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消毒水的气味裹着走廊尽头的哭声，何家丽攥着病历单的手在发抖。病床上干枯如核桃的阿奶突然睁眼，右手从被褥里颤巍巍伸出，五粒干瘪的花生米“啪嗒”砸在监护仪上。
这是1997年深秋，六姊妹挤在八平米病房里的第七个夜晚。大姐何家丽记得清楚，阿奶昏迷前最后一句话是“别动我枕头下的铁盒”，可当二妹掀开绣着并蒂莲的枕套时，盒子里只有一沓泛黄的粮票，和一张写着“给老四”的存折。
“阿奶最疼老四？”三妹的指甲掐进掌心。她们当然不知道，三年前老四跪在纺织厂宿舍楼顶时，阿奶用搪瓷缸砸碎了窗玻璃：“跳啊！你死了全家都能分房子！”那天老四的蓝布鞋卡在生锈的消防梯上，鞋跟沾着阿奶偷偷塞给她的半块桃酥。
监护仪的警报声撕裂沉默。五粒花生在护士匆忙的脚步中滚落床底，何家丽弯腰去捡，突然想起十八岁那年的年夜饭——饭桌上唯独少了她的筷子，阿奶把最后一块腊肉夹给小弟：“丫头片子吃那么好做甚？”可当她深夜腹痛如绞时，又是阿奶摸黑翻过两座山头，用体温焐着偷藏的止痛片贴在她额前。
太平间的白炽灯下，法医从阿奶贴身衣袋摸出张字条：“存折密码是家丽生日”。六个女儿同时红了眼眶，却没人敢问为何存折署名是老四。直到殡仪馆的火化炉轰然启动，三妹突然冷笑：“当年我说要嫁北京人，阿奶把我锁在阁楼三天，结果自己收了人家三千块彩礼。”
五粒花生最终被埋在老宅的枇杷树下。开春时何家丽带着女儿扫墓，发现树干上刻着六道深浅不一的划痕——最底下那道旁边，歪歪扭扭写着“1961年，老大出生，饿哭三宿”。女儿踮脚去摸最新鲜的刻痕：“妈妈，这是你离家打工那年？”
风掠过枇杷叶沙沙作响，何家丽忽然读懂阿奶临终前浑浊的眼神。那些打在儿身痛在娘心的藤条，那些藏在谩骂里的退烧药，那些用偏心伪装的保全——原来中国式亲情最痛的真相，是越爱的人越要扮作仇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