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22日，冬夜深沉，寒风凛冽。 在周总理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他正埋首于堆积如山的政务文件中，眉头紧锁，神情专注。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夜的寂静，秘书带着一脸难以掩饰的凝重，匆匆步入室内，低声报告了一个令人诧异的消息——徐远举，那位曾在国民党军统中臭名昭著的“军统三剑客”之一，已经离世。

这消息如同冬日里的一声惊雷，在周总理心中炸开了波澜，让他的眉头锁得更紧，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尽管徐远举罪孽深重，但他在战犯改造体系中的每一步进展，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弦。周总理直到，徐远举的死，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终结，更可能影响到整个战犯改造工作的公正性与人道主义精神。

他当即下令，要求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全面调查，务必详尽地还原事件真相，不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在那个国际风云变幻、国内人心思定的特殊时期，战犯改造工作不仅是国内政治的重要一环，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徐远举在功德林的转变，曾被视为战犯思想改造的典范，如今他突然离世，无疑会引发诸多猜测与质疑。

周总理的这一决定，不仅是对历史的负责，更是对人民、对国家形象的担当。只有真相大白，才能消除外界的误解与疑虑，才能维护新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正面形象。

徐远举，这位军统的特务骨干，其罪恶生涯充满了血腥与残暴。他出生于一个殷实的家庭，却选择了走上特务之路，或许是对权力和金钱的贪婪驱使着他。

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硝烟中，徐远举肆意践踏了人性的底线。他参与了对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策划了多起谋杀事件，甚至连无辜的学生和平民也未能幸免于他的魔爪之下。他亲自指挥了《挺进报》一案的侦破，破坏中共的核心组织，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实施酷刑，许多人在他的逼迫下屈打成招。

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在重庆即将解放之际，徐远举更是参与了集体大屠杀。白公馆、渣滓洞内，革命人士的鲜血染红了岩石，近400条无辜生命消逝，而这一切都是在徐远举的策划和执行下发生的。他的手段狡诈、凶残阴狠，内心充满了冷酷和自私。最终，徐远举并未逃脱法律的制裁，

在功德林的改造岁月里，徐远举终于放下了昔日的飞扬跋扈，他用颤抖的笔触，一笔一划记录下自己的罪行，每一行文字都是他灵魂深处的自我拷问，是对过往黑暗岁月的深刻忏悔。每一次特赦名单的公布，都让他满怀期待，却又一次次失望而归。看着身边的战犯一个个被特赦，他的内心充满了沮丧与挣扎，对未来的渴望与对过去的悔恨交织在一起，痛苦难以言喻。

在那个特殊的改造环境里，徐远举的内心始终处于一种紧绷且敏感的状态。一次小小的挫折，就可能让他陷入情绪的深渊。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当他在车间遭遇成品质量问题的打击时，长期积压的情绪终于如火山般爆发。可是，吵闹过后，留下的也只是无尽的空虚与绝望。他拒绝了晚餐，甚至用冷水浇头，试图用这种方式来驱散内心的痛苦。但这种做法无疑是雪上加霜，让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最终引发了致命的脑淤血。

当医生们根据专业知识与检查结果，确定了他的死因时，周总理不禁长叹一声。即使是最冷酷无情的敌人，在生命的终点也应得到尊重与安宁。因此，他郑重地安排了徐远举的安葬事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中国对待战犯的公正与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