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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在北京大学筹备区域国别研究项目时，牛可教授曾经邀请我就区域国别研究做过一次访谈，之后寄来了录音整理稿；我后来也参加了为北大国别区域研究院成立而组织的讨论会，但一直没有能够将这些片段思考整理成文。今天听了钱乘旦教授的发言，了解了北大在国别区域研究领域已经有这么多成果，教育部也在规划将国别区域研究设定为一级学科，这也意味着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的再出发已经成功起航。在这一时刻，对于这一重新起航的领域及其发展进行思考和评估很有必要。 1 对区域研究的反思和批判三十年前，冷战刚刚结束，那时整个美国学术界的一场重要讨论是反思area studies，即我们所说的区域研究。这场反思的背景是冷战的落幕：战后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服从于冷战时代的战略需要，伴随苏欧剧变，冷战的构架不再有效，出现了新的结构、新的问题，这也就是此后大行其道的全球化及其相关研究。美国区域研究是在冷战中应运而生和发展的，现在该怎么走？
当年的反思主要有两个出发点。首先是一些新理论的出现。这些理论家，如萨义德、斯皮瓦克等类型略近的人，其知识背景都受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形成的法国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理论的影响。他们的工作领域多半不是区域研究，而是人文学科不同领域，如比较文学、英美文学或某种后哲学思潮影响下的理论领域。他们的研究与一些源自非西方世界的研究如印度的庶民研究相互呼应、激发，迅速波及历史学、人类学等领域，最终对区域研究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平行发展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世界体系理论，它综合马克思、布罗代尔等社会科学的思考，提出更为全面的针对旧区域研究的批判。这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虽然未必是区域研究学者，但大都有某些非西方区域的背景。萨义德是巴勒斯坦人，后殖民研究源于印度的庶民研究；沃勒斯坦的早期背景是非洲研究；阿明来自埃及，直接参与过万隆会议的筹备工作；等等。沃勒斯坦的非洲研究做得很好，但产生影响的是世界体系理论，严格地说，这并不能说是区域研究。依附理论涉及第三世界等区域，但方法论也不是一般的区域研究，相反，是世界体系。沃勒斯坦后来发表了一系列他称之为“反思社会科学”和“否思社会科学”的理论论述，他受结构主义理论（布罗代尔）影响更大，但在美国的潮流中，他的理论其实与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冲击相互呼应。在文学、人类学等领域，俄国文学理论家巴赫金也非常流行，复调和对话理论所内含的多元性有助于摆脱对西方中心论的依赖。这些在人文领域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的新思考逐渐波及区域研究，引发了新一波讨论，又反过来对人文社会科学等主流领域产生冲击。
虽然区域研究人员规模不小，但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并不居于主流地位。真正居于主流地位的是社会科学的正统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人文学科的正统学科当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史哲相关领域。因此，区域研究虽然规模庞大，但没有提供新的理论范式，不能够介入对新条件的追问。它们是不断吸纳一些主流学科的理论而产生出来的。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比如说区域研究和人文学科的关系，反映出区域研究的学者力图利用自己的优势介入主流论述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围绕区域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文化研究等新领域，后者为新一代区域研究学者介入主流话题讨论提供了新的空间。
文化研究源自英国伯明翰学派，起初其代表人物雷蒙·威廉姆斯对战后英国社会的研究带有文化唯物主义的倾向；但对美国文化研究影响更大的是斯图亚特·霍尔，他综合结构主义、符号学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发展出一套编码和解码的理论。霍尔出身于牙买加，对于殖民主义和文化身份等更为敏感，在对美国的媒介研究产生影响的同时，也通过文化研究的扩张而对区域研究产生影响。很多区域研究学者不满意西方的区域研究，特别是美国的区域研究，而美国人文学术领域对于人文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基本范式的质疑逐渐成为潮流，这两种思潮相互渗透、激荡和影响。对于人文学科而言，中心问题是东方主义或后殖民性的问题，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中心问题是现代化理论的框架，后者也同样是西方中心论的。这些讨论与后冷战条件的出现形成呼应关系。
2 区域研究的可能性及其限度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即区域研究虽然不满意自己的边缘地位，力图挤入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之中，但实际上，伴随着全球化的新格局，区域研究有一定的优势，就是它的先天的跨学科性。人文社会科学谈论跨学科、科际整合已经很多年了，但似乎忘记了区域研究从来都是跨学科的。它的综合性知识在不同的领域之间徘徊，早已越出了主流的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设定的边界。由于区域研究缺乏其清晰界定的学科性，多半以对象国或地区为中心形成学科，故而研究中国文学和历史的学者多半只能在东亚系工作，而难以进入文学系、比较文学系和历史系等人文学科的主流院系，即便能够双聘，也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这个格局现在已经很大程度地改变了。区域研究一旦发生理论化的导向，就可能产生出新的知识框架。
过去几十年中，比较深刻地批判了主流学科范式的这些人，也多半与区域研究有关。比如说受到布罗代尔《地中海》影响所产生的世界体系理论，更多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依附理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些其他的理论，多半产生于研究非洲、拉美及亚洲的学者的成果之中。这些理论家后来又都发表了质疑社会科学范式的著述。布罗代尔研究地中海，沃勒斯坦研究非洲，阿明综合研究亚非拉，阿瑞吉转向东亚研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是人类学家，同时也可以说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研究东南亚，学术脉络与研究世界体系等学者不同，但同样是受到民族解放运动、后殖民运动和万隆精神影响的一代人。安德森的案例不是孤立的，人类学从其诞生开始，其触角就伴随殖民主义而伸向所谓“边缘”地区，因此人类学与区域研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历史联系。中国研究中的地方史取向及对费正清模式的挑战，也属于这一潮流。区域研究的学者试图进入主流话语，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造反”，造成了对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的主导范式的攻击，影响深远。此后，这些思路慢慢蔓延至全球史的范畴里，不断地把南亚、阿拉伯、东南亚、东亚等地区纳入全球史框架。这也是区域研究的学者进入全球史领域，成为全球史学者的一个开端或契机。这是一个新的、尚未完成的过程。
今天在中国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也需要考虑这一旧领域在过去数十年中发生的新变化，需要汲取这一轮反思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比如说当时冲击区域研究的文化研究，在西方人文领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随之带来的问题也很多。当文化研究蔓延至非西方地区时，它改变了人文研究的许多主题，在展开新领域的同时，又遮蔽了一些基础性的课题，例如在将性别、族群问题置于中心位置的同时，相对忽略甚至遮蔽了经济、政治、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等其他问题。以近年关于新清史的争论为例，大多研究和讨论较少关注对经济结构、政治传统、生产方式（以及相关的社会形态）、多重文化和统治方式的阐释，而仅仅聚焦于族群、宗教和认同政治上。族群问题是重要的、不可忽略的课题，但绝非孤立的问题，脱离经济、政治和其他条件是不可能充分地回答何为中国这一问题的。19世纪以降的全球和区域关系的巨变、20世纪中国发生的漫长革命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构造、生产方式和内外关系，今天的中国更不可能仅仅从族群认同的角度加以分析。族群、性别的视角打开了一些观察历史的缺口，但若遮蔽了其他历史条件，在基础性的研究范式上又会产生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区域国别研究诞生于英国、美国的学科领域，区别于早期的欧洲东方学，虽然相互之间存在渗透和影响。实际上，从19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的美国，区域国别研究是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驱动下形成的帝国知识的一部分，区域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国别与全球战略关系密切。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区域国别研究都可以视同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知识，也不能否定这一领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学术成果，而是说这一领域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发展起来的。二战结束后，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直接提供支持设立中心、资助项目，许多区域研究的学者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机器，这些今天看起来有些奇怪的现象在当时并不奇怪。
3 作为时空体的区域在这层意义上，我们确实应该问一问：今天在中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与从英美发端，而后蔓延至欧洲、日本等地区的区域研究，根本性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如果不思考这些问题，除了知识范围扩大之外，似乎又是一轮模仿开始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过去三十多年在不同地域产生出来的反思和批判是重要的。此外，在非西方地区，例如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出现过几代为改变国家命运、改造社会、反对帝国主义而展开的学术研究。从方法上来说，这部分研究所蕴含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认为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些研究的立场和这些研究者在全球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他们的研究是为各自社会的生存和改造服务的，其政治取向是与当时帝国主义知识对立的，是与通过政治经济或文化的研究而确立新的政治和新的行动密切关联的。我将这种特征概括为有关某一区域和国家的研究中的时间性问题。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界定为区域或国别研究，但却从另一个方向提出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和方法问题。
时空体源自巴赫金的概念，稍后我会说明为什么这一在文学理论中诞生的概念在历史学领域里也具有意义，尤其是对区域国别研究具有独特的启发性。为什么呢？过去的区域研究或者地区研究，广义来说形成于19世纪到20世纪，它带有一个主要特征，呈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空间时间化，另一个方面是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在19世纪的历史哲学中是很清楚的，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提到了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这些都是空间性的概念，但在目的论的时间性框架下，区域这一空间概念被时间化了，不同的区域从属于欧洲中心的或者日耳曼中心的历史叙述。这不仅是欧洲中心的历史，也是欧洲自我陈述的一部分，其形态是普遍主义的。19世纪的历史哲学并未忽略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人类学问题，例如历史语言学高度重视对不同语言和语系的辨别，并以此作为全球历史的相互关联的基础线索；各种各样的考古学和其他学术研究都发展起来，并日益形成了一个世界体系。空间时间化就是这个世界体系的语法，也是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的历史哲学基础。空间时间化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区域或空间的从属性，从而这些区域和空间中的人也是从属性的，不可能与叙述者形成平等对话性的关系。
某个区域在时间链条上的客体化也意味着它无法构成一个活的、当代性的主体，而只是一个被叙述的对象，服从于叙述者自我（西方）的目的，也只能在与这个叙述者（西方）的关系中获得其变化的意义。在这样的框架下，由于服从于战后美国的全球势力，也由于可以追溯至早期英帝国的全球霸权，区域研究最主要的框架就是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的突出特点是时间空间化，即在单线的时间框架下，按照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等一系列分类，在空间上规划南北关系，在地缘政治框架下规划东西关系，让这一空间划分服从于现代化的基础性的叙述。这一套知识事实上也有一个相应的政治经济的组织结构，如世界银行等，与之配套。后冷战时期占据主流的市场化、民主化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应的政治经济范式均与此有关。
这两个范式之间有区别，但也有共同点。1993年，我先后与沟口雄三、艾尔曼和李欧梵等教授做过对话，分别以《什么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谁的思想史》和《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上、下）为题发表在《读书》杂志上。这些对话涉及区域研究的方法论及可能的新取向等问题，后来全部收录于《别求新声》一书中。那一年，我从哈佛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研究，恰好沟口先生在那儿担任客座教授。早在1991至1992年间，我们曾在东京和北京做过对话，现在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交流了，但话题有变化，其中之一是美国区域研究的限度和变迁。在这几篇对话中，与沟口雄三教授对话的那篇影响比较大，也可能是标题中“没有中国的中国学”的提法比较醒目之故。这个提法后来常被人提及。
沟口认为，对于日本学者来说，中国是区域研究的一个对象，方法论上其实是西方中心的。他所说的“没有中国的中国学”与柯文等人所说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有重叠之处，但也有很大不同，因为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其实也是没有日本的中国学，或者说，没有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的中国学，即缺乏同时代性的中国学。这种对话关系与如今在历史学领域流行的“同情之了解”并不一样，前者强调主体介入，后者强调客位化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客位化也意味着对叙述者的主体地位的弱化或悬置。沟口受竹内好的影响，对中国革命有同情；但不同于竹内好，他对中国传统有某种原理性的关切，并试图从中国的经验出发反观日本本身。他的基本判断是：奈良时代、镰仓时代的日本吸纳同时代中国的文化，但性质是从高的文明向低的文明传播；而江户时代之后，情况发生变化，朱子学、阳明学传入日本，日本人不关心同时代的中国，而只关心宋、明时代或更古典的中国。近代以后，受到中国革命的影响，日本的中国研究又否定清代以前的中国，认为中国文化是皇权的、腐朽的文化，以一种颠倒的形式又回到了镰仓时代之前，即向先进的（革命的）文明学习，在方法论上其实是对江户时代的重复，即没有中国的中国学。沟口认为这两者都没有“客观性”。“客观性”这个概念在沟口这儿有同时代性、对话性的含义。这篇文章在《读书》发表后，岛田虔次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不能认同沟口先生的说法，并辩护说，他的研究是“有中国的中国研究”。我在回复岛田虔次先生的同时，也将他的意见转达给沟口先生。沟口先生回信表示承担责任，说由他直接与岛田先生解释，并半开玩笑地说，他在美国谈话时忘记了日本的规矩，晚辈是不能这样对前辈说话的。岛田先生比沟口先生长半辈吧。我不知道此后他们之间是如何沟通的。
“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至少在某个层面说，所谓“没有中国”的意思就是在刚才提及的“空间时间化”“时间空间化”两个主导范式下形成的基本框架。今天中国发展区域研究时，如何界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观察这些国家，还是同时把它们视为一个个带有能动性的时空体呢？是仅仅在经贸和地缘政治关系中理解这些国家，还是将这些国家理解为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脉络的社会主体？我认为这是在重新发展区域国别研究时需要提出的问题，也应该由此展开区域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将巴赫金的时空体转换到历史研究当中来并不是我的发明。在我之前，哈若图宁使用过这个术语，他将历史研究中的地方史转向称之为“空间转向”，即“将空间面向置于时间面向之上，将一个国家或文化置入一个地理位置之中，但甚少考虑到这个国家或文化与世界、与时间的关系。事实上，地区与区域被视为只有空间、没有时间的实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却不被认为属于这个世界。这种不受时间影响的区域概念也常被历史学家所强化，他们执着于传统或延续性的概念，以致这也如同另一种将空间置于时间之上的做法。”他进而批评与这一空间转向相关的主要范畴，如文化、文明、现代性、中心与边陲、全球与帝国，以及第三世界等等，“最后都落实于一种以整体概念处理一个区域（area）或地区（region）的研究方法”。
这些说法对我有很多启发，但我并不完全赞同哈若图宁的判断，因为他把前面提及的概念当作纯粹的概念，而忽略这些概念得以提出的时间性，即它的政治性。我在尚未出版的《世纪的多重时间》的序言中对此做过如下评论：由于哈若图宁的批评聚焦于区域研究的空间转向，也因此放弃了对这些范畴的历史生成和政治性运用所包含的潜能的阐释。柯泽勒克说过：“历史运动总是发生在由多个活跃的介入者相互界定的地带，就这些地带而言，所有介入者同时作用于其概念环节。但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政治史都不会认同其概念的自我表述。历史只能在那些被概念所解释的材料与实际的素材（从方法论的角度说，这些素材是从前者衍生出来的）相互一致时才能被写出。”这些变动中的事物都有自己的时间尺度，任何空间的运动状态或任何事件发生的时刻都势必包含了多重的时间。“我们总是使用那些原先从空间范畴中构想出来的概念，但无论怎样，这些概念都具有时间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讨论那些作用于事件链条上的持久因素的折射、摩擦和碎裂，我们也可以参考那些事件对于各种长久预设的回溯性的作用。”如果历史运动总是发生在有多个活跃的介入者相互界定的地方，那么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政治史，都不应沦落为学者熟练运用的概念在对象身上的自我运转或自我表述。
历史只能在那些被概念所解释的材料与实际的素材相一致的时候才能被写出来，这就是我们需要将历史中的行动者当作行动者来对待的原因。同时，这也带来了用什么概念去描述相关的国家和区域、它的历史运动与自我表述之间关系如何等问题。这在过去的区域史研究，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的那些基础范式的框架下很少涉及，只有具备广阔的知识视野和较强的反思能力的学者才能提出这些问题。过去这些年不断有人把“作为方法”作为地域概念的定语，如“作为方法的亚洲”“作为方法的非洲”“作为方法的拉丁美洲”等等，或多或少是因为这些命题透露出一种对既往研究的方法论上的质疑，但如何由此产生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的研究，不是喊几句口号就可以做到的，也不是在书斋中玄想就可能做到的。
在哈若图宁的描述中，时间是一个能动者，而空间仅仅从属于结构，他在巴赫金诗学的启发下所阐述的重新结合时间与空间而形成的“时空体”概念就是为了超越时间的空间化或空间的时间化吧。我曾建议使用“时势”这一范畴。时势不但综合了时间和空间，而且将其解释为一种不同力量之间相互角逐的、持续变动的进程，一切都是能动的，但一切的命运又都在时势内部。例如，许多学者批评将“西方”总体化，并将这一概念归结为一种纯粹的虚构，却忽略“西方”这一范畴所体现的时势内涵，不愿花精力分析那些运用这一范畴的人在“时间”的展开中力图改变这一时势格局的努力。从不平衡到薄弱环节，从薄弱环节到中间地带，从中间地带到第三世界，这些空间概念的序列正是时势的产物，每一个命题的提出都包含了对于相应的整体局势的判断以及能动地改变这一局势的动机。从这个角度说，哈若图宁所批评的第三世界范畴不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范畴中产生的政治概念；只是在第三世界政治逐渐蜕化并导致概念本身的去政治化的进程中，第三世界才会沦为一种单纯的空间概念，先是被组织在全球区域研究的结构范畴内部，最后经历被抛弃的命运。但是，在尚未出版的《世纪的多重时间》一书收录的若干对话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这个旧范畴所蕴含的政治性已经以新的方式进入了新的实践性话语之中。
4 跨社会体系与跨体系社会这样也就带来一个问题，即区域其实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空间范畴，而是变化、融合、并存、介入、斗争、妥协的空间，是危机得以发生和转化的空间，也是持续生产并推动自身变化的时空体。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到底怎么去讨论区域的变化？在历史研究，特别是社会史研究当中，一般来说可以区分出区域和区域化的概念，因为区域概念与历史地理有更接近的关系，但区域化更多的是动态的关系。事实上，无论是跨体系社会或是跨社会体系都是在持续的历史变动中形成的。在2021年12月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举办的“流动的边疆”会议的主旨发言中，唐晓峰教授强调应该把区域和空间区分出来，空间包含更多的变动性，区域包含更多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与区域和区域化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参与过一些非洲、拉美或者欧美区域研究的学者倡导的工作。他们试图重新总结每一个地区在运动中发生的叙述及其概念，尤其涉及宇宙论方面的语汇。这些语词多半没有经过概念化，但活跃于日常生活世界。这些学者通过对这些概念的重新诠释，试图摆脱欧洲宇宙论和认识论的概念框架。这一努力多少类似于如何摆脱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这样的区域研究范式的尝试。如果历史真的只能在那些对概念所解释的材料和实际的素材相互一致的时候才能够写出，或多或少也揭示了这个尝试的意义——虽然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历史书写并非如此。
广义地说，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国家工程。这一现象本身提醒我们一个基本条件：我们身处的时代不再仅仅是一个后殖民（post-colonial）时代，也是一个后中心（post-metropolitan）时代。我这里用了一个与都市研究中提出的“后都市主义”（post-metropolis）相似的英文词，但这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这里的metropolitan指的是以伦敦、纽约等都会为象征的西方宗主国及其连带的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后殖民地相互关联的主从关系，故我将之译为与“后殖民”相对应的“后中心”。伴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经济崛起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后（西方）中心”时代开始了，传统的边缘区域对于中心区域的影响日渐增大，以致西方社会必须面对自己的“后中心状况”。我将这一变迁理解为跨社会体系持续变化、渗透、冲突和裂变所产生的新格局。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其他地区，这个变化都是巨大的，尚无系统性的知识框架与之相匹配。
后殖民与后中心相互交织的时代也是剧烈冲突、蕴含着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正因为如此，这就要求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在设立或进入这一领域时就具备相应的反思能力。学科建设与反思性需要同步进行。如果没有这个过程的话，我们会随即陷入一种循环——我不是要否定欧美的区域国别研究，我们已经从中学了很多，还将继续学习。我们需要在大规模推进的过程中重新设问：何为区域国别研究？谁的区域国别研究？当今时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如何区别于发端于19世纪英国、壮大于20世纪中期之后的美国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遍布世界各地的区域国别研究？如何确立每一项研究背后的动力和目标？
大约十年前，我应曼达尼（Mahmood Mamdani）教授的邀请，在乌干达马卡尔雷大学做过几次演讲。曼达尼教授对我说，他们对中国有强烈的兴趣和需求，但所有关于中国的阅读都需要经由美国的中国研究来完成。反过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于大部分地区的研究不是同样如此吗？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反思其实也是对我们自身知识框架的反思。在知识和思想的意义上，我们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国别身份，也不会因为我们假设的和真实存在的框架和位置而获得“豁免权”。这只要看一看今天中国历史学研究和博士论文选题受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影响有多深就可以略窥一斑。
那么，中国的民族区域研究又如何呢？大约十多年前，也就在编选《别求新声》一书前后，我开始酝酿关于区域作为方法的论题，后来由于新的条件刺激，逐渐集中在两个相互关联的命题之上，即跨体系社会和跨社会体系，前者侧重一个社会体的跨体系性质，后者侧重全球、区域或其他世界体系的跨社会性质。一般而言，民族区域概念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下产生的，但几乎所有民族区域都具有跨体系性：沿边界地区的民族区域往往在族群、文化和地理方面与其他国家的相连区域形成某种区域性联系，即便是内地的民族区域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族群和文化的跨体系性。这两个概念也构成了我思考民族区域和跨国性区域的两个方法论的视角。伴随着当代中国面临的新的问题，有关民族区域的讨论也逐渐集中到国家、区域和族群的复杂关系之中，大量讨论实际上集中于民族认同和国家建设问题上。在欧洲语境中，解释国家建设有着不同的维度。马克思的角度主要是从经济和生产方式变化出发谈生产的集中导致政治的集中。但政治的集中在中国这样一个远离欧洲中心的地区，条件和形成的因素非常之多。每一次政治集中都有地方性原因。以历史中的新疆为例，外部有俄罗斯，内部有准噶尔，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内外关系，等等，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促成了这一地区在中国国家建设进程中的表现。每一次都有地方性的原因，每一次都有变化。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代表的论述，即从资本主义发展角度论述政治集中，在19世纪晚期尤其是20世纪之后的历史中呈现得比较清晰。但是之前的政治集中到底应归在哪些范畴内？
除了马克思的解释之外，卡尔·施密特的解释也值得关注。实际上，施密特的解释回溯的基本上是欧洲三十年战争前后形成的主权学说。施密特学说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19世纪西方的主权和民族国家体制的普遍化，他追溯的是文化根源而不是经济根源。而这个文化根源回溯到欧洲，是地方性的。因为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中，核心问题是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斗争，是新教集团针对哈布斯堡王朝和背后的天主教势力所产生的竞争。这一解释看起来与中国或东亚毫无关系，但仔细想来并非如此。在全球范围内，主权关系的普遍化是在17世纪之后，尤其是19世纪和20世纪。荷兰与西班牙势力的斗争涉及新的概念即主权之争。郑成功与荷兰势力的斗争、清朝收复台湾的战争，也被卷入了这一时代的主权问题之中，尽管其时人们未必使用这样的概念。在此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进入这一区域，其依托的合法性知识与荷兰、英国有所不同。例如澳门在明代即由葡萄牙租用，其时有保教权问题但没有17世纪之后的主权问题。直至17世纪主权这套知识的介入，才使得一个原本只是欧洲教派内战的内容，或者说特殊的欧洲问题普遍化了。中国语境也可能使用这类欧洲知识，但未必可以用主权概念加以界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常被视为具有主权条约性质的条约，此时距离欧洲三十年战争才过去40年，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也才发表不久。这一套知识在欧洲还没有为人们所熟练运用，但已经渗入清朝和俄国之间的划界条约。康熙皇帝邀请的两位传教士（一位法国传教士，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这个具有主权条约性质的条约并不是清朝民族国家建设工程的具体设施，而是帝国或王朝斗争中的政治集中的体现。无论在西藏，还是在新疆，政治集中过程不仅与欧洲教派冲突没有直接联系，而且每一次政治集中的动力和形态也各有差异，不能用普遍化的主权知识给予解释。也就是说，政治集中的过程并不需要应用欧洲的这套知识，改土归流或噶厦制度都涉及不同的传统知识及其在独特条件下的创新和运用。19世纪70年代围绕琉球问题的争执，也包含着两种知识体系的互相角逐：日本人套用西方的主权知识，清朝使用传统的内外概念。这并不等同于说，中国直到此时才知道这套西方知识，1689年尼布楚条约所用的正是这一套知识。今天要讨论的政治集中和主权，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找到更新的、多重的视角才能建构起一个相对连贯的历史解释。我们以往经常在单一历史脉络下讨论中国的统一，例如清朝如何在继承元、明的基础上，通过大一统学说的框架，确立自身的统治范围。但大一统学说与主权学说不是一回事，如何处理这两种知识在历史中的分合关系需要我们深入探究。
提出跨体系社会与跨社会体系这两个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处理文明与国家的关系。不论我们讨论民族问题、区域问题还是空间问题，对于其背后的知识解释可能需要更加连贯的理论性阐释，不然我们依旧处于矛盾当中。比如有人说中国人的观念是天下、是文明，但当年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国“文明”（或“不文明”）与国家对立起来。中国当然是一个文明，但文明并不能用边界或主权概念加以限定，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朝鲜、越南乃至日本作为中国文明或儒教文明的延伸，也不能解释中国文明的多重构成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复杂关联了。因此，将中国界定为文明而否定其国家性质，是需要重新审视的命题。如今，如何超越这套观念重新展开思考，不仅是中国历史研究的课题，也是观察不同区域政治进程所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试图从不同的维度展开对于区域、国家及其跨体系性质的阐释。现在将这些尚未完成的片段对话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也正是为了相互激发，一同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文章原刊于《学海》2022年第2期，转自“NJU学衡研究院”。
作者：汪晖清华大学资深文科教授，中文系、历史系双聘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领域为中国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和社会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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