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农民们辛勤耕耘，用汗水浇灌着每一寸土地，期盼着丰收的喜悦。然而，现实往往给他们沉重一击，粮食增产了，收入却不见增长，甚至面临亏损的困境。
江西崇仁县航埠镇古塘村的种粮大户吴志泉，今年种了 1000 多亩水稻，平均亩产量高达 1400 斤至 1500 斤左右。在旁人看来，这无疑是丰收的好年景，可吴志泉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一斤湿稻价格仅 9 毛多，相较去年还低了 2 毛。即便加上国家发放的稻谷生产者补贴、育秧插秧补贴等各种补贴，每亩合计 100 多元，以及政策性农业保险兜底，最终的收益也只能勉强保本。
无独有偶，河北的玉米种植户陈先生也大倒苦水。他细细算过一笔账：“今年算下来一亩地也就挣了两三百，加上下一茬种麦子，需要买种子啥的，今年确实没挣多少。一亩地能得到的钱甚至到不了一千，减去种子、农药、浇地、化肥以及各种机器人工费还有租地的钱，甚至挣不到 500 块。”
农产品价格长期低迷，是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关键因素。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粮食作为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较小，当市场供给增加时，价格并不会随之同比例上涨，甚至可能下跌。近年来，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粮食产量逐年攀升，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愈发凸显，粮价也就难以抬头。
除了价格因素，种地成本的不断攀升也在不断挤压农民的利润空间。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具以及土地租赁等生产成本持续上涨，让农民不堪重负。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种一亩水稻约需成本 707.5 元，其中种子 55 元、农药 170 元、肥料 152.5 元、耕地 100 元、播种 30 元、水肥药等田间管理 100 元、收割 100 元。而一般情况下，一亩水稻可收获稻谷 1200 斤，按 110 元 / 百斤计算，收入仅 1320 元，剔除成本后的收益仅 612.5 元。这还未考虑土地流转费用、自然灾害、干旱抽水等风险因素，一旦遭遇天灾，一年的辛苦便可能付诸东流。
二、天灾人祸的双重夹击
农民，作为大地的守护者，不仅要承受市场的风云变幻，还要直面大自然的无情考验。天灾人祸，如同一两把高悬的利剑，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计。
在自然灾害面前，农民显得格外脆弱。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能瞬间将大片的农田淹没，即将收获的庄稼毁于一旦；长时间的干旱，会让土地干裂，农作物因缺水而枯萎；狂风、冰雹、霜冻等灾害，更是防不胜防，常常给农民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今年 6 月 11 日，陕西宜川县遭遇罕见冰雹灾害，对当地以苹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民造成了近乎 “灭顶之灾”。农民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一年、寄予厚望的苹果园，被冰雹砸得千疮百孔，果实掉落一地，一年的收入就此化为泡影，前期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也都付诸东流。
病虫害，同样是农民的心头大患。随着气候变暖，病虫害的滋生和繁殖愈发猖獗。蝗虫、稻飞虱、小麦条锈病、赤霉病等病虫害肆虐，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和产量。据测算，由于气候变暖，中国农作物受灾面积每年增加 30% 左右，其中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受灾最为严重。一些顽固的病虫害繁殖代数增加，对农作物的危害愈发严重，农民们不得不频繁地喷洒农药，增加了生产成本不说，还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威胁自身健康。
除了天灾，人祸也让农民苦不堪言。农资价格的上涨，使得种地成本进一步飙升。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价格近年来一路走高，让本就利润微薄的农民倍感压力。部分不良商家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还将黑手伸向了农资市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农资，坑害农民。江西宜春曾破获一起案件，被告人用普通氮肥冒充颗粒水溶肥，通过 “忽悠团” 下乡宣传、免费宴请、赠送礼品等手段，诱导农户购买，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元，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这些假冒伪劣农资不仅无法保障农作物的生长，还可能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让农民一年的辛苦白费。
三、养老、医疗的沉重负担
随着岁月的流逝，曾经辛勤劳作的农民逐渐老去，他们的养老问题也日益凸显。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大部分农民的养老金水平极低，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
在一些农村地区，60 岁以上老人每月只能领取一两百元的养老金，这点钱在物价飞涨的今天，仅仅能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很多农村老人为了减轻子女负担，即便年事已高，身体不佳，依然不得不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或在农闲时节外出打零工，用自己年迈的身躯换取微薄的收入。
黑龙江一位 70 岁的老人，子女都在外地打工，生活条件并不宽裕。他自己每月领着 100 多元的养老金，根本不够日常花销。为了能有点额外收入，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在农忙时节帮着村里的种植大户除草、浇水，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也只能挣个几十块钱。“年纪大了，干啥都没力气，可不敢歇着，没钱花啊！” 老人无奈地叹息道。
与养老困境相伴相生的，是农村医疗保障的不足。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在面对重大疾病时，新农合的保障力度仍显薄弱。
一方面，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有限，许多进口药、特效药不在报销范围内，农民一旦患上大病，需要自行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往往不堪重负。据调查，一些农村地区癌症患者的自费部分高达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这对于普通农民家庭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
另一方面，农村医疗资源匮乏，优质的医疗机构大多集中在城市，农民看病往往需要长途跋涉，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偏远山区，有些村民患病后，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加上经济拮据，只能选择放弃治疗，在家中默默忍受病痛的折磨。
在云南某偏远山村，一位村民突发心脏病，村里的卫生所条件简陋，无法进行有效救治。家人急忙将他送往县城医院，可山路崎岖，路途颠簸，等送到医院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即便如此，后续的治疗费用依然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了绝境，四处借债，负债累累。
养老与医疗，这两座大山重重地压在农民的肩头，让他们的晚年生活充满了艰辛与无奈。
四、土地流转与权益保障难题
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土地流转在农村地区日益普遍。这本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好事，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诸多问题，让农民的权益受到了侵害。
一方面，土地流转租金不合理、被拖欠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土地流转市场尚不完善，缺乏统一的价格标准，一些地方的土地流转租金过低，无法反映土地的实际价值。据调查，有的地区一亩土地的年租金仅有几百元，与土地产出的潜在收益相差甚远。同时，部分受让方在签订流转合同后，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原因，拖欠农民租金，导致农民既失去了土地，又拿不到应得的报酬，陷入经济困境。
在河南某县，一些农民将土地流转给了一家农业种植公司，约定每年每亩地租金 1000 元。起初，公司按时支付租金，农民们也较为满意。但近两年，公司由于市场拓展不力，资金周转困难，开始拖欠租金，最长的已拖欠了一年多。农民们多次上门讨要无果，无奈之下，只能向当地政府求助。
另一方面，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强制流转、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或是个别干部为了私利，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推动土地流转，剥夺了农民的自主决策权。还有的受让方在获得土地经营权后，不按照合同约定用途进行农业生产，而是私自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用于修建厂房、别墅、农家乐等非农项目，严重破坏了耕地资源，损害了农民的长远利益。
安徽某地的一些村庄，在未经村民充分同意的情况下，村干部便与一家外来企业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准备建设大型工业园区。村民们得知后，纷纷表示反对，认为自己的土地被低价流转，且工业园区的建设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影响他们的生活。但村干部以 “发展大局” 为由，强行推进流转工作，引发了村民与干部之间的激烈冲突。
此外，农村土地被违规占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些企业、个人无视法律法规，非法占用耕地建房、建厂、挖沙、取土等，使得耕地面积锐减，农民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据自然资源部公布的数据，近年来，全国查处的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大量耕地遭到破坏，虽经整治，但恢复难度较大。
在河北某农村，一些不法分子私自租用耕地，挖沙售卖，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将几十亩肥沃的耕地挖得千疮百孔，土壤肥力严重受损，周边农田也受到影响，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当地农民痛心疾首，却又无力阻止。
土地流转与权益保障方面的问题，让农民陷入了失地又失业的困境，加剧了他们的痛苦与无奈。
五、知识技能短板与发展受限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知识与技能成为了开启财富大门的钥匙，然而，农民群体却因文化素质偏低、缺乏专业技能，在发展的道路上屡屡受挫。
从教育程度来看，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据统计，在近 1 万多农村劳动力中，文盲率为 0.6%，小学文化程度占 17.4%，初中文化程度占 64.6%，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 17.4%，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 7.9 年，不足初中文化水平。在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动过程中，还出现了 “逆向选择” 现象，流出就业非农行业的多是年富力强、受过较多教育的农村 “精英”，留下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儿童、妇女和老人，这进一步降低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留守农民素质。
较低的文化素质使得农民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困难重重。农业现代化需要运用先进的农业技术、管理方法以及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而农民由于知识储备不足，往往难以掌握这些新技术、新方法。比如，智能灌溉系统、无人机植保、精准施肥等现代农业技术，需要农民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操作、数据分析以及机械维修知识，可现实中，很多农民面对这些高科技设备，只能望洋兴叹，无法充分发挥其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在非农就业方面，农民同样面临着技能匮乏的困境。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企业对员工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而农民大多缺乏专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只能从事一些简单、重复性的体力劳动，如建筑工、清洁工、搬运工等，不仅工作强度大、危险性高，而且薪资待遇低。据调查，超龄农民工的共性特征表现为身体状况较差、年龄高、技术能力单一、文化程度偏低，对现代信息适应能力不足。高安市荷岭镇现有超龄男性务工人员 300 余人，多数为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占比达到了 84.7%，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员不到 5%，基本为熟人介绍就业。
缺乏非农就业技能，使得农民的就业渠道极为狭窄，收入增长受限。在城市新兴产业不断兴起的当下，外卖、快递、专车等行业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可由于农民文化水平有限，对这些新软件接纳能力相对较差，难以融入其中。即便有部分农民尝试进入这些行业，也往往因为不熟悉操作流程、不了解城市道路等原因，无法获得稳定的收入。
六、社会关注与破局之策
农民所承受的这些痛苦，绝非他们独自能够背负的重担，亟待全社会的关注与援手。
政府作为民生保障的坚实后盾，近年来持续加大对 “三农” 领域的扶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涵盖农业补贴、税收减免、农产品价格保护等诸多方面，力求从源头上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在农业补贴方面，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对种粮农民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提高农民种地积极性；税收减免政策减轻了农村企业、合作社以及农民个体的负担，助力农村产业发展；农产品价格保护机制的建立，在市场波动时为农产品价格兜底，确保农民收入稳定。
同时，政府不断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修路搭桥、兴修水利、改善供电通讯，让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日益紧密，为农产品的流通、农民获取信息开辟了便捷通道。农村公路 “村村通” 工程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农村交通状况，使农产品能够顺利运出，降低了物流成本；水利设施的修缮与新建，保障了农田灌溉，提高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供电通讯的升级，让农民能够及时了解市场动态，拓宽销售渠道。
社会资本同样是推动农业发展、缓解农民痛苦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的企业、社会组织投身农业农村领域，带来了资金、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经验。一些大型农业企业通过 “公司 + 农户”“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 等模式，与农民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企业为农户提供农资供应、技术指导、农产品回收等一站式服务，助力农民提升生产效益、拓宽销售市场，在保障自身盈利的同时，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在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兴领域，社会资本更是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企业投资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将农村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转化为旅游资源，为农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来源。农家乐、民宿的兴起，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 “旅游饭”；农村电商平台的搭建，打破了农产品销售的地域限制，使农产品能够直面消费者，减少中间环节，提升利润空间。
然而，农民自身的努力同样不可或缺。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农民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提升自身素质，主动适应农业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各地纷纷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开设种植养殖技术、农业机械操作、农产品营销、电商运营等实用课程，帮助农民掌握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必备技能。许多农民通过培训，成为了农业领域的行家里手，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致富梦想，还带动了周边农户共同发展。
总而言之，农民所面临的诸多痛苦，需要政府、社会、农民自身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只有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才能破解农民之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前行，让广袤农村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让农民真正过上富裕、幸福的美好生活。彼时，田间地头将不再是无奈与叹息的承载地，而是充满希望与欢笑的丰收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