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命令，共有293人被释放出狱。

鲜为人知，在这批罪犯被特赦前，时任公安部长的华国锋与毛主席，有过一次交流，

1975年初，华国锋将特赦战犯名单上报毛主席，他根据特赦罪犯规定，认为有13人不符合释放规定，因而决定继续关押。

不久，毛主席亲自批示：气魄太小，全部放了算了。

毛主席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华国锋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后，又如何去做了？

战犯，顾名思义，主要指的是在战争中犯下错误的历史罪人，我军抓捕国民党战犯，主要是在解放战争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提议对战犯进行适当的处理，毛主席并未直接同意，因为当时的国情并不允许，首先，全国在进行土改，三反，五反运动，除此之外，还有抗美援朝战役。

周恩来说：“哪里有一个国家在战争还未结束时就处理战俘的？”因此，此事暂且被搁置下来。

直到1954年，当全国基本趋于稳定后，“战犯”问题被重新提上议程。

这一年，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特赦”和“大赦”做出了规定，也正是由于宪法的规定，给之后特赦战犯时，提供了法律依据。

毛主席此举可谓是远见卓识。

当然了，对于战犯的处理，并不是由毛主席一个人说了算，他考虑了很多，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时机，另一个就是是否可以对战犯进行“特赦”

1955年，党中央召开国务会议，毛主席主持会议时将这个话题给抛了出来，要大家进行广泛的讨论，除了让党内同志进行研究外，毛主席还专门拜会，询问了党外人士。

黄炎培是一位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同盟会老会员，在民主党派人士中，他颇有威望，对于毛主席抛出的“战犯”问题，黄炎培非常重视，他召集了不少的民主党派人士进行广泛讨论。

最后，黄炎培致信毛主席，他告诉毛主席，大多数的民主党派人士认为，他们支持大赦，但是也要考虑适当的时期以及被释放的对象，看他们是否改造成功。

民主党派人士的支持，让毛主席非常欣慰，不过，还需要更大的助力。

1956年3月，在政协第二届常委会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代表党中央发出了对战犯处理的信号，他说：“对国内战犯处理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党中央的如此决策，引起了全体参会人员的高度评价，程潜代表民革中央说：“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很好，我听了非常振奋。”

傅作义认为：“党中央对战犯的处理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件对人民有利的事。”

除此之外，许多民主人士纷纷发言，表示支持党中央的决策。

程潜，傅作义等人的谈话，也是其他参会代表的内心真实想法，

实际上，对国民党战犯进行特赦，也是毛主席博大胸怀和高瞻远瞩的表现。

政协会议的圆满成功，让毛主席心里有了底，不过，为了给老百姓一个交待，毛主席说：“等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好了，我们再来放，同时也要向老百姓做出说明，和他们讲清这个道理.......”

到1956年5月，党中央经过广泛的讨论后，最终做出决策：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转眼过去三年，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这是一个很好的特殊战犯的“时机

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个时间点，这年8月24日，毛主席致信国家主席刘少奇：“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致决定，同意特赦一批战犯。

与此同时，毛主席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希望同意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特赦一群战犯。

毛主席提议时说特赦战犯，为什么叫特赦，而不是大赦呢？

原因并不难，因为这次对战犯的释放是一批，不是全部，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第一批被选中释放的战犯，也都是那些改造成功了的。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公安部及有关部门对在押战犯进行了调查，最终列出了33人名单。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全体战犯参加的特赦大会，宣布了33名首批特赦战犯的名字。

在这33人中，最有名的便是末代皇帝溥仪，国民党重要将领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

溥仪是中国封建历史王朝中，最后一位皇帝，3岁登基，6岁下台。

溥仪的前半生，从未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九一八事变”后，他又被日本人控制，成为了“伪满洲”皇帝，抗战全面胜利后，溥仪在东北被苏联红军抓捕，于1950年被押送回国。

溥仪知道，自己在当皇帝时做了不少错事，因而他很惧怕回到国内，不过在有关人员的亲切照顾下，溥仪放下了自己的戒心，抗美援朝战役期间，溥仪还捐出国宝，“乾隆田黄三链章”，用以支持志愿军。

在北京战犯管理所改造，学习时，溥仪的思想完全转变了过来，他的积极态度，赢得了管理所领导的满意，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我国进行1959年首批特赦时，他被选为其中之一。

王耀武

杜聿明，王耀武，都是国民党为数不多的猛将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他们都被解放军活捉，刚进入战犯管理所时，杜聿明非常不配合，表现的很“愚忠”。

当时杜聿明生病，管理所忙里忙外，终于将他治好，基于这个原因，杜聿明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这也是他成为首批被特赦战役的原因之一。

王耀武是抗日名将，济南战役被捕后，毛主席就派罗瑞卿传话：“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

毛主席的话让王耀武非常感激，之后在管理所，他非常配合，为此，他也成为了首批被特赦的战犯。

1959年12月4日，首批战犯被特赦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许多人，周恩来勉励他们，要珍惜时间，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在和平年代再立新功。

通过这次会见，许多原国民党将领的思想受到了很大震动，他们纷纷表示要再立新功。

之后，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将领，经常对台湾方面讲话，劝导过去的手下和同事回国，早日完成祖国的统一，除此之外，他们还撰写了数万字的回忆记录，为祖国的历史文献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

首批战犯被特赦后，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毛主席非常开心。

由此，特赦战犯成为了当时国情下的一个“特殊规定”

此后，全国人大又分别于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相继特赦了一批战犯，这些人中有原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沈醉，国民党将领李仙洲、廖耀湘等人。

这些人被释放后，他们都摒弃前嫌，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特殊时期，特赦战犯事业停滞下来，直到1974年，有了转机。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问题，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主动提出特赦战犯一事，他说：“还有一批战犯，他们放下武器已经关押了20多年，把他们释放了吧，来去自由。”

毛主席的提议，周恩来非常重视，他亲自找到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

华国锋是山西人，建国后担任毛主席家乡湖南湘潭的“父母官”，1956年，华国锋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从此，在毛主席的器重下，他的职务一升再升，1971年，他被调到中央工作，之后担任了公安部部长。

周恩来找华国锋，要他将所有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列出一个名单，以便四届人大后进行特赦。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华国锋派出公安部工作组前往全国各地战犯管理所，夜以继日的工作，他要求工作组将战犯的名单，籍贯，职务，被俘年月日一一列表说明。

1975年初，经过公安部的反复审查，他们列了一个战犯名单，随即，华国锋将这份名单送到了毛主席的面前，在这份名单中，华国锋根据释放规定提出建议，对13名不符合释放规定的战犯继续关押。

对于华国锋的建议，毛主席摇摇头，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得知公安部在释放战犯后，给予他们每个人15元时，毛主席再次批示：“气魄太小了，每人发100元零花钱，放他们的时候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

毛主席的指示，让许多人都很惊讶，与此同时，他们也被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所折服。

毛主席为什么要将这些人全部放了呢？

其实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毛主席希望能够在生前想要看到两岸的统一，1975年，毛主席已经82岁，蒋介石也88岁了。

毛主席要公安部将所有国民党战犯释放，也是在释放一个信号，他向台湾的蒋介石表明一个态度，希望两岸能够尽快向统一的方向发展，如果可以，希望能在他生前使得两岸统一。

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可见一斑，事后才知道他真高明。

之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华国锋签字，释放了最后293名战犯，1975年3月23日，华国锋与叶剑英等人，在北京的前门饭店，请大家吃饭。

293位身穿军便服的战犯喜气洋洋来到这里，他们和几十年未见的朋友纷纷互诉衷情。

毛主席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了此事，直夸华国锋做得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战犯进行特赦，无论什么时候讲，这都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

这些“利”包括，第一，为社会主义建设增加积极因素，第二，为当时创造了和平，安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第三，就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

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当真是让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