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的军事才能

王近山有着极为突出的军事天赋，他对地图的敏感程度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普通人眼中复杂的地图符号，在他的脑海里却能迅速转化为清晰直观的地形和地貌。他曾说，地图到了他的脑子里就是立体的，这种天赋让他在战场上能迅速找到关键点，准确判断敌我态势，从而制定最优的作战计划。

年纪轻轻的他，在作战中总是能够出其不意地抓住敌人的弱点，而这与他超强的地图分析能力密不可分。他可以快速在头脑中模拟敌我兵力的移动轨迹，精确判断战斗中可能出现的转折点，这种能力让他总能在关键时刻抢占先机。他的指挥才能被部队和首长徐向前高度评价。

王近山不到20岁时，已经被提拔为师长，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他善于利用地形、兵力和战机，常常在敌人最强点之外找到对方的致命弱点，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以打击。徐向前对他的评价也很明确，认为王近山在战场上的灵活性和果断性堪称一绝，而这些特质让他在部队中脱颖而出。

韩略村战斗

1943年，王近山率部转移至延安途中，行至山西洪洞县韩略村时，接到侦察员的报告，有一支日军部队正在村庄附近活动。这支队伍并非普通的日军作战部队，而是日军“战地观摩团”，由步兵学校和其他部队的高级军官组成，其中包括一名少将旅团长、六名大佐联队长以及上百名中队长。

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王近山仔细分析地形，发现韩略村四周丘陵起伏、树林茂密，非常适合伏击作战。他决定利用地形优势，将敌人彻底包围在村庄附近。他命令部队分为多路，在村外布下口袋阵，重点控制敌人的退路，同时安排火力点锁定村内的主要通道。

作战开始后，王近山指挥部队迅速发起攻势。他们采取快速突袭的方式，将毫无准备的日军观摩团压制在狭小的村庄内。由于行动迅速，敌人连展开阵型的时间都没有，便陷入了八路军火力的包围圈。观摩团成员虽然是高级军官，但大多数缺乏实战经验，在面对王近山精心部署的伏击战时显得手足无措，甚至混乱之中有些人试图强行突围，却被伏击部队精准地拦截和击溃。

整个战斗持续了不到半天，王近山的部队以最小的代价全歼了这支日军精英队伍。少将旅团长及所有高级军官无一生还，司令官冈村宁次得知消息后怒不可遏，下令以牺牲两个连队为代价，也要“吃掉”这支八路军。然而，王近山采取打了就跑的灵活战术，迅速撤离战场，将部队安全转移到预定地点，敌军的反扑最终无功而返。

在长期的游击战中，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八路军时常面临巨大压力，而这场歼灭战无疑让部队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士兵们对王近山的指挥才能愈发信服，对未来的战斗也充满信心。

到达延安后，王近山的战斗事迹引起了高层的关注。他的行动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毛主席特别强调，王近山在战斗中展现出的灵活指挥和精准判断，是八路军所需要的战斗作风。

生涯中的波折与重生

1969年，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政治风云变幻之际，许世友作为南京军区司令员，心中却挂念着一位老战友的命运。王近山，这位曾在抗战、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的开国中将，被下放到农场劳动，生活困苦，处境艰难。会议期间，他抓住机会向毛主席汇报了王近山的情况。

许世友特别提到，像王近山这样有实战经验、指挥能力强的将领，在战争年代如何带领部队打硬仗、打胜仗，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许世友并没有回避王近山的错误。他坦率地承认王近山确实有过失，但同时强调，这些过失并不至于让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长期受惩罚。更何况，经过这些年的劳动和反思，王近山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通过一封亲笔信表达了对党的忠诚和悔过之意。这封信是许世友亲自带来的，他向毛主席递交了这封信件，信中内容真挚诚恳，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位老将军对革命事业的忠心和希望重新为党工作的渴望。

经过深思熟虑，毛主席同意了许世友的建议，决定为王近山减轻处罚，结束他的农场劳动生活，恢复他的工作。

王近山重回南京与晚年患病

1969年7月，王近山接到了调令，结束了在农场的艰苦生活。他带着妻子黄慎荣和孩子们踏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抵达南京时，火车在车站缓缓停下，月台上已经站着三位等待多时的将军，他们是尤太忠、李德生和肖永银。三人得知王近山即将抵达南京，提前做了准备。

当王近山从车厢中走出时，尤太忠等三位将军立刻站得笔直，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此时的王近山已没有了当年驰骋沙场时的威风。他穿着朴素，显得有些瘦削，长期的农场劳动让他身上带着一种普通农民的质朴气息。

多年的南征北战积累下的劳损，以及农场的体力劳动和长期营养不足，已经让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刚到南京时，尽管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但他的身体问题却逐渐显现。起初只是偶尔的胃部不适，逐渐发展到经常性的疼痛和乏力。然而，王近山对这些症状并没有在意，他习惯了忍耐，更不愿因为身体问题耽误工作。

离开部队多年后，重新回到熟悉的军区环境，王近山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他坚持每日到军区报到，认真参与各项事务。老部下和同事们曾劝他多休息，但他总是笑着回应，没有提及自己的身体状况。而随着时间推移，疼痛和疲劳逐渐加重，他的脸色也越来越憔悴，行动开始显得有些迟缓。

尽管身体状况已经非常明显，王近山依然拒绝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情况引起了医生和家人的严重担忧，医生甚至直接来到他家门口进行劝说，试图说服他接受治疗。为了不耽误病情，医生决定强制介入，在多方努力下，王近山最终同意到医院进行检查。

在医院，医生对他的腹腔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当时医学水平有限，初步判断病变可能存在于胃部，但具体情况无法通过普通手段确定。唯一的办法便是进行开腹手术，以查明病灶。

1974年11月7日，王近山在南京的一家医院接受了开腹手术。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他的胃部存在大面积的癌变，确诊为胃癌。

1975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专程到南京探望王近山。邓小平了解王近山的情况后，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南京方面为王近山提供了最好的医疗条件和住院环境，但病情依然未能好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身体状况愈发恶化。

王近山患的胃癌进入晚期后，医疗手段已经无法控制病情。多年来的积劳成疾和战斗年代留下的伤病隐患，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

晚年荣誉与纪念

1978年5月，王近山因胃癌去世。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得知消息后，深感责任重大，他迅速召见肖永银，希望他能为王近山撰写悼词。聂凤智说，肖永银与王近山相识已久，对他的经历最为熟悉，由他执笔是最合适的选择。

肖永银接到任务后，开始整理王近山的生平履历。在撰写悼词时，看到“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这个职位，他心中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平衡。作为一名战功赫赫的开国中将，王近山在抗美援朝时期已经是兵团司令员，指挥过数万大军，而晚年却仅担任军级的副参谋长。尽管他遵从命令完成了悼词，但内心仍对这份悼文有所顾虑。

这份悼词经过层层上报，最终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手中。邓小平是熟悉王近山的，他对这位老将军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突出表现和战后所受的不公了然于心。当他细细阅读悼词时，注意到了“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这一职位，沉思了片刻后，他拿起笔，直接将“军区副参谋长”改成了“军区顾问”。

修改完悼词后，邓小平还特意拨通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提到，人已经去世了，再纠结职位级别没有意义，但葬礼的规格不能低，王近山的后事一定要以高规格来办理。

第二天，中央军委迅速行动，补发了任命通知，正式将王近山的职务改为“南京军区顾问”。随后，南京方面立即根据中央的指示，着手为王近山的葬礼进行准备。葬礼规格最终确定为以大军区领导的待遇办理。

参考资料：[1]尹萍,徐智明,吴小铁.一代战将王近山的曲折人生[J].中州今古,2003,0(4):6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