼的晋国主君。成为晋国的实际掌控者。
长期的内战，不仅消耗了晋国的国力，让晋国错过了春秋初期一系列历史事件，更开了晋国君位非正常传承的传统。之后的晋国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往往会在国君即位后将其他成年的公子驱逐到其他国家，形成了“晋无公室”的传统。
某种程度上，骊姬之乱就是这一传统的第一次表现。晋献公将太子申生逼死，迫使公子重耳、夷吾出逃，就是为了防止势均力敌的三兄弟间再次权利争斗，同时强化国君的权力。骊姬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与“晋国无公室”的传统同时，晋国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异姓大夫成为政坛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尤其是晋文公之后。流亡在外数年的晋文公回到晋国成为国君后，开始大量任用异姓担任重要职务。甚至，至关重要的军队控制权也在大夫的。晋献公将军队扩大为三军，国君和太子各领一军。到了晋文公，三军的主帅都是异姓卿大夫。
国君为首的宗室，与异姓卿大夫之间的实力差异巨大，导致权力失衡。经过反复较量，晋国在春秋后期形成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六卿专权的局面，国君被架空。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六卿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最终形成韩赵魏三家势均力敌的局面。
晋阳之战，三家事实上瓜分了晋国，只差周天子的最后确认。直到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最终确认，晋国走到了尽头。
除了传承错乱带来的权力失衡外，晋国的分裂与地形与气候也有密切的关系。
晋国最初的封地极小，经过数代国君的努力，到了春秋中期逐渐形成一个幅员数千里的大国。鼎盛时期，晋国囊括今山西省全部、陕西省东部与北部、河北省中部与南部、河南省西部和北部、山东西北部与内蒙一部的广大地区……横跨太行东西，地越大河两岸，各地差异巨大。
以山西为例，以太原为中心的河谷文化和以大同为中心的代地就差异巨大。太原等地是传统的农业发达地区，代地则受草原文化影响巨大，这种差异在之后的赵国依旧存在，也是限制赵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晋国及周边
与分裂之后的赵国相比，晋国的情况只能说更严重。不论是跨越太行山脉，还是横渡黄河，在当时都是十分困难的。从古到今，地理条件与通讯手段都是限制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技术极度落后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问题更加严重。
地形的破碎割裂，是晋国衰落乃至分裂的关键因素之一。春秋四大诸侯齐秦晋楚中，齐国地处海滨，国土面积有限，临淄的力量几乎可以辐射全境；秦国，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在当时的中国属于属于上上之选，人口与经济对其他地区的优势明显；楚国虽然也是地形破碎，但云梦泽等古代的巨大湖泊、湿地却是古代真正的高速公路……
晋国内部的几个地形区中，没有一个可以形成对其他形成优势。不要说绝对优势，哪怕是相对优势也没有。
交通的不便和地形的限制，让晋国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中心，国君对地方的控制力极差。如果在相对和平的历史时期，这也许不会带来太严重的问题。问题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晋国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不断吞噬小国的过程。
用后来传入中国的因果论来说，晋国的结局属实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外，个人认为，晋国最终消亡的原因还在于因循守旧。在人们一般的印象中，鲁国才是春秋时期最守旧的存在。鲁国对于周礼的坚持，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十分的不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