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通报里，你一定对这样的案例印象深刻。福建晋江一名从武汉返乡的男子，不仅未自我隔离，还参加了晋江宗族祭祀，最终造成7人确诊、3000多人隔离观察的后果。

此类“隐瞒事件”其实并非个例。山东有患者隐瞒情况，68名医务人员被隔离； 69岁的四川雅安市一位老人途经武汉汉口，却一直隐瞒着这个事实，导致100余名群众及30多名医护人员成了密切接触对象；河北一确诊患者，因隐瞒病情致77人被密切接触，而自己也因失去最佳治疗机会不幸去世……

在全民抗击疫情的当下，为什么还是有人刻意隐瞒自己的旅行史和接触史，甚至造成严重的感染扩散？今天的心理战疫室请来了南京师范大学发展教育心理研究所所长谭顶良，请他分析一下抗击新型肺炎疫情下“隐瞒人士”背后的心理特征。

本期嘉宾：南京师范大学发展教育心理研究所所长  谭顶良

隐瞒病史的主观各有不同，有些是明知患病而故意隐瞒，有些是不知有病但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而隐瞒，但不管怎样，任何一个隐瞒真相的个体，就可能引发大片的隔离和感染，让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隐瞒人士往往未意识到自己瞒报行为所造成的危害”，谭顶良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着疫情高发地区接触史人员隐瞒实情，往往是出于对疾病的恐惧和侥幸，“有的人认为我身体好抵抗力还行，不会那么巧就感染病毒了，还有的人觉得自己虽然来自疫区，但身体没有任何症状，肯定就是安全的，他们觉得主动报告病情或武汉接触史，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或带来工作上的不便。另一部分人则害怕隔离会招来更为严重的后果，他们认为隔离病房是高危场所，说不定本身没病，到了医院反倒被传染了。”

“侥幸心理”在平常生活中较为常见，这部分人往往认为坏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机率要比发生在别人身上小，比如，吸烟有害健康，但很多人仍然控制不住，觉得自己肯定不会是“倒霉”的那一个；开车上路堵车堵得心慌，一看旁边的应急车道没人，周围又没警察，于是就开车上了应急道。谭顶良表示，侥幸、恐惧心理更多是由认知偏差造成的，“有些人对疫情的认识不足和警惕性不高，觉得病毒没有那么大危害，自己不会被感染上，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对讯息的接受和认知程度滞后于年轻人，使得他们对于疫情的警醒程度也偏低。”为了应对此种思维模式，谭顶良建议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宣讲防疫政策，科普相关健康知识，从而尽可能地消除侥幸心理。

在隐瞒肺炎病情背后，一些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即使已经入院治疗或隔离，但仍然拒绝承认自己是被感染或疑似人群。南京居民张遥最近就碰到这样一件事：当得知自己小区里出现一例确诊患者时，大家纷纷猜测该患者是哪栋楼哪个单元的，于是之前一位密切接触者成为了怀疑对象，可那位邻居矢口否认，直到前几天社区通告出来，大家才知道这位邻居就是确诊患者，社区群里顿时一片哗然。

“在隐瞒肺炎病情背后，还隐藏着一种病耻感，这往往来源于大众对肺炎群体的污名化。”谭顶良分析说，很多人隐瞒真相，是害怕身心受到孤立，遭到他人的排斥、谴责和歧视等等。而在全民抗疫的背景下，部分民众对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或者被隔离人群有着一种超出理智的恐惧，他们对湖北籍和有过湖北接触史的人避之唯恐不及。外界的种种压力会加大确诊患者的心理负担，让他们感到恐惧、羞耻和内疚，所以不愿意将自己的病情告知外人，从而采取了心理上的对外防御态度。 在谭顶良看来，感染患者其实也是一种受害者，我们绝不能歧视他们，应当给予他们足够的同情、理解、关怀和帮助，同时要让他们明白隐瞒实情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作为一个公民来说，隐瞒、不报告才是真正羞耻的行为。

谭顶良还提到了“隐瞒人士 ”中的一种极端行为——反社会人格，比如，确诊新冠肺炎患者脱下口罩面对医生咳嗽、在电梯间肆意吐口水等。“反社会人格典型的心态是：我不好，你也别想好。针对那些有人格障碍的人，相关部门需要进行一些筛查识别，并且加以防范，如果发现反社会人格的人做出违背社会正常伦理的行为，那就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并诉诸法律。”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将自己置身事外。谭顶良表示：“每一位民众应该如实报告接触史、旅行史，积极配合追踪排查和采取相应隔离措施，因为这不仅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更是对社会负责。一个人的隐瞒，可能会毁掉所有人的努力，故意隐瞒疫情信息可以说是一种犯罪。”

交汇点记者 王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