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治港败类！岂止是反中乱港的政客，更有港府最高层被糖弹打中

1997年，香港回归，“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施政的核心原则。

中央政府希望香港能够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继续繁荣，成为东西方文化与经济交汇的典范。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事实却让人痛心——依旧有心怀不轨者在香港制造混乱、分裂，甚至让香港一度滑向暴力与失控。

究竟是谁在破坏香港的稳定？

是“港英余孽”对殖民时代的留恋，还是部分政客甘愿充当西方势力的代理人？

如果要列举香港回归后最具破坏力的政治人物，陈方安生绝对是其中之一。

她曾被誉为“香港女铁人”，是港英时期最受倚重的官员之一，回归后更是一度担任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官至港府二号人物。

然而，她的种种行为却让人质疑：她效忠的，究竟是香港，还是她过去的主子？

2001年，陈方安生以“政见不合”为由辞去政务司司长职务，随后便频繁出入西方国家。

她在英国、美国等地参与多个“关注香港”的会议，甚至在外媒采访中公开鼓吹“香港自治权被削弱”，试图挑动国际对中国政府的不满。

而且她不仅高调支持非法集会，还直接前往英国国会，与多名英国政界人士会面，要求英国“履行对香港的责任”。

在她的逻辑中，香港的未来似乎仍应受英国影响，而不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发展自身。

在美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审议期间，陈方安生多次往返华盛顿，与美方高官会晤，甚至为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提供策略建议。

她的行为，究竟是为香港争取更好的发展，还是为了让香港继续成为西方遏制中国的“桥头堡”？

从港府二号人物到西方的代理人，陈方安生的转变令人不寒而栗。

她不愿承认香港已经回归，甚至积极推动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这种人，还配谈“港人治港”吗？

如果说陈方安生是幕后策划者，那么何俊仁就是反对派的“街头指挥官”。

他曾是香港民主党主席，长期标榜“民主自由”，但他的真实身份早已暴露——他不过是美英势力安插在香港的代理人。

2019年，他与黄之锋等人多次前往华盛顿，在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游说美方“制裁香港”。

他甚至公开在记者会上宣称：希望美国对中国政府施压，确保香港的民主自由。

然而，他真正关心的，是港人的自由，还是自己的政治利益？

修例风波中，他多次出现在抗议者集会现场，鼓吹对抗政府。

然而，当香港局势恶化，许多年轻人被捕入狱时，他却早早“消失”，毫发无损。

这样一个“只煽动别人牺牲，自己却坐享其成”的政客，真的值得信任吗？

香港的混乱，绝不仅仅是反对派的“功劳”。

更令人痛心的是，某些曾在高位的港府官员，也未能经受住金钱和权力的诱惑，最终成为资本的奴仆，甚至是反对派的帮凶。

曾荫权曾是香港特首，被视为“温和派”，但他的结局却让人大跌眼镜。

2017年，香港高等法院裁定他“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立，判刑20个月。

罪名是：在担任特首期间，收受富商特殊待遇，包括接受豪华游艇接送，并以极低的价格租住一处高级豪宅。

作为特首，他本应带头廉洁奉公，却用自己的权力为商界谋利。

他的腐败案件不仅是个人问题，更象征着香港政商关系的深度勾结。

除了曾荫权外，许仕仁也是一例。

作为香港政府的二号人物，许仕仁曾被视为清廉高效的典范。

然而，他却因收受新鸿基地产的巨额利益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

经过香港廉政公署历时四年的调查，许仕仁最终被定罪，成为香港历史上被判刑的最高级别官员。

当最高层都被资本渗透，普通港人还能指望政府真正为民服务吗？

曾荫权和许仕仁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香港政商关系的深度勾结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港英时期。

香港的土地资源极为稀缺，而本地几大地产商，如李嘉诚、恒基兆业、新鸿基等长期掌控香港的土地供应。

这些地产商通过政治捐款、政策游说等方式，影响政府决策，使房地产市场长期维持高价，直接导致香港的住房问题难以解决。

比如，香港的房价全球最高，普通市民甚至要花费30年以上的收入才能买下一套小户型。

尽管香港市民对高房价极为不满，但历任特首都未能真正推行有效的住房改革。

这一现象表明，港府在房地产政策上的无所作为，并非能力问题，而是受到地产财团的深度影响。

内部的腐烂固然可恨，外部势力的入侵也不可小觑。

香港曾被誉为“东方之珠”，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桥头堡。

然而，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势力不断加深对香港的渗透，将香港变成遏制中国的前线阵地。

比如，西方国家长期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颜色革命”战略。

即通过支持本地反对派、资助民间组织、渗透媒体和学术机构，制造社会动荡，从而达到干预甚至颠覆他国政府的目的。

在中国香港，这一策略尤为明显。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一个以“民主、人权”为名的政治工具，长期资助全球各地的反政府组织，并在香港扮演了关键角色。

据香港媒体披露，这一从上世纪90年代起便开始资助香港的“民主派”组织，每年拨款数百万美元，扶持香港本土的反对势力。

“占中”运动期间，它直接向“占中三丑”——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提供资金支持，资助反政府宣传、物资供应、抗议培训等。

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该组织再次加大资金投入，支持黄之锋等激进分子，并为其提供国际平台。

让他们在美国国会、联合国等场合发表反中言论，煽动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

可以说，香港的政治生态，早已被资本势力和西方国家深度渗透。

“港人治港”本应是香港发展的保障，但这一原则却被某些沦为西方工具的政客和被资本收买的高官所践踏。

他们不是香港的守护者，而是让香港走向动荡的罪人。

香港的未来，取决于能否清除这些败类，让真正爱国爱港的人主导治理。

只有这样，香港才能重回正轨，实现长期繁荣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