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被边缘化，除了从商到政的吕不韦和从政到商的范大夫这两个伟奇人物外，大都没有什么存在感。从韩非子的五蠹到白居易的“商人重利轻离别”，中国人对其是又羡慕又讨厌的，应该说从本质上的把握还是准确的，这与马克思所说“自诞生以来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认知是统一的。
但大清百年来的积弱积贫，痛苦的生活使老百姓从过去对商人的不屑一顾，变成了羡慕和崇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改革开放，拜金主义席卷神州大地，但这次是从上到下、全社会性的。教授和街痞纷纷下海，这就是新一代富豪的重要组成。
于是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为了搞活经济，以前的“毒草”名正言顺地成了什么家，摇身一变成了时代明星。为了促进地方建设，拉到投资，一切资源都围着他们转，人气、花环、灯光都向他们聚拢。我们忘了马克思和祖宗的训诫，为了政绩而刻意忽视了那长期以来被压制和被隐藏的邪恶本质，全民沦为富豪的小迷弟。
忘了对人民利益的坚守，众多没底线的便宜政策成为打狗的肉包子，这包子可是人民经年的积累。如此扶助和重视几乎无限接近对芝本的巴结了，和新的政商苟连有什么区别呢？
然而，劣根性就是劣根性，不是每个商人都能蜕变为企业家。商人不会因为换了个名头就改变其逐利的本性，除非他们从根本上放弃对钱本的控制和占有。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只会利用国家对他们的重视和资源扶持而无限底膨胀，圈占利益，频频突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这些人怎么对得起社会的尊重？我们还是太单纯了，把他们想得太有底线了。要知道，我们建设的可是社会主义，不是旧制度的复辟。
这些年走得太远了，经过多年的改革、重组，已经重新滋养出一个新的可意会而不可明说的阶层。这种宠爱已经完全突破了历史的认知和对政治的定义。
古时候的富豪也很多，但那时的商人要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想捐个官好歹还得花一大笔钱。要赚个好名声，总还得建个庙，修个桥。但现在的富豪可以说一旦成功，便直接坐地升空。贷款、市场、项目、人脉、代表等等，荣誉和权力自有人送上门来，这难道不是一个时代怪胎吗？
一个富豪按照其资产规模随时与各级领导平起平坐，这种待遇可谓亘古未见，商人的祖宗从没想到会有这样风光的时代吧。体制改革前的政企级别对应就不说了，现在的私企时代凭什么还搞这种对应，这样的对应圈子会圈走多少社会资源，对下面的小商小厂何等的不公平？
他们有本事把老百姓的钱集中在腰包里不假，但谁赋予权利把我们的话语权也集中代表了呢？凭什么从商成功了就必须要赋予其崇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呢？
我们需要建设，需要发展，需要保证商人的合法权益，这已经足够了。对于无利不起早，无孔不入的商圈，何须用特权去诱导？
他们只不过是国家社会千万行业中的一个经济节点而已，从此以外还有行政、科技、国防、教育、医序，哪一行不值得我们给予同等重要的关注呢，他们不是唯一，不值得父母官俯身跪舔。我们不应该把他们捧得像救世主一样，高人一等。
到了社会层面就更扯淡了，有人成爸爸了，有人成国民老公了。可以说，这些中国豪之于社会的回馈甚至远不如西方那些投身于福利的富豪，其个人有什么值得崇拜的？
现在，我们真的把他们宠坏了，这个阶层的破坏性和张狂已初见头角，到了不得不制约的地步。
郭台铭公开叫嚣“是我在给中国人饭吃”，某云公然叫板“很行不变，我就逼着它改变”，这些话犹在耳际，某滴公然危害国家信息安全。现在又有人开启了吃里扒外、祸国殃民的新模式。
中国人民必须对新兴的芝本家有个明确的态度。
我们该好好反省了。要不，无数先烈历经数十年浴血奋战才打倒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怎么向他们交待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