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意识不是舶来品，中国人自古便相信“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的客观规律，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与自然和睦共处，互相哺育的一种基本方式。古代社会没有约定好的“环保”节日，但随着人类生产的生长，“休养生息”、“循环可持续”这些环保意识就已经成为封建统治者们的治世之本。而偌大个中华，正因为古人们的取之有道，才逐渐快速发展，构成今时今日我们的社会。现代，生产力无限提高，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大问题。在“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追根溯源，看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环保”智慧。
先秦汉代的“可持续发展思维”（一）“树木”是人类萌芽时代直至近现代到无比珍重的自然资源，从最早的“钻木取火”再到原始人类打造出“木器”，盖起“木屋”，树木资源，一直都是古代人类的生活支柱。古人的“环保意识”，最早可追溯到“部落末期”，即夏商早期，到了周代，完整且合理的分封制扩大社会生产财富，也因此，树木的需求量开始增大，每年伐木者多数，在这样的条件下，周天子与诸侯就开始将“环保意识”融合进“礼法”之中，成为规范天下百姓的道德原则，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上天有好生之德”和平思想的根源。
“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林木）
周代起，据《礼记》描述，就已经有了专业的“林业保护员”，在周被称为“山虞”。他们有着很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如：“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本质就是“休养生息”的核心，在保持社会资源的供给上，他们尽量做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长。在周以后，秦代正式确立“法律”和“礼制”的界限，保护环境不再是“道德义务”，而是上升到了“刑律”方面的严肃程度，可秦代统治者赢政却也算不上一个合格的“保护者”，其修筑阿房宫为了贪图享乐之举，便与之相悖。周秦两代，打下了合理的“道德与法律”的环保意识基础，之后的汉唐时代，更是直接把林区划为国家资源，有着专门的“伐取”，有着专门的工作人员，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要比“土地”的管控更为严格。
“避免过度”的可持续发展（水田）
除却“树林”之外，田地也是重要的保护对象之一。古代对田地的保护，一在与耕地的维护，二则为水资源的维护。因此田地保护，也可以认作为“水田”环保范畴，因为田是孕育粮食的重要基础，关系天下人的温饱。如农耕工具高度发达化的汉代，就对水田资源有所限制：“立三限闸已分水，立斗门已均水，凡水田，先令斗吏入状。官给申贴，方许开斗”。这样的好处在于保护水资源的合理循环，同样也保护“耕地”的种植力，是很明显可持续发展观的一种体现。《汉书》更是对此有着很具象的思想表现，便是“河定民安，千载无患”。这与我们如今环保是为了子孙后代的“美好环境”是一脉相承的。
早期的“环保”特点以及意义①、特点：从道德到律法，环保责任化
《淮南子》有言：“水积则鱼聚，木茂则鸟集”。这是自然平衡的辩证表现，周代重礼，《周礼》奠定我们中华民族的“节俭”、“亲近自然”的民族思想，而到了秦汉之际，社会生产工具的进步，“林田”资源重要无比，封建统治者为了给“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便用严厉的“刑法”来规范人民的劳动行为，保证环境的可持续开采。中国古代早期的“由礼入法”，都是加深了“环境保护”责任化思想，这不仅成为后来历代皇帝都遵守的一种自然原则，更成为发展的重要支撑。
②、以礼法延伸出“敬畏自然”
“敬畏者，安然之”。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本就是一种不尊重客观环境的行为。《尚书》有言：“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是先敬畏再征服，但不得不说，人力难以胜天，敬畏自然总是最合理的。所谓“杀不辜”，便是一种敬畏，自然中的产物，弱小者便是被认为无辜的，而人类与上天也是同样的关系，早期的“思想家”们认为，善待这个世界，也同样会被这个世界善待，因此，“天人交感”的具体化思想便出现，这是以“良善”沟通自然的表现，也是环保的思想根源。
③、合理的保护，形成千年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如今的生活成果，是从古至今继承而来，先辈考虑“子孙”之根本，于是便促进了环保的加速覆盖，因此，中华民族的发展速度要比其他的民族文明要快得多，唐宋时期的“商品经济”爆发更是领先于世界，根源就是在于合理的资源保护，为后来者的调度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打扫我们的城市，古代亦不疏忽（二）唐宋之际，大型都市出现并成熟，始于唐，兴于宋，之后便成为国家的人民聚集主体。现如今，我们引以为傲的是城市的“排污”及环保系统，这让我们有着干净的生活环境，也形成合理的循环圈。那么“城市环保”问题，其实在唐宋之际便早早被解决，大量的生活垃圾，河道淤积，都是有着很明确的清理方式的。
长安城是“中外融汇”的大都市，那么容纳数十上百万人口的长安，城市环境管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长安有专门管理“坊市”的机构和官员，《唐律疏议》有言：“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连带责任制，使长安人都保证了健康的“垃圾处理”习惯，为了避免“秽污”被随意排放的污染行为，当地管理的“主司”也要负同等的责任。到了宋代，汴京城比之唐长安更是繁荣无比，商品经济多样化的汴京，论起“城市垃圾”，也更加地多。于是，宋代“青衫子”便出现了，比起唐代让居民“自觉处理”生活垃圾，宋代则是选择招聘城市卫生管家“环卫工人”来辅助处理：“钱二千，青衫子一领”。由此，可见这时期快速增长的城市规模，也得到了唐宋统治者“环保”意识的覆盖。
那么除了“排放”之外，城市绿化的环境问题也同样被重视起来，例如唐代史书就曾有大量记载，长安城的城市绿化补充，开元二十八年，唐玄宗就曾下令：“令两京道路并种果树”。太和九年，唐文宗下令：“诸街添补树，并委左右街使栽种，价折领于京兆府，仍限八月栽毕”。由此一来，城市的“排放”和空气循环就得到了最好的解决，而在之后宋元明清高速成长的城市中，这种方法都被一直使用，这令唐宋时期的城市比之工业革命的伦敦，都要合理干净得多。
城市环保的历史启示不得不说的是，城市，是距离我们现代生活最靠近最频繁的生存单位。城市环保问题，更是我们学习环保课的第一课。
①、合理排放，维持洁净的循环
古代城市排水系统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古今不同的是，现在有着科技更高的“暗管”，而古代则是“明渠”，除此之外，城市居民的生活垃圾排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处理环节。古代地广人稀，但也没有因此疏忽城市的环境洁净，反而是以严格的律法来限制居民规范生活，个中好处就在于，城市洁净环境的保证。宋代“环卫工人”的出现，与如今环卫工人的劳动，意义更是为了我们美好的生活环境，比起没有沉重律法的今天，就更应该自觉把握规律，爱护家园。
②、保护绿化，参与“增绿”
“绿化”种植早在周代甚至以前便存在，唐代历代君主，都对绿化问题及其关注，这为“繁荣大城”的生活环境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正如我们如今生活的城市，二氧化碳排放以及氧气的循环极为重要，绿化是影响生活水准和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正是“大量人为种植”的情况的出现，之后的宋代汴京才能合理地容纳数百万，打造合理的“城市循环系统”，非常重要。现在的我们提倡植树，这和过去是一脉相承的“净化”思想，为城市绿化提供一份力量，也同样是发扬我们民族的良好美德。
③、自觉遵守城市环保条例
古代有着严苛的律法用于鞭策城市居民，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自觉的环卫意识。现在提倡卫生素质，这也是我们道德生活中重要的环节，如今我们的环保行为处处是与“罚款”相连接，没有古代严苛且动刑的律法，但“自觉遵守”这样的意识却是不能丢弃。合理遵守环保条例，这不仅是出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在历史的角度来说，更是遵循千年的“民族美德”。
那些年，为环保事业贡献的文人与皇帝（三）当绿化成为国策的一环，会变成什么样？历史上熟知“汉化改革”的北魏孝文帝就曾鼓励民间种树，并且成为硬性命令：“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限三年种毕”。种桑树，根源在于提供“纺织物”的原始原料。就连劳累天下的隋炀帝，也曾大力提倡种树，把美好的江南风景带入北方，他曾下令鼓励，在“京杭大运河”旁道上种树：“柳一株、赏一缣”。意味着种下一颗柳树，便奖励“细绢”一匹，可见奖励程度之大。
到了唐代，美妙的唐诗更是记录了唐代文人的“种树生活”，如诗仙李白的《寄东鲁二稚子》曾写道：“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而唐代中后期的白居易更是惬意地描述道：“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而在唐之后，宋代著名“闲人”苏东坡更把他生活的技能发挥到了种树上来，除了旅游和做菜，苏东坡也是种树达人，后来更写下了《种树法》，其中记录的便是苏东坡的环保心德。明朝的“种树狂人”朱元璋便是最值得称道之，他被誉为最能种树的皇帝，朱元璋出身于民间，更是深刻懂得可持续发展的道理：“令天下广植。凡民户有田者，须种桑麻、栗枣各二百株”。所以明代绿化程度，也是古代历史上最值得赞叹的时代之一。
古今的环保意识其实是大致相同的，除了科技的细节有所变化，但我们从“敬畏”到“节俭”的思想传承，都是源于古代人文的发展，环保意识的崛起。到了如今，我们更是有了列为传统的节日“地球日”、“植树节”等等，这是环保全民化的信号，更是我们延续古代继续发展，生生不息的“爱护家园”的人文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