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语言中“人文”一词来自拉丁语“humanitas”，这个词既有“文化”、“教化”、“教养”、“文雅”的意思，又有“人性”、“人格”、“人情”、“仁爱”的意思。但自两千多年前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用这个词指一种独特的教育大纲起，使用拉丁语的人们就越来越多地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亦即主要是将希腊语中的“paideia”（指为了培养自由公民而实行的一种全面的文科教育）的意思赋予这个词，而不是将希腊人称之为“philanthropiad”（指人们之间一种友谊、友爱的精神）的意思赋予这个词。

我们也许可以通过“人道”、“人文”和“人性”三个概念来作一些区分。“人道”是指关心别人尤其是指关心弱势者，根本上应当是指一种同情、仁爱，以合乎人的身份和尊严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人。而“人文”则主要是指一种文化、教育、教化，以及个人通过这种教化所达到的一种自我实现和完善。“人道”是指真心关怀他人，是体现一种同胞之情；而“人文”是努力实现自己的各种才华和德性（当然也包括道德的德性），同时也是展现人类各方面的最高优越性和独特性，在自然界留下自己的痕迹（“纹路”）。

“人道”和“人文”这两个方面当然都是符合“人性”的，符合既不同于“动物性”又不同于“神性”的“人性”，它们恰好展示了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即一是发展自己、一是关怀别人，一是致力于最高、一是垂怜于最低。古人更多地考虑前者，而今人可能更多地是考虑后者。

《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

那么，从历史的形态看，这种追求人类各种最高的可能性的“人文”究竟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呢？它旨在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呢？在西方，“人文”是与古代希腊尤其是雅典分不开的。伯利克里曾自豪地说“雅典是希腊的学校”，而“希腊”迄今也是西方人的学校，是人类的学校。古希腊人的人文教育是面向所有公民的教育，当然又是自我承担的教育，并不是说有一种国家出钱的全民免费义务教育，而毋宁说有这样一种气氛：一个人要成为合格的公民，成为体现人性之卓越的人，应当从幼年起就接受这样一种教育，甚至在这件事上不惜气力、不吝钱财。每个公民都可以进入这种教育，但其天赋和决心的程度、付出的代价和努力的程度，自然会影响最后达到的成就的高下。

这种教育的内容也许可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初级阶段主要是训练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广义的音乐，包括诗歌、戏剧等艺术形式；二是体育，这里追求的不是片面的体能、纪录，而是身体全面的均衡和优美。比较高级的是学习语言文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等较抽象的技艺，而最高的则是学习辩证法、哲学。当然，达到甚至愿意走到这一步的人就比较稀少了。

中国历史上也是“人文”或者说“人文教育”的富国。古代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它们的重要性也大致是按此次序排列的，最前面的最为重要。但学习的次序倒可能是相反。如果说“书”、“数”是学认字、写字和算数的初级教育；“射”箭和“御”车则主要是锻炼体能和武艺；而“礼”、“乐”则是整个教育的核心，其中“礼”主要是有关伦理、政治、历史等方面的教育，而“乐”则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文学艺术方面的内容。

重要的是，学习这些技艺并不是为了用做谋生的一技之长或者挣钱发达的手段，而是以人本身的完善为目的。所以，在各种技艺中要保持某种平衡，要分清主导的技艺和次要的技艺，对于那些次要的技艺，甚至不能过分地去追求完善——尤其是当它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完善的时候。例如，亚里士多德就对过分精通长笛不以为然。只是娴熟某一乐器而并不能完整地欣赏音乐以致文化，那只能是“雕虫小技”。古代奥林匹克赛会对“专业运动员”也是闻所未闻，那时所有的竞技都是业余的（amateur，爱美的）。不仅体育竞技是业余者参加的，诗歌、戏剧的竞赛也是业余的，甚至竞争的各种官职也基本都是业余的，而集各种业余于一身则是全面。“人文”教育所追求的理想是博大、优雅和完整，因为人是完整的，世界是完整的。人不能片面地割裂自己，不能物化，“君子不器”。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学习和训练内容都是为了培养德性，都是为了人的博雅、卓越和完美。古希腊人的德性（arete）不是庸常的德性，也不仅是道德的德性，而是表征各种各样的卓越。他们推崇的四种主要德性是智慧，勇敢，节制（或者说中道、平衡）和公正。

我们这里也许要特别说一下勇敢。因为“人文”似乎有时给人以文弱的印象，似乎总是在书斋里和书本打交道。但是，“人文”并不是“文人”。我们从上面古人的训练内容可以看到，其中绝不缺少训练身体和意志的内容。苏格拉底不仅智慧，而且绝对勇敢。不止是战场上身体的勇敢，还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在任何时候都坚持真理和正义的勇敢。中国的“人文”传统发展到后来的确是有点过于文弱了，它埋在书卷里的时间也许是太长了，所以，我们会希望它注入一点野性，注入一点生命的活力和勇敢，让我们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都“蛮”一点（当然也不失内心的优雅甚至某种温柔）。

《底线伦理》

今天大学里的学科划分一般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主干可以现成地用我们常说的“文、史、哲”来指称，或者再加上艺术。较广义的“人文学科”则还可以包括诸如现代语言和古典语言、语言学、考古学等。作为专业的人文学科也许并不需要多少人去从事，但是，在某种知识线以上的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也许最好能对人文有一种基本的了解，或至少有某种感觉。

也许我还是没有深入接触到这个问题：“人文”教育并不许诺给我们任何实惠，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承担它？在此，我想引用施特劳斯的“什么是自由教育”一文结尾的一段话：

“自由（人文）教育，作为与最伟大心灵的不断交流，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温顺（modesty）——且不说谦卑(humility)——的试验。它同时是一次勇敢的冒险：它要求我们完全冲破智识者的浮华世界，它和他们的敌人的世界完全相同，冲破它的喧嚣、它的浮躁、它的无思考和它的廉价。它要求我们勇敢，并意味着决心将所接受的观点都仅仅当成意见，或者把普通意见当成至少与最陌生和最不流行的意见一样可能出错的极端意见。自由教育是从庸俗中的解放。希腊人对庸俗有一个绝妙的词，他们称之为apeirokalia，形容其缺乏对美好事物的经验。而自由教育将赠予我们这样的经验：在美好之中。”

的确，真正进入了这种教育，我们将获得一种珍贵和美好的经验，这是和人类曾经有过的最好的心灵交流的经验，一般来说，我们将不愿把这种经验和任何东西交换。当然，这种进入是任何其他人都强迫不了你也代替不了你的。甚至进入者很难清楚地把这种经验告诉你。最重要的是自己去阅读，去阅读那些伟大的经典，去细心体会和感悟，去和那些伟大的心灵对话。经典是我们穿行于各个高峰之间的索道，它给我们提供一种评判自身和社会生活的标准。只有那些有过好几种经验的人，才能比较好地在这几种经验之间进行判断和取舍。

现在的大学乃至于整个现代社会的潮流和气氛对于人文教育并不是很有利，所以我们不得不更重视自我教育、自我陶冶。人文教育的基本目的也就是要使一个人成为像那些最优秀的雅典人一样的公民，有一颗自由、独立、勇敢的心。当然，它还期望建立起富有人类个性的卓越主体，展示人类最高的可能性。正如歌德所言：“尽善尽美是上天的尺度，而要达到尽善尽美的这种愿望，则是人类的尺度。”

《文明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