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厄斯兰格（P.S.Langeslag）指出，大部分中世纪英语诗歌是在14世纪气温下降时写就的。
在有关降水的书写方面，作家们重点写到了雨和雪。
安德鲁斯指出，在古代，雨水使大地丰收，保证植物生长和生命延续；当冬神使大地处于死亡状态时，雨神就会进行修复；“生命之水”的理念也许来自春雨；雨神住在云中，说明古代的气候观察者意识到了云和雨的关系，以及春雨和生命迸发的关系。
在《坎特伯雷故事》的《总引》中，乔叟描写的四月阵雨为英语文学提供了描写天气的模板。
虽然科格希尔（Neville Coghill）认为乔叟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具有原创性，展示出新型的诗意现实，但哈里斯指出，“第一首有关英国人生活的文学史诗应该从下雨开始”。
乔治（Michael W.George）通过数据分析重构14世纪英国的气候后认为，乔叟的书写帮助读者从外面忽湿忽干的天气中惬意地逃脱，他在其他诗歌中采用的相似写法给读者展示了农业季的形象，即3月干燥、4月有雨、5月花开。
他推测这种开头也许与乔叟对童年恶劣天气的记忆和对成年时期的甜美春季的喜爱有关。
在《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中，阵雨之后大地出现鲜花，草地和树丛变绿，春天给丘陵和山谷带来生机。
在利德盖特的《歌谣致宴会郡督》（“Balade Sente to the Shirrefs Dyner”）中，花神用她“甜蜜的阵雨使花蕾含苞待放”，“西风携着许多清新的阵雨”，山丘、平原和河岸遍地开花。
利德盖特强调花神和西风是阵雨产生的原因，神话意蕴之外暗示了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天气变化，歌颂春天之美时又和诗人乔叟、兰格伦（William Langland）的表述一脉相承，凸显了春雨作为生命之水的理念。
事实上，13世纪后半叶到14世纪，英国雨水较多，气温降低，的确有相应的记载。
《贝里圣埃德蒙兹的编年史：1212—1301》(The Chronicle of Bury St.Edmunds,1212-1301）叙述了13世纪的恶劣天气如何严重影响农业并威胁人畜生存：1252年夏季的异常炎热使多人丧命，可能是今人所说的中暑或热射病导致；1257、1273、1277和1280年，大雨引发的洪水带来巨大灾难和生存威胁，多人饿死、玉米歉收、房子被淹，等等。
乔丹（William Chester Jordan）指出，1315至1322年间，欧洲北部出现的生态灾难和饥荒是由持续阴雨天造成的。
有关14到15世纪英国萨塞克斯郡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粮食收成与天气之间的紧密相关性，天气作为经济和社会因素具有相对重要性。
根据已知英国最早的气候日志撰写者摩尔（William Merle）的记录，1337到1344年间，牛津城在3月和4月出现干旱、阵雨和大风，还出现大雾、白霜、冰雹、小雪、干冷、大雨、薄雾、冰霜等恶劣天气，但1342年9月到12月底，一些地方韭葱结籽、白菜开花。
事实上，中世纪暖期之后出现了小冰河时期，北大西洋区域温度降低，英国出现此种变化并不为奇。
值得注意的是，乔叟探讨了暴雨、占星术和婚姻道德的关系。
在《坎特伯雷故事》之《磨坊主的故事》（“The Miller’s Tale”）中，尼古拉最感兴趣的是占星术并了解其推算方法，会用星象预告天气和预卜各种事情，却企图利用这种方法达到追求已婚女性爱丽森的目的。
他对爱丽森的丈夫约翰说道，“前一阵我在观察明月。/根据我的占星术，我竟然发现，/下个星期一，过了晚上的九点，/就会下一场既狂又暴的大雨——/诺亚时下的那一场同这场相比/一半都不及。这暴雨厉害至极，/不到一小时，世界就淹在水里，/人类将难逃淹死的命运”。
身为木匠的约翰听从尼古拉的安排准备了工具（揉面槽、盆、桶、三把扶梯）和食品以备暴雨后自救。
可见，尼古拉以占星术为手段，以《圣经》故事为幌子，以假想的“暴雨”为伪装工具，利用专业知识声东击西，企图达到幽会目的。
尼古拉所喊的“水”和约翰所说的“水”并非一事：前者指被烫伤后急需救命的水，后者却立即使人想到诺亚洪水。
这间接说明，像约翰一样的普通大众对《圣经》中洪水的直观理解和对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尼古拉为代表的群体表现出明显的工具化思维，而暴雨则成为道德和信仰的检测器。
事实上，像尼古拉这样的普通人掌握占星术知识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佩奇（Sohpie Page）指出，中世纪的占星术主要分为普通占星术和决断占星术（judicial astrology），前者主要关注天体对自然现象的影响，预测影响整个国家和地区的事件，比如天气等；后者关注人的性格和生命中要面对的挑战，也助人计划要事，比如参战、结婚等事宜。
从12世纪起，有关天体对地球之影响的认识来自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在中世纪自然哲学中的影响，后者认为地球上的生产和毁灭都是由天体变化引起的。
可见，在乔叟时代，人们对天气和星象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很好的理解，上文提到的尼古拉显然擅长普通占星术。
哈里斯指出，对中世纪思想家来说，天气是由上帝指定的星体决定命运的写照，要知晓天气，必须知道天体的运动，因此中世纪气象学通常离不开占星术。
在14世纪的英国，没有哪件事情像观察天象那么重要。
14世纪末的一份年历显示，中世纪人在日常生活中会按照不同月份以视觉形式预测天气。
韦德尔（Theodore Otto Wedel）指出，对大多数中世纪诗人来说，占星术太新且太危险，但它也逐渐为人所知且被接受，不少作家愿意冒险提及它，乔叟本人就是占星术普及化的典型代表，尽管他持保守态度。
除了雨之外，中世纪英国文学中还有关于雪的少量描写。
古英语诗歌《流浪者》（The Wanderer）以雪喻悲伤，盎格鲁-诺曼语诗歌《罗兰之歌》（The Song of Roland）用“雪”指男性的白色胡子以示年龄，拉丁语动物史诗《驴波奈尔之书》（The Book of Daun Burnel the Ass）中的雪被当作药使用，散文体《亚历山大》（The Prose Alexander of Robert Thornton）中的大雪成为行军障碍，《玛格丽·坎普之书》中熄灭大火的暴雪被看作上帝的恩典，等等。
这些都重在强调雪的物理存在、颜色本身及其寓意。但在《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中，雪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高文诗人”（The Gawain-Poet）指出，新年伊始，“大雪纷飞，刺痛着野兽；/从高处呼啸而来的狂风/使每个山谷充满雪堆”。
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在雪地会面并兑现砍头契约。在希腊神话中，雪神喀俄涅是北风神玻瑞阿斯的女儿。因此，北风和大雪在诗中同时出现并不为奇。
普威尔（Martin Puhvel）指出，此诗在接近威尔士的地方写就，具有他界（otherworld）特点，暴风雪通常发生在主人公去他界的路上，这是仙女摩根的魔法所为。
中世纪人持有女性利用魔法伤害他人的偏见。
绿衣骑士的一些解释表明，仙女摩根扮演着肇事者和谋划者的角色，暴风雪可能是摩根企图考验高文所为。
但笔者以为，暴风雪的出现是因为“高文诗人”来自与威尔士接壤的切斯特，他可能参考了14世纪英国的天气变化对高文之行进行了想象和重构。
诗中提到的昏暗天空、冻雨、冰柱、寒风、瑟瑟发抖的禽鸟、冻得硬邦邦的地面等都说明了沿途的寒冷程度，荒原、悬崖、山岭、岩石、高山等说明北威尔士的山区地貌。
高文从位于今天的南威尔士的亚瑟王宫廷出发去北威尔士，在这种情况下温度低到一定程度，山上极有可能降雪。
诗中，高文并未看到想象的绿色城堡，但圆形丘陵或古冢说明这可能是墓地，绿衣骑士的出现说明这是凯尔特文化中的他界。
绿衣骑士用丹麦战斧将高文的头皮划伤，鲜血落在雪地之上。
很难肯定在砍头时大雪是否还在飘飞，但高文看到白雪映衬的鲜血后，吃惊之余匆忙戴上头盔以保护自己，诅咒扔在雪地上的绿腰带并坦白过错，离开时带走了可能沾有雪渍的绿腰带。
伯罗（J.A.Burrow）指出，冬季不仅和死亡关联，也同原罪、悔罪和审判有关，高文的出发时间恰是基督降临节期间，即悔罪准备季。
伍兹（William F.Woods）认为，雪地上的鲜血是高文内心的象征，是他在聆听绿衣骑士讲话时意识到这是自己致命弱点的符号。
荒野和雪地成为背景色，鲜血证明高文兑现了诺言，但绿腰带是他失信、懦弱和惧死的外在符号。
绿腰带从被扔掉到捡起经过了白雪的洗礼，荡涤了高文内心的罪恶，它经历了从“城堡主人”到“城堡女主人”到“雪地”到“高文”的位置移动，直到所有圆桌骑士出于对高文爵士的崇敬佩戴碧绿的绸带，凸显了堕落、洗涤（忏悔）、荣誉的意义转变。
可见，暴雪的双重性体现在考验和洁净的功能上，高文的忏悔回应了这个节日的道德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