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每隔若干年要“扫”一次黑社会?

宇寰谈这个电影 2024-12-29 04:33:05

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城市乡村的繁荣景象,似乎早已和暴力、威胁无关。但真是如此吗?

黑社会,那个听起来遥远的词,真的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吗?或许并非如此。

那些隐秘存在的非法放贷、暴力拆迁,或者夜晚娱乐场所背后的操控者,可能只是换了一种更隐蔽的方式,继续侵蚀着社会的正常秩序。

中国每隔若干年,总会掀起一次轰轰烈烈的扫黑行动。

从1983年开始的第一次严打,到2019年升级后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每一次行动都打掉了数千个涉黑组织,震慑了无数不法分子。

然而,这样的高压行动为何总是难以让黑社会彻底销声匿迹?

从建国到新世纪

自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经济转型。

在1950年代初,中国政府面对的最迫切任务是确保国家的食品供应,解决亿万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

政府推动了一系列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试图通过集体力量增加粮食产量。

在各个乡村,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们在党的号召下,抛弃了传统的个体耕作,转而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随着1960年代的到来,国家的工业化战略开始展开,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全国范围内大批新工厂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启动。

这一时期的城市景象是工地随处可见,巨大的起重机和热火朝天的建筑场面成为了常态。

到了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中国经济政策迎来了转折点。

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出,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渐次敞开。

沿海的几个城市如深圳、上海和广州开始试行经济特区模式,吸引外国投资,建设出一批批现代化的工业园区。

这些园区内,可以看到大量的外资工厂和合资企业迅速崛起,各种国际品牌的产品开始在中国生产,同时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进入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消费文化在城市中快速兴起。

大街小巷开始出现形形色色的广告牌,宣传各种从汽车到家电的现代商品。

商场和超市如雨后春笋般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涌现,成为了居民周末消费的热门去处。

在这些繁华的商业区,可以看到家庭们携手逛街,选购各式商品,享受着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

黑社会的隐蔽与演变

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完全掩盖社会问题的存在。

在发展过程中,黑社会这个长期隐藏在阴影中的问题始终无法被彻底根除。

过去,黑社会势力的行为相对直白,他们以暴力为核心手段,通过打打杀杀来争夺地盘和抢占资源。

刀光剑影和拳脚相加曾是这些组织的常见方式,他们通过恐吓和胁迫让人屈服,从非法经营中获取利益,无论是赌场、地下工厂,还是街头巷尾的小商贩,都可能成为他们的目标。

在经济尚未高度发展的时期,这些行为更多地集中在显性犯罪上。

例如一些偏远地区,黑社会组织直接通过操控当地小规模经济活动维持生存,抢占市场或者垄断特定商品交易,甚至明目张胆地通过暴力解决经济纠纷。

这样的手段虽然粗暴,但隐蔽性不强,容易引起警方的注意,一旦被查实,往往很快就能对其予以打击和清理。

进入新世纪后,伴随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黑社会的活动模式逐渐发生了改变。

他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地盘争夺和暴力胁迫,而是开始以更隐秘、更复杂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的不同层面。

许多黑社会组织不再将目标局限于那些显而易见的非法领域,而是尝试通过介入合法产业伪装自己。

他们会以企业、公司等正规形式开展业务,打着看似合法的招牌进行非法活动。

这些势力在正规行业中的渗透常常涉及到建筑、采矿、物流、娱乐等领域。

例如,一些看似合法的拆迁公司可能背后涉及强制手段,利用法律漏洞和地方保护伞来攫取暴利;一些沙石开采企业实际上在无序扩张中破坏环境,甚至通过威胁当地居民达到其目的。

而在夜生活行业,黑社会的活动依然活跃,他们控制的娱乐场所表面上合法运营,实际上却可能是聚敛财富和组织非法活动的据点。

随着手段的变化,黑社会组织的运作方式也更加具有隐蔽性。

他们不再单纯依赖暴力,而是开始利用金钱和人际关系建立保护伞。

一些组织通过与相关行业的人员建立利益关系,在必要时依靠对方的影响力逃避法律制裁。

这种模式让黑社会从传统的明面犯罪转向了灰色地带。

唐山打人事件

2022年6月10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山市一家普通的烧烤店内,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件。

这是一群涉黑人员公然实施的暴力行为,目标是几位正在用餐的年轻女性。

事发时,这些女性只是像往常一样到烧烤店聚餐,没有任何挑衅行为,也没有任何过激举动。

然而,这并没有让她们避开危险。几名涉黑人员出现在店内,起初对她们进行言语上的骚扰,随后演变为肢体上的暴力。

袭击者在公共场合表现得非常猖獗,动作粗暴,毫无顾忌。

他们在烧烤店内大打出手,甚至将受害者强行拖出店外继续殴打。

事发地点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夜宵摊,却因为这样的暴力事件成为了全国舆论的焦点。

在事后披露的信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袭击者与黑社会的联系。

主犯之一,陈某亮,是一名有案底的惯犯,涉及多项违法犯罪活动,包括经营非法赌场和暴力讨债。

他在此之前就因涉黑行为被判刑,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减刑提早出狱。

陈某亮和其他几名涉案人员在唐山市当地具有一定的背景和关系网,这也是他们长期无法受到有效制裁的原因之一。

事件发生后,当地警方迅速介入调查,并在舆论的强烈关注下采取了高效的行动。

涉案人员很快被抓捕归案,案件进入审理程序。

这种快速反应显示了打击黑社会的决心,但同时也引发了关于监管漏洞的反思。

很多人开始关注,这些涉黑人员是如何在长期犯罪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活动自如,他们背后的保护伞是否存在,又是否有更加隐蔽的势力在支撑他们的行为。

国家的反击

面对黑社会的持续威胁,中国政府在1983年首次提出“严打”的概念,并开展了一系列针对黑恶势力的专项行动。

这场行动在当时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集中力量快速侦破一批大案要案,震慑了黑恶势力,极大地改善了社会治安环境。

从那时起,打击黑社会成为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展开一次集中整治行动。

2019年,全国扫黑办公室启动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专项打击行动。

为了让更多群众参与到行动中,全国扫黑办还开发并启用了智能化举报平台。

这一平台的上线,使得民众可以通过网络直接举报涉黑涉恶线索。

举报内容从非法放贷到暴力拆迁,从乡村欺压百姓的“村霸”到城市中的恶势力团伙,覆盖范围非常广泛。

这次行动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保护伞”的深挖。

过去,黑恶势力往往借助地方关系网或相关利益链逃避打击,而这一次,扫黑行动直指隐藏在背后的腐败问题。

许多地方的保护伞被曝光并受到惩处,进一步净化了政治生态。

一些长期隐藏的涉黑团伙因失去保护伞而浮出水面,被迅速查处。

截至2020年,专项行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据统计,全国范围内共打掉涉黑组织3120个,涉恶犯罪集团9888个,刑拘犯罪嫌疑人388442人。

全国各地公安机关集中力量对重点地区进行排查,清理了一大批长期存在的黑恶势力团伙。

在这一过程中,基层的治理能力也得到了全面提升。

黑社会势力往往容易在乡村或城镇渗透,利用乡土人情或经济利益控制当地事务。

为了防范这种情况,专项行动中对基层干部的选拔和监督机制进行了改革,确保地方治理更加规范化、法治化。

周期性扫黑与治理挑战

中国每隔若干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黑行动,其原因并不难理解。

黑社会作为一种隐性存在,虽然在每次严打后都会被压制,但其性质决定了无法被彻底清除。

这种势力在社会的灰色地带滋生,和一些不法经济活动紧密相关,甚至与地方保护伞交织在一起。

就像人体内的癌细胞一样,虽然经过治疗可能会暂时消失,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又可能复发,甚至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出现。

一般来说,黑社会的复燃周期大约是七年。这一周期并非偶然,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严打后的高压态势会让黑社会组织进入一段低谷期,这期间他们会更加隐蔽地活动,表面上趋于沉寂,但实际上可能正在积蓄力量。

其次,随着时间推移,社会环境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一些监管漏洞的出现,或者经济领域中新兴行业的崛起,这些都为黑社会势力提供了重新发展的机会。

很多人可能会疑问,既然黑社会势力像癌细胞一样具有周期性复发的特点,为什么不在其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加以遏制,而要等到他们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才采取行动?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黑社会刚冒头时的活动往往非常隐秘,通常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地带。

这种行为在初期难以被发现,即使察觉到了,由于证据不足,也很难进行定性和处理。

等到这些势力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源、人力和社会网络后,他们的危害性就开始显现。

比如,一些地方的非法放贷活动逐渐演变成暴力讨债,影响到普通群众的生活;一些控制娱乐场所的黑恶势力通过威胁或欺骗手段牟取暴利,扰乱了行业秩序。

此时,他们对社会的破坏性已经形成规模,再不加以打击就会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才会每隔若干年展开一次集中扫黑行动。

通过这种周期性的高压打击,可以在短时间内对黑社会势力形成震慑,同时铲除一批已经发展成熟的黑恶团伙。

通过定期的清理和整顿,防止黑社会势力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参考资料:[1]陈永峰,康家豪.公安机关应对扫黑除恶负面网络舆论策略研究--以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为例[J].山西警察学院学报,2023,31(2):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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