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秘密穿越阴平小道，刘禅采纳谯周的意见，携带棺材出城投降。随后，姜维采取非常规策略，表面上向敌军投降，暗中策划最后一计，导致三位贤人遇难，他自己也英勇牺牲。
初读《三国》之际，我认为姜维的行为不过是文学上的渲染。身为汉朝正统后裔，继承诸葛亮志向的姜维，其角色设定必须坚定，结局也得悲壮，似乎不可全信。但随后深入查证，才知晓这是史学家们的共识。
根据《三国志》及《华阳国志》等相关历史记载，姜维曾向刘禅秘密传达信息，内容大致为：“希望陛下能暂时忍受数日的屈辱，我计划让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安定，让局势从黑暗里再度明朗。”另有传闻，这封密函在东晋灭掉蜀汉时，被桓温麾下的一名将领，在成都原蜀汉王宫遗址处所发掘。
西晋早期的历史记载《阳秋晋事》明确指出：“（姜维）计划假装顺从钟会，借此机会将其除掉，以图恢复蜀汉失地。”
问题随之而来：既然君主已经投降，姜维这位昔日的曹魏将领，为何仍要坚持执行恢复国家的策略，甘愿承担巨大风险？
此人是否为你所指之人？
司马昭或许并非品德高尚之人，但在蜀汉政权归顺后，他对刘禅及蜀汉旧臣的态度大体上是恭敬有礼的，确保了他们余生能享受富贵生活。尽管这一行为可能含有笼络人心的意图，意在向东吴展示宽宏大量，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司马昭对待投降的蜀汉君臣确实颇为优待。
为偿还恩情？
尽管诸葛亮生前对姜维颇为优待，然而在他去世后，接任的蒋琬与费祎均未给予姜维重用。对于北伐大计，他们处处设限，制造障碍。即便姜维后来掌握了一定权力，鸽派与享乐主义者依然不断对他施加压力。在最艰难的时刻，姜维甚至不敢面见君王，只能选择隐居沓中，通过屯田来避开祸端。总的来说，姜维在蜀汉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并不顺心，这种境遇甚至导致了关于他与魏国刺客郭循合谋刺杀费祎的流言四起。
追求声誉？
姜维原为曹魏阵营的将领，后被刘禅招降。若刘禅投降后，姜维也随之归顺，这无疑会是一个顺势而为的选择，难以引来太多指责。当得知刘禅投降的消息，姜维愤而劈开巨石，这一举动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他的情绪——既有无奈之情，又彰显了他的忠诚之心，同时避免了对司马家族过度冒犯。如此行动已足够，为何还要节外生枝？他究竟追求的是什么目的？
有人或许会提及：在历史长河中，总存在那么一群个体，他们为了心中的追求与目标，拒绝安逸，不盲目从众。对于姜维而言，信念与忠贞便是他行动的指引原则。
不可否认，存在某种可能性。然而，也有一句常理值得铭记：人可以为自己考虑，但不应妄自认定他人全然不顾他人。
姜维并非品德无瑕之人。倘若真是如此，他又怎会轻易归顺蜀汉？是武侯的正直感染了他？还是同事排挤下的迫不得已？若真是这样，那也只能说姜维是个顺应时势的智者。为了汉朝的复兴？但在曹丕篡汉时，并未见他有何作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蜀汉也并非汉朝的正统。裴松之曾评价：“姜维喜好追求功名，暗中培养死士，不重视平民百姓的事业。”
因此，从得失的层面分析姜维的举动，或许更为贴切。
第一条原因，关乎个人安全。
姜维在蜀汉时期，是坚定的主战派代表。刘禅选择投降后，尚能得以安度余生（历史上，刘裕之前被废黜的帝王大多能平安度日），而他姜维的命运却颇为坎坷。
司马昭认为，为确保蜀汉局势稳定，刘禅与姜维的消亡最为理想。然而，为了笼络人心，资质平庸的阿斗尚可留用，条件是他不被他人利用作为旗帜，这其中尤其要防范的是姜维，因其条件最为充分。刘禅归降后，仍具备一定的利用价值（作为政治手段），而姜维则不然。刘禅主动投降，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有反叛之意；反观姜维，他是被迫投降，且属强硬北伐派，因此被清除的可能性远大于刘禅。此外，姜维之死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也远不如刘禅之死深远。
其二，潜力颇大。
多数人认为姜维借助钟会之力意图重振蜀汉的策略，其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近乎一场冒险行动。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司马昭、邓艾与钟会间的不和，对于置身事内的姜维而言，即便不能说是洞察秋毫，也应当是清晰可见的，成都已潜藏着动乱的契机。再者，依据当时的情境推测，极有可能是钟会首先主动接触姜维，而姜维则是顺应时势采取行动。
其次，蜀汉拥有稳固的基础。当刘禅选择投降之际，姜维正指挥大军于剑阁区域抵御魏军的主力攻势，其麾下仍保有五万精兵，并且蜀汉的大部分领土尚未失守。
蜀汉的终结可以视为一种突然的衰竭，而非全面的崩溃。成都并未经历大规模的战争破坏，同时，南部的七郡也依然处于控制之中。
多数人观念中南中新并入之地，既缺乏实力基础，也无反抗意愿。然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南中新附之地并非毫无力量，亦非毫无斗志。
蜀汉对南中的管理，在大约四十年的持续努力下，已经变得相当稳固，特别是在诸葛亮、蒋琬及费祎掌权期间。
蜀汉早期治理南中的策略，获得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可。根据《三国志》的记录，诸葛亮推行的主要策略是以和解安抚为核心，这使得南中地区实现了“秩序初建，民族间基本和睦”的状态。当蜀汉从南中征兵以支持北伐时，当地民众积极响应，“主动报名参军，热情高涨”。
随后，蒋琬与费祎接管朝政，大体上沿袭了诸葛亮的既定方针，逐步增强了对南中的管理力度。
在蜀汉的晚期，黄皓与陈祇联手把持朝政，导致国家日渐衰落。然而，这一时期的南中地区并未受到中央动荡的影响。这得益于陈祇的明智举措。他不仅坚定支持姜维的北伐行动，还特别关注南中的治理。例如，他坚持在南中任用张嶷，张嶷离任时，当地百姓与少数民族都依依不舍，甚至哭泣相送。张嶷去世后，南中的越离等地的民众无不悲痛，还为他修建了庙宇。此外，阎宇、张表等担任庲降都督的重要官员，也都是由陈祇推荐，他们均是德才兼备的人才。
实际情况验证了这一点，后续的魏国与晋国，在控制南中地区时，均依赖于蜀汉时期的老臣来完成统治。
此外，南中的力量也相当强大。其人口接近70万，占据了蜀汉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战略资源的储备也极为丰富，诸如滇马、食盐、铁矿、金银铜等。史料显示，南中的食盐产量占据了蜀汉总产量的九成以上，而铜铁产量也达到了三分之二的比例。南中七郡能成为北伐的大后方，自有其道理。
此外，尽管刘禅才能平庸，但他擅长团结人心，这一点无可置疑。他麾下的几位将领都表现出极高的忠诚度，誓死不降。例如，夏侯霸、廖化、霍弋、罗宪、张翼、蒋斌等人，均坚守节操。就连黄权之子黄崇，也在绵竹之战中英勇牺牲，为国捐躯。
此外，还需考虑东吴的介入因素。一旦蜀汉决定起兵反抗，东吴绝不会袖手旁观，任由原本稳固的三方平衡被打破。
姜维心中自是清楚一切，然而，司马昭心机深沉，早有防备，他派遣监军卫瓘与暗探胡烈，暗中设计除去了钟会，姜维也因此受到牵连。
因此，将姜维的行为描述为用一计策导致三位贤才受损，不如说他的行动更像是“得不偿失的宣扬”。
我认为，姜维决定执行恢复蜀汉的计策是出于时势的考量，并非出于报答恩情或表达忠心。假如当时蜀汉的局面并非邓艾在成都擅权专政，钟会也无自立为王之心，姜维可能会采取更为稳妥的方式逐步推进。
他未选择自行称帝的原因，首要在于名分问题。刘禅并未战死沙场，而是选择了投降，作为臣子必须遵从君王的旨意。若因此加害刘禅，恐怕会引起蜀汉旧臣的不满，局面将难以收拾。其次，从实力层面考量，尽管存在反叛的条件，但国家衰弱，军队疲惫，且后勤与财政大权并不在他手中。如果没有刘禅作为旗帜，仅凭他一己之力，恐怕难以支撑大局。
因此，在面临背后黄雀的潜在利益驱使下，姜维接纳了钟会的提议，决定借此机会奋力一试。在那种情境之下，这无疑是个较为合理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