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留置措施虽然在《监察法》规定中表现为单一的强制措施，但随着监察实践的不断探索和《监察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陆续颁布，留置措施在制度和实践层面逐步呈现出精细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些类型有些已经在现行的监察法规制度中有所体现或隐含，有些则源自监察机关在处理职务案件中的实践创新，各类留置措施的分类标准、适用范围和运行程序存在一定差异。 根据适用对象和案件类型，留置措施可以分为“职务违法型留置”和“职务犯罪型留置”；从必要性要件来看，可分为“案情重大型留置”和“社会危险型留置”；从适用的决定阶段或环节来看，则分为“立案型留置”和“调查型留置”；根据审批程序，又可以划分为“审批型留置”和“备案型留置”。这些不同类型的留置措施在分类标准、适用范围和运行程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随着监察制度的发展，未来可能衍生出更多新的类型和形态。因此，监察制度的理论研究应与实践的发展保持同步，对各类新兴留置措施进行深入的理论总结。 职务违法型留置和职务犯罪型留置是根据适用对象和案件类型对留置措施的划分。职务违法型留置适用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的被调查人，职务犯罪型留置则适用于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对此，理论界存在争议，肯定说认为留置措施适用于两类情况，而否定说则认为仅适用于职务犯罪案件。现有《监察法》支持肯定说的观点，承认职务违法型留置的存在，但监察体制改革后，必须在适用条件、运行机制和期限上区分两者。职务违法型留置应更加严格限制其必要性要件与缩短留置期限，避免过度侵犯人身自由。可探索非羁押化执行方式，如“走读式留置”，使其与职务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相称。 从留置措施的必要性要件来看，留置措施可分为“案情重大型留置”和“社会危险型留置”。前者适用于重大、复杂的职务违法犯罪案件，类似于刑事诉讼中的“径行逮捕”，其重点在于案件本身的重大性、复杂性，无需对社会危险性进行独立审查。后者则适用于具有自杀、逃跑、阻碍调查等社会危险性的案件，类似于“一般逮捕”，需要严格审查社会危险性。监察法对社会危险型留置的规定细化了被调查人可能逃跑、自杀或妨碍调查等情形，而对于案情重大型留置的“重大”和“复杂”则未予明确界定。社会危险性应基于事实证据进行评估，避免主观臆断，确保留置措施的适用符合比例原则。 根据留置措施的决定适用阶段，可将其分为“立案型留置”和“调查型留置”。立案型留置是在监察机关作出立案决定的同时决定适用的留置措施，其主要目的是降低公开立案对调查可能产生的社会危险；而调查型留置则是在立案之后的调查阶段适用，是留置措施的常态。立案型留置尚未得到《监察法》明确规定，但《监察法实施条例》间接承认了其合法性。立案型留置适用范围较小，主要适用于特定职务犯罪案件，其事实要件需要在初步核实阶段通过非强制性调查手段获得证据支持。立案型留置的公开范围较广，不仅需要告知被留置人家属和单位，还需要公开发布，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根据留置措施的审批程序，留置可分为“审批型留置”和“备案型留置”。“审批型留置”需经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后方可生效，适用于县级和市级监察机关，这种模式通过上级审批加强外部监督，防止滥用留置措施。而“备案型留置”则无需上级审批，由省级监察机关集体决定后直接生效，仅需报国家监察委员会备案。备案的主要作用是事后监督，但不影响留置措施的法律效力。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留置措施同样适用备案，但属于自行备案。两种留置形式虽然在实体要件上相同，但在程序性要件上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在法律效力和监督层面，体现了监察机关对不同层级案件的审查和管理机制。 除此之外，留置措施还可以从其他不同角度进行多种分类，例如根据执行方法分为“非羁押型留置”和“羁押型留置”，根据留置场所分为“办案场所留置”和“看守所留置”，根据适用对象身份分为“公职人员留置”和“非公职人员留置”等。上述四类仅是基于现有规则和实践作出的分类，但并非涵盖留置措施的所有方式。随着监察制度和实践的不断发展，留置措施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未来可能会出现新的分类类型。因此，监察理论研究应跟随实践的发展，及时对新兴的留置措施进行理论探讨和总结，以适应制度的完善与实践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