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以后，东北战场暂时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杜聿明倒是很想破坏停战协定，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广大的占领区使其兵力根本不敷分配，难以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东北我军则趁此机会，抓紧巩固根据地和整训部队，并根据战争形势的要求，着手组建更多更强大的野战纵队。

（1纵首任司令员万毅）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的军事力量，被分割在北满和南满两个根据地内，由于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以下简称东总）在哈尔滨，主力当然也在北满地区。“东总”遂于8月起，遴选精锐组建了三个正规野战纵队（注意正规二字，有别于之前的建制）：第1纵队、第2纵队和第6纵队。

为什么中间还空了三个番号呢？因为早在1946年初，为了整合南满根据地的部队，已经组建了第3纵队和第4纵队，而解放战争初期，各大野战军又有意避开了“第5纵队”的番号，因此北满主力的首批三个纵队，番号顺序只能是第1、第2和第6了。

上述东北我军的五个野战纵队，组建时间最早老部队成分最多，无疑是战斗力最强之所在，尤其是东北拉锯时期的1946年冬至1947年春，这五个纵队承担了主要战斗任务，成为“东总”手中的核心野战力量。

相比于1947年4月以后成立的另外七个纵队，它们如“老大哥”一般的存在，遂有“东北五虎”之美誉，首任司令员分别是：万毅（开国中将）、刘震（开国上将）、程世才（开国中将）、吴克华（开国中将）、陈光（未授衔）。

东北五虎时辖兵力为1纵26000余人、2纵30000余人、3纵和4纵共30000余人（损失较大）、6纵23000余人，占当时东北我军总兵力的34%左右，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时期的骨干力量。

当然，在战争的进程中，“东总”也会根据战场表现调整纵队司令员的人选，因此除了第2纵队、第4纵队外，其他各纵的军事主官后来均有所变化。

（2纵司令员刘震）

一、“北满三只虎”才是绝对主力

四平保卫战失利后，随“东总”撤往松花江以北的部队，才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基干力量，虽然抗战胜利以后，“闯关东”的部队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在组建北满根据地首批三个野战纵队时，部队的老底子仍然是选拔的关键因素。

第1纵队：由东总直辖的山东1师、山东2师合编组成，而八路军山东军区这两个主力师的老底子，分别是八路军115师第343旅的686团第一营、第344旅的688团第一营，换言之，全都是红一方面军的血脉。

第2纵队：改编主体是东总直辖的新四军第3师主力，其前身是八路军第四纵队和第五纵队，再往前捋，则是115师第344旅的主力，那么很显然，更是红一方面军的血脉（红15军团主力），可谓是根红苗正。

（3纵首任司令员程世才）

第6纵队：由新四军第3师第7旅、八路军山东军区第7师合编而来，前者不消说了，后者的前身，则是八路军115师教导第6旅，总体来看，也是由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发展起来的，都算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的老部下。

不难看出，北满根据地的“三只虎”，都是原红一方面军和八路军115师的血脉，资历老作风硬，是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我军的绝对主力，即便是在未来叫响的“东北五虎”，也必然排在“第一梯队”！

在东北我军即将转入战略反攻之际，“东总”先后调整了北满各纵队的司令员，以李天佑接任第1纵队司令员、以洪学智接任第6纵队司令员、惟第2纵队司令员刘震保持不变，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再分别改称第38军、第39军和第43军的军长。

（4纵首任司令员吴克华）

相比之下，“南满两只虎”的履历就差了些，并且这两个纵队在最困难的时期，作为“偏师”坚守南满根据地不撤，为北满主力的整训和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尤其是在杜聿明重点进攻南满期间，还伤了些元气，当属东北五虎的“第二梯队”。

第3纵队：改编主体是山东军区第3师、晋察冀军区第16军分区在东北发展起来的部队，前者是鲁中军区（山东地方部队）演变而来，后者是最早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扩军速度极快，但整体素质一般，3纵的司令员因此更换最为频繁。

第3纵队的首任司令员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程世才，其后调整为原晋察冀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红一方面军出身，资历并不深厚，但得益于率先挺进东北，在早期的东北我军份量颇重，直到1947年9月“旋风司令"执掌该纵。

第4纵队：改编主体是山东军区第6师主力、第5师的一部，也是山东地方部队发展起来的，抗战胜利后由海路挺进东北，首任司令员吴克华，江西弋阳籍的“红小鬼”，16岁参加红军的老革命。

（6纵首任司令员陈光）

二、军事主官职级应分为两个梯队

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此时已经改称为”军“级番号的东北五虎，军事主官名单是：第38军军长李天佑、第39军军长刘震、第40军军长韩先楚、第41军军长吴克华、第43军军长洪学智。

比较这五位军长的早期资历，其实也要分为二个梯队，出身于北满主力的三个军长，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职务情况，李天佑是686团团长、刘震是688团政委、洪学智是抗大支队长（也相当于正团职）。

换言之，这三位军长皆为八路军最初的主力团正职，建国以后的军衔应是“中将起步、多为上将”，比如同为团长的杨得志、杨成武、宋时轮、陈锡联上将等等。而出身于南满部队的两位军长，韩先楚时任688团副团长、吴克华仅是抗大学员（之前是红13师的团长）。

（38军首任军长李天佑）

红军改编时干部普遍降职使用，基本是“军长当旅长、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也就是说，韩先楚和吴克华在抗战之初，一个是副团职一个是营职，跟前三位军长的职级，还是有点差距的，只能暂时划入“第二梯队”。

惟第二梯队中的韩先楚，情况却是比较特殊，初到东北时，他的职务仅仅是第4纵队副司令员，毕竟韩先楚缺席了抗日战争的大反攻阶段，一直在延安学习，某种程度上耽误了军职的晋升，因此出关到达南满根据地时，任命为纵队副司令员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韩大胆“硬是凭借出色的指挥能力，逐渐引起“东总”乃至军委的重视，至东北战略反攻的1947年9月间，已被重用为第3纵队司令员，两位前任程世才、曾克林则调任二级军区的职务，离开了野战部队。

（40军首任军长韩先楚）

平津战役胜利后，东北野战军正式改番为第四野战军，并于1949年5月列编四大兵团，那么顺理成章，“北满三只虎”的军事主官，都因为主力身份、军队资历以及赫赫战功，同时晋升为兵团副职：

第38军军长李天佑： 晋任第十三兵团第一副司令员

第39军军长刘震： 晋任第十四兵团第二副司令员

第43军军长洪学智： 晋任第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

而“南满两只虎”的军事主官，理论上只能继续担任军长职务，不太可能晋升兵团副职，比如扬威塔山的吴克华，就仍然只担任第41军军长职务，直至1950年9月，才晋任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要比前述三位军长慢了半拍的。

以此推论，这五个王牌军的军事主官群体中，第一梯队的三位军长，1955年大概率将被授予上将军衔，而第二梯队的两位军长，则大概率应授中将军衔，这才是正确的“队形”，毕竟资历和职务存在着细微差别。

（43军首任军长洪学智）

三、韩先楚凭借战功破格晋升

偏偏韩先楚仍被重用，以曾经的“偏师”第4纵队副司令员、第3纵队司令员的身份，跟李天佑、刘震、洪学智一起，同时晋升为第十二兵团第二副司令员（仍兼40军军长），从而“搅乱”了东北五虎军事主官两大梯队应有的队形。

就这样，在解放战争的大追歼阶段，“东北五虎”的五名军长中，有四名晋升为“兵团首长”，只有一名继续担任军长职务，这也直接影响了五位开国将军的军衔授予，毕竟时任军职和军队级别是挂钩的。

在1952年的军队级别评定中，李天佑、刘震、韩先楚和洪学智皆被评定为“副兵团级”（ 包括程世才），而吴克华（包括万毅）则被评定为“准兵团级”，至于曾克林更是比较意外，当时只被评定为“正军级”。

说明一下，其中短暂担任过6纵司令员的黄永胜军队级别最高，1952年被评定为“正兵团级”，授上将已是毫无悬念，而曾克林因此遗憾地获授少将军衔。

（3纵第二任司令员曾克林）

按照1955年的授衔原则：“正兵团级”干部多数可评为上将，“副兵团级”和“准兵团级”干部多数可评为中将，这个“多数”意味着，“副兵团级”的部分将领可因战功卓著或贡献突出，而授予上将军衔。

因此在42名副兵团级干部中（补授不计），李天佑、刘震、韩先楚、洪学智等19人被直接授予上将军衔，成为57名开国上将方阵中的一员。而在64名准兵团级干部中，吴克华、万毅等53名人被授予中将军衔。

吴克华也成为东北五虎的首任军长中，唯一的开国中将，关于这一点，廖汉生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授予上将的大致条件：“红军时期的师级干部，抗战时期的旅级干部，解放战争时期的兵团级干部，一般可评上将”。

客观来说，韩先楚尽管被评定为副兵团级，但纵观红军和抗战时期的资历和职务，授中将军衔也在情理当中，毕竟他担任红78师师长时，已经是抗战即将爆发的1936年，也确实有其他22名“副兵团级”干部授了中将衔。

然而首批晋升四野兵团副司令员的履历、力主早打且勇夺海南的功勋、志愿军副司令员的职务，以及毛主席的特别欣赏，韩先楚最终还是步入了上将行列！

（韩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