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有这样一句话：“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似乎预示着公元552年的梁朝承圣元年，将是一个充满新气象的年份。然而，这股新的气息，却意外地从江南地区肆虐多年的恶棍侯景身上开始了。

四月的一天，建康城内家家户户都在传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侯景死了，那些叛乱者也全部被剿灭了。这一消息如同春风拂面，让饱受四年苦难的市民们欢欣鼓舞，纷纷涌向御街，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

果然，侯景的尸体已经被运到市中，公开示众。占领江陵的江南军神王僧辩下令，允许建康的百姓随意处置侯景的遗体。愤怒的市民们争相割下侯景的肉带回家，以此来宣泄心中深藏的仇恨。

大宝二年（551年）六月，巴陵之战大败之后，侯景仓皇逃回建康。此时，侯景才意识到局势已经变得极为严峻。曾经所向无敌、攻无不克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面对普天之下的敌对势力，无论是北方的高氏、宇文氏，还是南方的萧氏，都对他恨之入骨，誓要将其置于死地。

在这种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侯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称帝。

王伟为侯景出谋划策，建议他必须先废黜萧纲，才能树立自己的威望。尽管侯景内心沮丧，但他还是同意了这一计划。

八月戊午，侯景命令伪卫尉彭隽和厢公王僧贵进入皇宫，将萧纲幽禁在永福省，并假传圣旨宣布将帝位禅让给豫章王萧栋。

萧栋是昭明太子萧统的孙子，被视为武帝的正统继承人。立萧栋为帝的意图在于纠正武帝当年立长不立嫡的错误。萧纲在写退位诏书时也提到这一点，称“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这些话语仿佛是在他临终前对自己的一记重击，连一旁监视他的叛军将领都不禁动容。此后，萧纲被囚禁在永福省，内外侍从全部被撤走，由叛军严密看守。

44天后，侯景的谋主王伟带领人前来为萧纲敬酒，声称是为他祝寿。萧纲明白自己大限已至，也不再推辞，与王伟痛饮一番。

待萧纲醉后，王伟等人用装满土的袋子压在他的身上，将他活活压死。随后，他们用门板将尸体抬走，草草埋葬在城北的酒库中。

萧纲在建康的儿子，包括太子萧大器、原江州刺史萧大心、萧大钧、萧大球等20余人，以及在吴郡等地任职的萧大临等4人，均被杀害。萧纲一脉的子孙几乎全军覆没。

客观地说，萧纲自幼享有文名，在担任雍州刺史期间也未见明显过失。尽管他的治国才能不算出众，但总体而言，他还是一个行为端正、遵纪守法的人，在朝廷内外都有不错的声誉。

萧纲被囚禁于永福省时，他在门板和墙壁上创作了许多诗文，并自撰序言：“有梁正士兰陵萧世赞（萧纲字世赞），立身行道，始终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弗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于此，命也如何！”

萧纲对自己的评价，基本上与当时人们的看法一致。侯景废黜萧纲的举动，引发了部分叛军官员的忧虑和不满。

王伟在永福省见到萧纲所写的诗文后，深感理亏，命令手下将这些文字全部刮除。伪太尉郭元建则直接向侯景进谏，认为废黜这样一位没有恶名的皇帝，会失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

侯景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一度考虑重新恢复萧纲的帝位。幸亏王伟极力劝阻，避免了这场荒唐的废立闹剧再次上演。侯景还将已故太子萧大器的妃子赐予郭元建为妾，但郭元建不忍心看到皇族女子遭受如此待遇，坚决拒绝与其见面，堪称乱世中的少数正直之士。

十一月，建康城中再次上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萧栋下诏退位，侯景正式登基，改国号为汉，建元为太始，并宣布大赦天下。数万叛军贼党欢呼雀跃，庆祝这一时刻的到来。

为了遵循皇家礼制，王伟为侯景建立了七庙（七庙包括四亲、二祧和始祖，四亲分别是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二祧则是高祖的祖父和父亲，即六代祖先，始祖则是本姓的开创者）。

侯景原本是北方的粗鄙之人，对这些礼制一无所知。他只知道父亲名叫侯标，至于祖父的名字则完全记不得。幸好叛军中有一位老者知道其祖父名为乙羽周，这才避免了一场尴尬的局面。

然而，对于祖父以上几代的名讳，谁也说不清楚。于是，王伟只好编造一番，追尊东汉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侯霸为侯景的始祖，奉晋朝名臣侯瑾为七世祖，勉强凑齐了七庙。

起初，侯景起兵叛乱时，与部将臣僚之间并不讲究礼仪，彼此相见都很随意。但成为皇帝后，王伟处处要求他按皇帝的礼仪行事，不准他随意出宫骑马射箭，也不准他与臣下大声喧哗取乐。

侯景习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被束缚在宫中常常感到不快。

侯景建立的伪汉国与历史上其他政权截然不同，它没有政治口号，没有民众支持，没有经济基础，没有外交关系，没有法律秩序，也没有礼仪制度。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最不像王朝的王朝。它像一个三头六臂的怪胎，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恶臭。它的每一只手臂都是破坏的魔爪，似乎除了制造混乱外什么都不会做。它的存在仿佛是上天特意安排来荡涤江南社会乱象的。幸运的是，这个政权并没有维持太久。

随着时间缓缓推进至承圣元年（552年）的春天，南朝在经历了一段低谷期后，终于迎来了新的希望。侯景称帝并未能挽回多少民心，尤其是在巴陵、郢州接连大败之后，叛军内部已经人心惶惶。

此时，被封为司空的刘神茂率领军队在东阳讨伐张彪义军。早在大宝二年（551年）巴陵战败时，刘神茂心中便已动摇，萌生了背叛侯景的念头。

吴中的士大夫和他的部将们纷纷劝说他起兵倒戈，刘神茂最终接受了这一建议。他命令部将元頵和李占驻守建德江口，准备与叛军对峙。然而，侯景得知此事后极为愤怒，派遣谢答仁和李庆绪率兵进攻刘神茂。大宝二年（551年）十二月，元頵和李占被击破并俘虏，随后被送往建康，遭受了砍断手足的酷刑，最终惨死。

次年三月，叛军再次击败刘神茂的部队，并将其活捉。当初，侯景仅凭800名残兵渡过淮河，在刘神茂的引导下攻下了重镇寿阳，开启了江南的大乱，造成了无数生灵涂炭。如今，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侯景亲自下令，使用一种类似大号铡刀的大刀将刘神茂一截一截地斩断，用他的鲜血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然而，处决刘神茂并未能震慑住三吴地区的百姓。侯景曾对将领们说，每攻破一座城池，都要将当地的军民全部屠戮。因此，叛军所到之处，制造了无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吴的士民对叛军深恶痛绝，表面上服从，内心却充满了不满。只要叛军的力量稍有减弱，便会有当地的豪强带领百姓起来反抗。

新安郡的豪强程灵洗起兵占据了黟、歙二县，并一度攻破了新安郡的治所始新县（今浙江淳安县西北）。与此同时，新吴（今江西奉新）的豪强余孝顷也组织了武装力量进行反抗，这一行动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叛军与这两股豪强势力交战，但至今未能取得显著进展。

更让侯景头疼的是，江陵方面派出的5万余人的讨伐军，在王僧辩的统领下已经推进到了湓城。由于后续支援尚未跟上，目前这支军队暂时驻扎在寻阳。

来自岭南广州的一支令人畏惧的军队——陈霸先率领的3万余人，突破重重阻碍，成功进军至豫章。陈霸先慷慨地分给王僧辩30万石粮食，两军在湓城白茅湾会师。

陈霸先和王僧辩的联军共计8万余人，虽然人数不及当年柳仲礼领导的15万多勤王军，但这支联军由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组成，统帅也都是梁末最著名的将领。

更为致命的是，这两支军队均受江陵指挥，这对于习惯采用各个击破战术对付梁军的侯景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噩梦。

陈霸先原籍江南吴兴，早年在广州担任职务，至太清元年（547年）左右，已成为岭南最具实力的人物。湘东王萧绎曾任命陈霸先为江州刺史，但为了加强对他的控制，后来改任他为东扬州刺史兼会稽太守，同时任命王僧辩为江州刺史。

当时，东扬州仍处于叛军控制之下，这一任命的实际目的是削弱陈霸先在江州的影响力。而王僧辩则因此成为江州地区两支主要平叛部队的统帅，并掌握了该地区的军政大权。此前，寻阳王萧大心的部将侯瑱曾投降侯景，如今在形势所迫下，又率全州归顺了王僧辩。

为了增强军事力量，湘东王萧绎任命中书侍郎、寻阳太守韦载（梁名将韦睿之孙）为假节、都督太原（今江西彭泽）、高唐（今安徽宿松）、新蔡（今湖北黄梅）三郡诸军事，负责宣谕新蔡豪强鲁悉达、樊俊等人，要求他们各自率领部曲接受王僧辩的节制。

鲁悉达和樊俊这两大豪强随即在州境内迎接王僧辩的大军，并提供了大量的粮秣物资。鲁悉达、鲁广达兄弟在晋熙、新蔡等五郡拥有极大的势力，部曲强盛，且广积粮米，救济了因灾荒而流离失所的周边郡县百姓，深得民心。王僧辩得到鲁氏豪强的支持后，非常高兴地对鲁广达说：“鲁晋州也是我们东道的主人。”

承圣元年（552年）二月，王僧辩指挥各路军队沿江进发，派遣侯瑱为先锋，一路攻克了南陵（今安徽南陵）和鹊头（今安徽铜陵）两城。王僧辩的大军随后进驻大雷戍（今安徽望江），稍作休整后继续前进至鹊头。叛军大将侯子鉴从合肥回援江南郡县，得知王僧辩的军队势如破竹，不敢正面交锋，于是撤退到淮南郡（今安徽当涂）。

王僧辩的大军进抵芜湖，叛军守将张黑弃城逃跑。

侯景大为恐慌，假装下诏赦免湘东王萧绎和王僧辩的罪行。这道诏书名义上是伪汉国的命令，虽然在汉国控制的区域内可能有一定效力，但由于汉国并未得到原梁朝所有州郡的认可，因此对梁朝任命的官员几乎没有约束力。这道荒唐的命令甚至连汉国的官员都觉得可笑。

赦罪令发布后，侯景命令将军史安和率领2000人前往姑孰增援侯子鉴，并严令侯子鉴不得用水军作战，只能在陆地上迎战。

侯子鉴于是将船只撤入港口，在江岸边扎营。王僧辩不了解叛军的真实情况，大军在芜湖停留了十多天。

侯景因此对王僧辩的意图产生了严重误判，认为他不敢直接进攻，便命令侯子鉴用水军攻打芜湖，企图一举消灭荆州军的主力。然而，叛军这种一厢情愿的猜测最终加速了他们的败亡。王僧辩抓住机会，迅速率军占领了姑孰南洲。

关于王僧辩在芜湖、姑孰一带的进军时间，《资治通鉴》记载：王僧辩于二月癸酉（即二月初一）抵达芜湖，三月己巳（即三月初一）侯景决定亲自率军支援姑孰，三月丁丑（即三月初九）王僧辩进至姑孰。从二月癸酉到三月己巳长达56天，这一时间记录显然存在错误。

侯子鉴见到王僧辩的水师已经抵达南洲，立即指挥部队登上轻便的鹅头船，准备沿河进攻。根据《梁书·王僧辩传》记载，这种船在吴越地区十分常见，每侧有80条桨，行驶速度极快。叛军征用了当地的水手驾驶这些船只，自认为能够与江南的水师一决高下，气势汹汹。

然而，王僧辩采取了巧妙的战术。他命令大型战船靠岸暂避敌锋，仅用小型船只在前方示弱，引诱叛军深入。当叛军全部进入江心时，王僧辩的大船从两岸迅速出动，包抄叛军的后路，双方在江心展开激战。

叛军的将领多为北方人，虽然在陆地上被包围可能还能应对，但在江心的环境中，他们显得手足无措。面对数量远超自己的王僧辩大军，叛军很快陷入混乱，士兵纷纷落水溺亡，伤亡惨重，损失达数千人，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侯子鉴只能带着残兵败将逃回东府城。

侯子鉴所率领的部队是叛军最后的精锐力量，此战的惨重损失意味着叛军的败局已定。侯景在台城得知这一消息后，惊恐万分，以被衾蒙住脸，瘫倒在床，久久不能言语。过了很久，他才如丧家之犬般地说了一句：“误杀了我父！”

王僧辩的大军逼近秦淮河外的张公洲（《陈书·高祖本纪》记载为蔡洲，据《读史方舆纪要》所述，张公洲是蔡洲中的一个小岛）。大军如黑云压城，杀气腾腾，直逼台城。

三年前，柳仲礼率领勤王军也曾停驻于此，但当时各军互不服气，虽然人数众多，却如同一盘散沙。如今，梁军号令严明，将领英勇，士兵精锐，斗志高昂；而叛军则越战越少，越战越弱，形势逆转，似乎天道不容邪恶。侯景登上石头城，远眺王僧辩和陈霸先的军队，见其阵容严整，不禁灰心丧气，哀叹道：“这么多的人，怎么打得过？”

尽管身处绝境，侯景仍未放弃。他命令卢晖略守卫石头城，纥奚斤防守捍国城，并在秦淮河口沉下许多大船，以堵塞水路。同时，他在秦淮河沿岸大规模筑起城栅，以防王僧辩的进攻。为了防止士气低落导致部队崩溃，侯景将各将领的家属迁入台城作为人质，显示出叛军内部凝聚力的脆弱。

陈霸先与王僧辩商议后认为，当年柳仲礼诸军屯驻秦淮南岸，最终劳而无功，不仅因为各部援军不相统属，还因为地势不利。叛军占据北岸高地，可以俯瞰南岸的情况。因此，这次绝不能重蹈覆辙。

于是，陈霸先率领本部绕过秦淮河口，从石头城西北方向进军，沿途接连筑起城栅，向东威胁台城。侯景担心梁军切断石头城与台城的联系，也在石头城东北方向筑起了城栅，针锋相对。

王僧辩的主力部队也陆续抵达石头城北，意图以此作为突破点进攻台城。面对这一局势，侯景集结了他所有的主力约1万余人，与梁军在石头城对峙。

随着形势愈发不利，侯景感到前景渺茫，其凶残本性彻底显露，下令杀害了之前在郢州俘虏的萧方诸和杜幼安，并且命令手下挖开王僧辩父亲王神念的坟墓，剖棺焚尸，以发泄心中的怨恨。

三月丁亥，决战的时刻终于来临。陈霸先与王僧辩仔细分析了战场形势，认为梁军人数众多而叛军人数较少，应当将各部军队分散开来，从多个方向牵制叛军，使其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

于是，梁军各部迅速展开行动。荆州军的杜龛和王琳率领精锐骑兵分别攻击叛军的不同方向，陈霸先则命令将军徐度带领2000名弩兵切断叛军后路，而主力部队则在正面列阵迎战。

侯景指挥叛军集中兵力攻击梁军王僧志的部队，导致王僧志的部队稍有撤退。

徐度率领弩兵从阵后对叛军进行射击，使得侯景在多方面受到限制，正面进攻也长时间未能取得进展。在徐度弩兵的不断袭扰下，侯景被迫撤军。

陈霸先与杜龛、王琳率领铁骑追击，石头城的守将卢晖略因恐惧而打开北门投降。

侯景再次集结一百多名勇猛的骑兵，放弃长矛改持刀剑，猛烈攻击陈霸先。这种战术曾是他当年大破慕容绍宗的关键，曾在涡阳之战中取得重大胜利。然而，此时在大败之后，这种垂死挣扎的打法已无济于事。叛军的攻势未能奏效，当场崩溃，四散奔逃。

石头城之战中，梁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叛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侯景的末日已经近在眼前。承圣元年（552年）三月十九日，侯景逃到了建康城外，望着这座他曾费尽心力攻下的城市，内心充满了绝望。

台城此时已成死地，侯景不敢进城，打算绕城而逃。王伟拉着他的马头，劝说道：“自古以来，哪有背叛天子的道理？”

侯景愤怒地回应道：“今日之事，恐怕是天意如此。你好好守城，我再做最后一搏。”

随后，侯景用皮囊装着他两个在江南出生的儿子，带着几百名亲信骑兵逃离了建康，准备投奔谢答仁的部队（谢答仁当时正在江南与张彪的义军作战）。正如俗话所说，“树倒猢狲散”，侯景一逃，王伟和侯子鉴也纷纷弃城而逃，叛军彻底土崩瓦解。

王僧辩的大军进入了一片混乱的台城，大将侯瑱率领军队紧追侯景不舍（侯瑱的家人曾被侯景扣押在台城作为人质，侯瑱投降王僧辩后，他的家人都被侯景杀害，因此两人仇深似海，王僧辩特意派遣侯瑱追击）。

曾在寒山之战中以逃跑闻名的赵伯超，此前投靠了侯景，此时却迅速变节，率部占领了钱塘，拒绝侯景入城。

侯瑱的大军追至，侯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他在吴郡召集的数千残兵也一哄而散，只剩下3艘战船从松江出海。为了减轻负担，侯景将两个幼子扔进了海中，命令船工迅速驶向山东方向。

梁朝名将羊侃的儿子羊鹍在侯景之乱中也被迫加入了叛军。尽管身处逆境，羊鹍始终铭记父亲羊侃消灭胡贼的遗愿。一次，在侯景熟睡之际，羊鹍秘密命令船工调转航向，向西驶入江口，直奔京口。

侯景醒来后察觉方向有异，质问缘由。羊鹍谎称郭元建的大军仍在广陵，建议前往投靠。侯景信以为真，反而心安。然而，他并不知道，这条船正将他引向生命的终点。

羊鹍与谢葳蕤（谢答仁之弟）及王元礼密谋除掉侯景，归顺梁军。三人手持利刃，向侯景发起攻击。侯景惊慌失措，逃入船底，试图用小刀凿穿船身以求逃生。羊鹍换上长矛，追入船底，最终刺死了侯景。

侯景的其他党羽也未能逃脱惩罚。王伟在逃亡途中被俘；索超世也在逃跑时被羊从抓获，并在京口处决。镇守广陵的郭元建与大将侯子鉴一同投降了北齐（此时高洋已取代东魏）。谢答仁和赵伯超等人则投降了王僧辩，而彭隽等次要人物或被处决或被废黜。叛军中的伪侍中赵思贤携带传国玺北逃，途中遭遇强盗，玺印丢失在草丛中，后被郭元建寻得，献给了北齐文宣帝高洋。

侯景的尸体被人塞满盐后送至台城，王僧辩下令剁掉其双手，并派使者将双手送往北齐文宣帝处，以炫耀荆州的武功。

侯景的首级被砍下送往江陵，萧绎下令将其枭首并涂漆，然后永久保存在武库中。

这位南北朝时期的头号魔头做梦也想不到，他的首级竟然会与王莽享有同样的待遇—（王莽死后，首级被涂漆并封存于东汉武库，直到西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因武库失火而焚毁，历经东汉、曹魏和西晋三朝共272年（详见《晋书》卷27《五行志》）。

侯景的尸体被建康的百姓分食殆尽，剩下的残骸被焚烧后扬灰，连骨灰也被那些未能分到肉的人用水吞下，可以说全身上下一点也没有浪费，也算是对江南人民的一点贡献。

侯景被扣押在晋阳的家属，最初被东魏渤海王高澄下令处死。他的妻子和儿子们被剥去脸皮，扔进大铁锅中油炸而死，女儿们被罚没入宫为婢，三岁以下的儿子被阉割。

后来，北齐文宣帝高洋梦见一只猕猴坐在床上，便下令将侯景仅存的几个儿子全部扔进大铁锅中煮死。

侯景生性残忍好杀，在江南作恶多端，他的亲人落得如此下场，正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台城失陷后，名士颜之推（《颜氏家训》的作者）回忆说，梁武帝曾预见到侯景将来会在建康称帝。梁武帝独自一人时对近侍说，从侯景的姓名来看，他可能是“小人百日天子”的意思。

侯景从大宝二年（551年）十一月十九日僭称天子，到次年（552年）三月十九日弃城而逃，前后共计120天。

湘东王萧绎极为欣赏王伟的文采，曾有意赦免其死罪。然而，作为叛军的重要人物，王伟对江南的破坏程度不亚于侯景，萧绎为了个人喜好而忽略其罪行，无疑严重损害了他的政治形象。

荆州的臣僚们深知这一点，直接劝阻无效，便想出了一个计策。他们告诉萧绎，王伟曾经写过一篇非常出色的檄文，建议萧绎亲自阅读。萧绎听后，命人取来檄文。

然而，当他读到檄文中的某句话时，顿时怒不可遏，命令将王伟的舌头钉在柱子上，然后剖腹挖心，凌迟处死。那句话是：“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

萧绎一直对自己的独眼极为敏感，绝不允许任何人嘲笑这一点。凡是触犯这一禁忌的人，无一幸免。

因一言而杀人的行为，暴露了萧绎狭隘的心胸和格局，这也注定了他不会有一个长久的未来。至此，持续了3年又7个月的侯景之乱终于结束（548年8月至552年3月）。

侯景之乱对南北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梁朝的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在这场叛乱中遭受重创。叛军消灭了梁朝三分之一的军队，并将负责北方重要防御任务的淮南江北军队全部纳入麾下。台城周边的京畿兵力也几乎全被摧毁，导致原本与北朝保持均势的江淮防线彻底瓦解，北朝军队得以长驱直入江北地区。

随着梁朝中枢系统的崩溃，各地原本就有离心倾向的藩王军和豪强部曲纷纷割据一方，争夺天下。梁朝的核心州郡陷入严重的内讧，这给了北朝两个敌国以可乘之机，它们对从益州到扬州的广阔防线进行了重点突破，使南朝面临空前的国防危机。

其次，南朝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的高门士族如王谢家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侯景叛军不同于江南诸朝的开国阶层，他们来自北方荒蛮之地，对世家大族的概念知之甚少，也不需要借助士族的政治影响力来维持权威。

因此，他们对江南士人的屠杀毫无顾忌。然而，仅凭屠杀并不能彻底铲除士族，因为像王谢这样的高门子弟人数众多，难以尽数消灭。

真正致命的是高门子弟在叛乱中的表现极为不堪，未能承担与其政治地位相称的责任。他们在气节和军事能力上都远不如前朝，反而是一些地方豪强如吴郡的顾、陆、朱、张家族以及江南洞溪的豪强挺身而出，稳定地方、讨伐叛军。

湘东王萧绎在给名士周弘正的信中感叹道：“京师缙绅，无不附逆，王克已为家臣……”

王僧辩到达台城后，讽刺投降侯景的王克说：“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坠。”这些事件让江南上至皇室下至平民都看清了传统高门的本质，将其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从此，江南政局无论表面还是实质，都由寒族士人掌控。

最后，侯景之乱以极其残暴的方式迅速结束了梁朝的统治，对三国之间的政治判断力提出了严峻考验。西魏和北齐两国根据各自的决策层能力，对江南形势做出了不同的判断。

西魏的判断更为准确，行动更加务实，趁机夺取了襄阳、随郡等大片土地，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国力。而北齐则屡次失策，虽然暂时占领了淮南江北的部分土地，但其战略方向存在重大偏差，对梁朝的打击力度明显弱于西魏，实际获得的利益也远少于西魏。这样一来，北方的对峙形势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大宝三年（552年）三月，王僧辩率军进入并占据了台城。随后，他被湘东王萧绎任命为扬州刺史，驻守建康。王僧辩邀请陈霸先镇守京口。这种明显的主次关系，使得陈霸先对王僧辩产生了猜忌之心。历史将王僧辩置于决定南朝命运的关键位置，但他并未意识到身边的危机。

台城光复后，王僧辩的军队在城内烧杀抢掠，大肆搜刮财富，并纵火烧毁了皇宫中的太极殿，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然而，王僧辩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早已收到湘东王萧绎的暗示：“六门之内，自极兵威。”这意指王僧辩可以在台城随心所欲，甚至包括杀害简文帝的后代。为了避免背上弑君的罪名，王僧辩将这一任务推给了他人。

最终，萧绎改派朱买臣执行这项任务。朱买臣到达台城后，将废帝萧栋及其两位兄弟全部溺死于江中。

尽管王僧辩没有直接参与不义之举，但他对军队的烧杀抢掠行为视而不见，杜龛、王琳等将领在台城肆意妄为，无人制止。这些行为使台城的百姓深感失望，甚至怀念起侯景统治时期。

遗憾的是，尽管王僧辩在军事上表现出色，但在政治上却缺乏远见。台城不仅是江南国运的象征，也是未来梁朝继位者必争之地。王僧辩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从而为自己的败亡埋下了隐患。

此时梁朝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在于重建政治秩序，而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确立新的皇帝。简文帝萧纲与废帝萧栋均已离世，梁武帝留下的政治法统应当由谁继承？

从平定叛乱的功绩和血缘关系来看，湘东王萧绎不仅是平叛的最大功臣，而且是梁武帝现存儿子中最为年长的一位（六子邵陵王萧纶已在前一年被西魏俘虏并杀害）。因此，萧绎继位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然而，从理论上讲，尽管废帝萧栋是由叛军拥立，但他毕竟是昭明太子的嫡长子。昭明太子的儿子岳阳王萧察也有资格继承皇位。

此外，远在益州的梁武帝第八子萧纪，以及被北齐俘虏的贞阳侯萧渊明，也都有一定的竞争力，可以与萧绎争夺皇位。关键在于谁能抓住先机。

先来看看其中最弱势的一方。萧察在大宝元年（550年）被萧绎进攻时，因无力抵抗而选择投降西魏。西魏的宇文泰随即封萧察为梁王，并在襄阳设立官署，允许他在辖区内自行任命官员。当时梁武帝刚刚去世，简文帝以太子的合法身份继位，萧察的小朝廷最多只能算是西魏的一个藩国，对梁朝并无实际约束力。

由于西魏国力有限，他们也不愿意支持萧察政权对江南有所图谋，仅限于有限地协助萧察抵御来自荆州的进攻。此后数年间，萧察一直是一个软弱的藩王，依靠西魏的庇护勉强生存。

然而，萧察作为昭明太子嫡子的身份，始终使他保有对梁朝皇位的争夺权。这个犹如肿瘤般存在的伪政权，始终让萧绎感到如鲠在喉。

第二个是武陵王萧纪，武陵王萧纪是侯景之乱后皇位争夺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益州担任刺史已有17年之久，凭借益州丰富的财力和物力，萧纪成为了萧绎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在侯景之乱期间，萧纪为了保存自身实力，并未派遣大量部队前往建康勤王。他与萧绎之间素来互不服气，得知萧绎率军讨伐侯景后，萧纪讽刺道：“七官文士，岂能匡济。”

此外，萧纪的儿子萧圆正曾担任西阳太守，聚集了数万兵马，引起了萧绎的猜忌。最终，萧圆正被剥夺了官职并囚禁在江陵，这使得江陵与益州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尽管萧纪是侯景之乱平定后最有力的皇位竞争者，但益州地处偏远，对江南的控制力极为有限。若要争夺天下，萧纪必须先攻占荆州，而这一目标对他来说难度极大。

第三位是萧绎。在侯景之乱中，他采取了一种坐收渔利的策略，等待天下大乱、无人能制住侯景之时，再出面平定祸乱，从而赢得民心。尽管这一策略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但他最终成功平定了叛乱，使长江沿线自荆州以东的各州都听从他的号令，成为梁朝新的领袖。

萧绎的自信心也因此空前膨胀。在平乱期间，群臣曾三次劝他即位称帝（分别在大宝二年十月、十一月和承圣元年三月），但他都装模作样地拒绝了。

如果仅仅是萧梁内部的权力争夺，萧绎无疑占据着绝对优势。然而，在三国对峙的局面下，来自北方的威胁不容忽视。

从太清三年（549年）到承圣元年（552年），东魏和北齐派遣东南道行台尚书辛术率军南下，相继夺取了钟离、寿阳、下邳、东海、淮阴、山阳（今江苏淮安）、合肥、义阳等地。随后，北齐又命令大将潘乐和侯景的旧将郭元建南下，郭元建因熟悉地理，担任北齐军的向导，攻占了江北的多个州郡，使南朝的防线退至长江，天险与北朝共享。

然而，当潘乐和郭元建进攻秦郡（今江苏六合）时，被陈霸先和王僧辩击败。江北的广陵和历阳两地军民不愿归附北齐，邀请陈霸先前来接管两城，虽然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有数万江北民众随陈霸先南渡长江返回京口，表明民心仍然倾向于江南。

西魏的宇文泰对江南也是虎视眈眈，还乘火打劫发兵攻占随、陆二郡，兵锋逼近荆州，威胁萧绎的大本营。

局势错综复杂，众人的目光纷纷聚焦于湘东王萧绎。萧绎，字世诚，是梁武帝的第七子，天资聪颖，自幼在梁武帝崇尚学术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五六岁时便能背诵经典。

萧绎年幼时，一只眼睛因疾病逐渐恶化，尽管经过多方治疗，但情况并未好转。梁武帝十分疼爱这个儿子，亲自为其配制药方，然而却适得其反，导致萧绎的一只眼睛失明。这件事成了萧绎一生中的巨大遗憾，每当有人提及他的眼疾，他都会感到无比痛苦。

尽管如此，萧绎对学问的热爱从未减退。他酷爱读书，与许多著名文士如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等结为好友。萧绎读书成瘾，甚至到了晚上也不肯停止。为了满足他的需求，每晚都有五名侍从轮流为他朗读诗书。一旦侍从偷懒不读，他立刻就能察觉并要求继续，因此不少侍从因此受到责罚。

萧绎虽然学识渊博，且珍视自己的名声，但他极为嫉妒那些比他更有才华或声望的人。例如，义兴昭长公主（梁武帝的妹妹、萧绎的亲姑姑）的儿子王铨兄弟八九人都享有盛誉，这令萧绎极为不满。为了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他将自己的妃子之父王珩改名为王琳（王铨的父亲也叫王琳），以此表明自己高人一等。

这种心态不仅影响了他的个人行为，还波及其他领域。任何与萧绎存在利益冲突的人都会成为他的对手。萧绎与几位兄弟关系紧张，尤其与昭明太子的两个儿子更是势同水火。

在这样的背景下，萧绎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这无疑是梁朝的一大不幸。

在内忧外患交织之际，一个集团的领袖首要任务便是确保内部的团结。即便内部存在分歧，也应尽量减少内耗，妥善处理外部威胁与内部矛盾之间的关系。

然而，萧绎的个性和行为却让梁境内的藩王们深感失望。尤其是面对萧纪这样野心勃勃、实力雄厚的对手时，矛盾进一步激化。

大宝三年（552年）四月，萧纪如预期般在成都称帝，改元“天正”（与被废黜的萧栋年号相同），益州地区再次陷入割据状态，类似于东晋末年的谯蜀政权。这一变局早已在萧绎的预料之中。荆州方面早在大宝二年（551年）巴陵之战获胜后，便派遣信州刺史陆法和前往峡口驻扎，封锁了巴东至荆州的通道。

大宝三年（552年）八月，武陵王萧纪不顾西魏已经占领汉中、上庸等州郡的事实，依然率主力部队沿江而下，进攻湘东王萧绎，意图取代他成为群雄之首。

萧纪的举动不仅在军事上失误，使自己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更在政治上犯下大错，公然对抗平定侯景之乱的功臣，其失败的命运几乎从一开始就已注定。

就在荆益两方剑拔弩张之际，又一突发事件考验着萧绎，使得本已动荡不安的梁朝局势更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