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古代文学滥觞于10-11世纪之交，至17世纪结束，历时七百年之久，为新时期俄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俄罗斯古代文学记载了古代社会发展与变革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俄罗斯民族抗击外敌、争取民族独立、寻求统一的崇高社会理想。

利哈乔夫（Д.С.Лихачёв）通过对以往古代文学史类著述的继承、补充和匡正，与该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共同编写了《10-17世纪俄国文学史》。

该部巨著于1979年由莫斯科教育出版社首次出版，被苏联教育部指定为师范学院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用教材在全苏进行推广，之后于1985年推出第二版修订版，并正式更名为《11-17世纪俄国文学史》。

这本书以极高的学术水准代表了当时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为后世了解俄国古代文学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宝贵借鉴。

在世界文学，尤其是欧洲文学视域下审视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建构与演变不仅是利哈乔夫旗帜鲜明的学术立场，也被本书的其他编者所承袭，成为重要的书写原则。

利哈乔夫坚持俄国文学与文化的欧洲属性，极力将俄国文学的发展并入欧洲文学发展的轨道。

在对本民族古代文学的书写中，无论是对社会历史语境的观照、对文学时代风格的归纳、对作品创作特色的解析，还是对体裁流变的考量，都可以大量窥见与欧洲各民族文学的对照和比较。

编者在第一章便引入了利哈乔夫对俄国历史上最古老文学的世界意义的概述，“基辅罗斯时期的文学致力于根本的世界观问题。

它的体裁体系反映了中世纪早期很多基督教国家的典型世界观。

俄罗斯古代文学可以被视为一种主题和一个情节的文学，情节——即世界历史，而主题——人类生命的意义”。

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论及蒙古鞑靼桎梏时期的文学时，编者更是屡次强调异族入侵对俄国文学和文化发展的打击和抑制，利哈乔夫认为，蒙古鞑靼的入侵切断了罗斯与欧洲的联系，破坏了罗斯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文化一致性（культурнаяобщность）。

他还否认俄罗斯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断裂，认为俄罗斯存在过有别于西方的“前文艺复兴”时代，因此编者在第四章对14世纪末至15世纪上半期俄国文学图景的摹状中具体阐发了这一问题。

伴随着俄国文学中的情感表达风格获得长足的发展，思想领域更加注重“对人的发现”，对人的“内心生活、内在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发掘。

但这些表征并不能与欧洲历史语境中的文艺复兴相等同，因为彼时俄国的个性解放尚未能脱离宗教范畴，故此利哈乔夫将这一文艺复兴的初始阶段，或曰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界定为俄罗斯的“前文艺复兴”（Предвозрождение）。

基于此，利哈乔夫形成了“俄罗斯的巴洛克的原创性概念”，认为其承担了“某些尚未展开的文艺复兴的功能，在许多方面具有启蒙的、‘文艺复兴’的性质”。

利哈乔夫对前文艺复兴问题的观照意在证明俄国文化与欧洲历史文化进程的不可分离性，同时彰显出俄国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和独特性。

14世纪末，库里科夫战役后民族意识的提升促进了文化繁荣，激发了俄国人民对往昔生活的怀想和复兴民族传统的渴望。

与此同时，俄罗斯与拜占庭和南斯拉夫国家的文化交往也正在恢复，利哈乔夫据此提出了“自己的古希腊罗马”（свояантичность）概念，即在前文艺复兴时代回溯蒙古鞑靼统治前、独立时代罗斯的文化繁荣期。

利哈乔夫继而指出，“整个中世纪文学都以抽象化（абстрагирование）和泛化的现象描述为特征，致力于以共性代替个性，以精神代替物质，趋向于展现每种现象内部的宗教隐含。

”这种中世纪的抽象方法在俄罗斯前文艺复兴时代获得了尤为特殊的含义，利哈乔夫将这一特征在刻画人物心理方面的运用定义为“抽象心理主义”（абстрактныйпсихологизм），复杂多样、强烈波动的心理动机和情感体验以及表现形式上的强化，自14世纪末开始大量充斥在文学作品中，尤其体现在主人公对外部世界的情感回应和瞬息变化的精神状态中。

利哈乔夫的整体史观和对世界文学的建构还体现在，他始终承认各民族文学相互交融与影响的积极作用。

他不仅肯定拜占庭文化对俄国的影响，还认为较之于拜占庭、古希腊罗马、保加利亚等民族文学，俄国文学尽管年轻，但并不是其他民族文学影响下的被动的客体，而是经历了他国文学“移植”（трансплантация）到本国文学土壤中的特殊过程，这种“移植”对于古罗斯文学在短期内形成繁盛的体裁体系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利哈乔夫在竭力将俄国文学纳入欧洲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场域的同时不忘突显本民族文学自身的独特性，这更加明确地体现在其试图从文学风格的更替中展现俄国文学依靠异族文化和使自己古老文化发生形变的这种自我丰富与完善的能力。

此外，某些对俄国古代文学“非独创性”的指摘也曾遭到过利哈乔夫的驳斥，他认为，“不仅每一种文学，而且每一种文化都是非独创性的，文化的真正价值只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中发展的。”

除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双向建构，利哈乔夫的开放视野还体现在其对古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接续问题的探究。

他认为，正是古罗斯文化的高度发展才哺育了近代俄罗斯文化，后者实际上是在继承了古罗斯的题材、情节与母题，掌握了其艺术成就，艺术地洞察古罗斯的生活、历史与文化的基础上取得了辉煌成就。

特别是17世纪作为俄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意义堪比文艺复兴在西欧文化史上的意义。

因此编者对该部分的书写着墨最多，以两个章节的篇幅来分别厘清17世纪上半期和下半期的文学发展路径。

编者指出，整个17世纪完成了由中世纪至新时期文学的艺术手法和体裁结构上的过渡，其意义在于摆脱宗教对文学的羁縻。

文学作品向更自由的情节叙述转变，逐渐失去“宗教史诗”意味的圣徒传被世俗传记的特征所浸润。

翻译而来的长篇骑士小说和短篇小说中趣味主题所占的比重显著提升。

此外，过渡时期还诞生了诸如《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格列·兹洛恰斯基的故事》《乌丽雅尼娅·奥索里英娜的故事》等颇具生活气息的小说作品，尽管这些文本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传统传记的创作手法，但却愈发注重传主内心情感的抒发和对个体生活的突出展现。

17世纪独立于官方文学的讽刺文学是该时期民主意识和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讽刺成了主人公自我表达的手段”。

在众多古代俄国讽刺文学的作品中都能找到对自身，至少对自己所处环境的“嘲笑”的例证，而这种中世纪典型的“自嘲”现象，其实是一种“外部保护形式”，是“人民大众追求自由与真理的武器”。

讽刺元素成功渗透到各类文学体裁中，包括故事、传记、诗歌、戏剧等，编者在第八章对《棘鲈的故事》《萨瓦牧师的传说》《科里亚津修道院的呈诉状》《对一个赤身裸体的穷人的初浅认识》等几部最具代表性的讽刺文学作品的介绍中指出，这类文学以欧洲的视角来看是“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笑文化的俄罗斯变体”。

它们与关于世界的“官方谎言”和“带有乌托邦理想的民间创作”形成鲜明对照，“以赤身裸体的穷人之口道出赤裸的真相”，已经可以窥见新时期文学所具有的民主色彩和现实主义倾向。

如果说中世纪文学具有相对完整的艺术体系，相对统一的艺术风格与审美，那么这种完整性于过渡时期被颠覆，17世纪成为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共生、共存和斗争的舞台，而作家日益形成了“个性化的、固有的、独一无二的创作手法”，这尤为鲜明地体现在大司祭阿瓦库姆（Аввакум）的创作中。

作品的独到之处在于其真情实感的表达，朴素的自白不仅基于作者自身，更基于广大受难者的立场，表明文学要突破宗教束缚，回归现实的倾向。

阿瓦库姆称自己这部作品为“永恒的生命之书”，对此，编者指出，这并非“偶然的失言”，阿瓦库姆作为热诚的信徒可以书写自我，可以在选择主题、人物、俗语和行为的讨论和评判中享有充分的自由，也因此成为“颠覆传统的革新者”，更加印证了古代文学向新时期文学嬗递的个性化、世俗化的发展趋势。

由苏联科学院古代文学研究室集体编写的《11-17世纪俄国文学史》是利哈乔夫学术思想与理论洞见的集中表达，也是所有编者学术积累和研究成果的全面展现。

该部巨著不仅代表了当时俄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最高成就，建构起更权威、更系统的的古代文学研究体系，也为苏俄高校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一部完整的、且汲取了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古代文学史教材，反映出苏联教育部和利哈乔夫院士将古代文学史教育纳入国家层面和国民意识范畴的重要举措。

该部巨著不仅成为国内外学界了解俄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也对我国当下的文学史研究和俄国通史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首先，利哈乔夫作为涉猎广泛的综合性人文学者，将俄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置于广阔的人文科学大背景中，致力于文学与历史、社会思想、艺术和文化的紧密互动，形成以古代文学研究为核心的人文科学整体性研究模式。

有效打通学科界限，冲破方法论的局限，最大程度地发掘古代文学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并通过文学史的书写形式予以全面铺陈和集中呈现。

其次，该部文学史的书写并不囿于文学现象的阐释和历史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是更加热衷于内部规律的提炼和归纳。

在《11-17世纪俄国文学史》中，编者们不仅致力于把握“文学风格内部所固有的进化模式”,形成了“关于文学发展内在传统与本质的更为详尽的概念认知”，也关注每一种时代风格影响下的文学体裁流变和体裁体系的建构，从而使历时七百年之久的古代文学呈现出渐进的演变规律和清晰的发展脉络。

再者，利哈乔夫对11-17世纪俄国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是在古代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对话中展开的，摆脱了传统文学史书写的局限，延展到更加纵深的时间维度和更加广阔的空间维度，进而形成立体多元的研究体系。

利哈乔夫在对久远的俄国古代文学的回溯中探寻其与近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内在渊源，发掘其中所蕴藉的民族精神和思想意识的源头。

作为一个秉承着西方派思想的“俄罗斯民族派”，利哈乔夫既强调各民族文学对俄国文学的影响，也推崇俄国文学的独特性和民族性，并以历史比较的方法实现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双向建构。

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国文学相比，俄国古代文学在国内外学界并未获得足够的关注，这一现象的产生无疑与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成果欠缺直接相关。

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已有百余年之久，俄罗斯文学史研究业已拥有深厚的积淀，但俄国古代文学依然是有待深耕的特殊领地。

利哈乔夫等人在《11-17世纪俄国文学史》中对俄国文学原始样态的剥离和文学史观念的创新对我国构建完整的俄国文学研究体系颇为有益。

当前我国学界正致力于翻译由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普鲁茨科夫（Н.И.Пруцков）主编、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俄国文学史》，其中第一卷《古罗斯文学》便是由利哈乔夫主编。

此外，我国学者还欲书写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俄国文学通史》”，其中第一卷《11-18世纪俄国文学》拟详细追溯俄国文学的发端，着重考察俄国古代文学与19世纪俄国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等问题。

刘文飞教授在对该部分内容的构想中特别指出，“对于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者而言，古代俄国文学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一道门槛，只有充分理解俄国文学起源时期的诸多特质和问题，我们才有可能对俄国文学后来的发展和演变拥有更为充分、更有逻辑的把握和理解。”

可见，俄国古代文学的丰富价值和历史意义已经愈发被我国学者所认同和重视，预示着未来我国的俄国文学研究水平和文学史的书写与建构会得到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