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农村及城中村地区也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围村收费”现象在广东、上海、顺德等地的农村及城中村频繁出现，这一现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对当地的经济、社会以及法律秩序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深入研究并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以及提升社会治理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围村收费”是以“规范管理”为名义实施的举措，然而实际效果却与预期大相径庭。这一现象不仅使得租客大量流失，导致相关地区经济活力明显下降，还暴露出一系列深层的治理困境，如法律边界模糊、程序正义缺失等问题。以下将从法理基础、经济冲击与社会治理三个维度，对“围村收费”现象的悖论与危害展开剖析。
一、法律灰色地带：集体自治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围村收费”的核心问题在于其法律依据的模糊性。依据《公路法》相关规定，国道、省道等公共道路明确禁止设卡收费，但农村集体土地上道路的管理权界定却不够清晰。例如，上海连民村以“集体道路使用费”的名义对租客进行二次收费。在此案例中，租客已经支付了院内停车租金，然而村委会仍追缴 1500 元费用，并且无法出具合法的审批文件。这种收费行为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权属界定矛盾：部分村庄将公共道路，如乡道、县道等纳入收费范围，这种行为涉嫌违法圈占公共资源。以顺德绀现村为例，其甚至将花卉市场主干道划入收费区，这一做法迫使租客不得不将车停至三公里以外的地方，严重影响了租客的正常生活与经营活动。
2. 程序正义缺失：收费决策往往未经村民大会表决通过，收费标准与资金流向不透明。东莞某村一年高达 120 万元的承包费去向不明，村民对此表示质疑，认为这是一笔“糊涂账”。这种不透明的操作方式，损害了村民及相关利益群体的知情权。
3. 双重收费陷阱：租客已经向房东支付了包含道路使用成本的租金，而村委会再次收费，这无疑构成了对租客权利的侵害。
二、经济恶性循环：从“创收工具”到“多输困局”
“围村收费”的初衷本是增加村集体收入，但实际情况却陷入了“驱逐租客—商业萎缩—收益下滑”的恶性循环。
1. 对租客群体的影响：东莞金鸡围村在相关政策尚未实施时，就已经引发了租客的搬离潮。对于月薪数千的外来务工者而言，难以承受额外的停车费用等开支。在佛山乐从镇，商户为了节省停车费，每日不得不步行数公里取车，这直接削弱了经营的便利性，影响了其正常的商业活动。
2. 对本地经济的影响：顺德陈村镇绀现村将停车费转嫁给商户，小卖部每年因此增加 2000 元成本。为了维持利润，商户只能提高商品价格，这导致客源流失，对本地商业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东莞作为制造业基地，围村收费加剧了“脱钩断链”的冲击，据相关数据显示，一季度出口额同比下降 4.4%，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3. 对村集体自身的影响：收费导致租客大量流失，房东的租金收入锐减。东莞的房东原本期待通过围村收费实现“创收”，但结果却因房屋空置率上升而陷入困境。上海连民村的收费争议更是引发了舆论的负面反应，极大地损害了村庄的形象。
三、治理逻辑错位：封闭管理与开放发展的悖论
“围村收费”现象深刻折射出城市化进程中基层治理的深层矛盾。
1. 管理思维与市场规律的冲突：村庄试图通过物理隔绝的方式实现秩序管控，但却忽视了城中村作为“乡村 CBD”所具有的独特商业生态。东莞城中村的小型加工厂依赖流动人口与低成本的运营环境，围村收费直接抬高了其运营成本，破坏了原有的商业生态平衡。
2. 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的失衡：将收费业务外包给物业公司的模式看似提高了效率，但实际上却将公共资源异化为“经营性资产”。顺德碧江社区引入市场化企业后，村民、租客、承包商三方之间的博弈日益加剧，影响了社区的和谐稳定与长期发展。
3. 地方保护与区域协同的割裂：各村各自为政设置路障，严重破坏了区域交通网络。在佛山，多个村庄因设置收费闸口，导致物流效率下降，这与大湾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四、破局路径：重构合法性与公共性的治理框架
为了解决“围村收费”这一乱象，需要构建一个“法律明晰—程序正义—利益平衡”的三维治理体系。
1. 法律层面：明确集体道路与公共道路的权属边界，严格禁止将县道、乡道纳入收费范围；建立收费备案审查制度，要求村委会公示政府批文及村民表决记录，确保收费行为有法可依、程序合法。
2. 经济层面：推行成本公示制度，委托第三方审计道路维护费用，杜绝“拍脑袋定价”的不合理现象；对小微商户实施阶梯收费，例如顺德乐从镇可以对便利店等给予停车补贴，减轻商户负担，促进商业经济的发展。
3. 治理层面：建立区域协同机制，推动相邻村庄共享停车资源，避免重复设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探索“以服务代收费”模式，将资金定向用于增设充电桩、优化照明等惠民工程，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
“围村收费”现象本质上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公共资源分配失衡的一个缩影。当村庄用铁栅栏切割空间时，不仅破坏了交通的便利性，更重要的是削弱了外来群体对城市的归属感。东莞租客被迫将车停在三公里外的荒草地，上海白领因每日缴纳“过路费”而选择离开，这些个体的无奈选择警示我们，社会治理不能以牺牲开放性与包容性为代价。未来，我们应将法理刚性、经济理性与人文温度有机结合起来，走出“越收费越混乱”的怪圈，实现乡村振兴与城市文明的和谐共生、共同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关注三维治理体系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评估，以及如何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进行优化调整，为解决类似的社会治理问题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