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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印和张一鸣，都砸了功德碑。

自古以来，为富者，富而仁之。

2年前，张一鸣捐资266万元重修宗族祠堂，家乡族人感其事迹，按风俗惯例为其树功德碑，名曰“精神偶像”。

不过，最新进展是，张一鸣获悉情况后通过与家乡积极沟通，拆除了自己的功德碑。

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张一鸣虽然没能免“衣锦还乡”的俗，但对于高调的“歌功颂德”还是保持了内心的低调。

然而，历史的灰烬总散发着一股“相似”的余温。

这不免让我想到了看守所里的许家印。

当年恒大风光无限时，许老板也因为家乡捐资助学、铺路架桥而被族人在家乡河南周口于2005年树起一块功德碑，名曰“流芳百世”。

巧合的是，这块碑在当年恒大暴雷时被村民抹去了“流芳百世”。

图源：微博网友

不同的是，张一鸣的碑是自己拆的。

许家印的碑，是被人毁的。

想来，今年第一次在看所守过春节的许老板想必内心一定愁绪万千，如果听说了张一鸣“捐资拆碑”的故事，内心会不会又泛起一丝悲凉呢？

人解决完生存问题后，最大的烦恼就是如何争名逐利。

中国企业家，人人都是“慈善家”便是最具说服力的注脚。

而那一块功德碑，亦是张一鸣和许家印在完成“顶级富豪”的身份转换后都想要的“名”。

本质上同属一个“衣锦还乡”的中国传统故事。

从人性的角度看，生而为人，生来就要寻找社会认同。

从现实的角度看，事业成功后，为家乡整修祠堂、捐资学校或路桥本无可厚非，而作为家乡为表达感恩立功德碑本是“礼尚往来”。

图源：微博网友

我相信，不管是张一鸣还是许家印的族人，在立功德碑的那一刻都是充满感激、甚至骄傲自豪的。

因为作为捐赠方与受益方，他们彼此更像是一次双向奔赴。

但一旦这个事件传播到大众范畴内，作为纯粹看客的大众从中看到的或许就不是纯粹的对家乡的爱了。在延伸出的话语体系里，免不了进入“衣锦还乡式”的自我炫耀范畴。

这在向来以“内敛”“谦虚”著称的国人性格里，是个不折不扣的“黑点”。

想必张一鸣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决定自己拆除功德碑。

而许老板在恒大暴雷、“流芳百世”被人抠掉的那一刻才惊醒过来，原来这TM都是浮云。

图源：百度图片

当年许家印在一次喝醉酒后，问部下：我怎样才能流芳百世？

于是才有了功德碑上书：“许家印为国育才、造福后代、流芳百世”的故事。

如今许老板的确要流传后世了，不过不是“流芳百世”的那种。

张一鸣和许家印，相同的是，他们都在与家乡的“双向奔赴”中完成了社会认同。

不同的是，张一鸣比许老板更懂得“富而隐秘”的真正内涵。

虽然他们此时此刻一个处在“30年河东”一个处在“30年河西”，但“煎熬”大抵是相通的：

这几天Sora给张一鸣造成的“煎熬”不比待在看守所里需要“咬紧牙关”的许老板少。

区别在于，站在“舞台中央”的张一鸣考虑的如何进一步征服世界。

“跌下神坛”的许家印考虑的是如何像《肖申克的救赎》一般，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资产个人化，债务公司化，危机社会化。

这是恒大与许家印的罪与罚。

但比起“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的商业传奇，人们或许更愿意看“眼看他楼塌了”的落幕悲剧。

如同当年乐视帝国的轰然倒塌，“贾跃亭下周回国”的段子一般，自2021年恒大爆雷到去年底许家印被抓，无论是许老板本人还是那2.4万亿元巨额债务已经在互联网上演绎出了一部“恒大文学”，滋养着无数看客。

图源：凤凰网财经

他们迅速崛起又轰然倒塌的背后故事不便多谈，但可能也不会有人想到，如此残酷的商业世界也会有如此“戏剧”的一面：

乐视、贾跃亭也好，恒大、许家印也罢，他们都用一场异常惨烈的谢幕为中文互联网世界贡献了最后一个“笑料”与源源不断的谈资。

都说喜剧与悲剧拥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其实它们也是一体两面的：

被乐视套牢的股民、被恒大坑惨的购房者自然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但大多数与之无关的网友却在贾跃亭与许家印的身上看到了“轰然倒塌”的戏剧性。

在我看来，这种戏剧化不止于他们人生从巅峰到谷底转换间碰撞出的无限解读空间，更在于人们对他们给无数个体和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的一种“因果报应式”的快感发泄。

比如刘强东10年间给家乡捐赠超200亿，结果X侵案一出，老家大门就被人泼了油漆。

比如潘石屹，每年给家乡卖出一个亿的苹果，结果到头来，祖坟被村里给刨了。

你看，人们表达不满的方式就是如此简单粗暴。

其实这样的故事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专属，其内在的逻辑与历史是一脉相承的。

图源：微博

如果你读过胡雪岩传记，一定会发现晚清商圣胡雪岩在官场与生意场辗转腾挪的本事与最终只用三天便失落败北的结局，与今日之贾跃亭、许家印之流何其相似。

如果清朝也有互联网，那前清网民给胡雪岩编的段子一定不比当代网友对贾跃亭、许家印的差。

有意思的是，当年的胡雪岩同样喜好慈善，是沪杭有名的“胡大善人”，他的族人也曾为他立过一块功德碑。

只是不知道这块碑谁拆的。

你看，历史是不是又一次惊人的相似了。

前几天我看过一篇《Sora之后，我们有了一种新的“科技自卑”》。

后台有许多人留言说，其实我们并没有科技自卑，只是每一次总都玩出不一样的花活。当别人都在研究AI，我们的“AI大神”却在研究如何开发AI课程“割韭菜”。

我在那篇文章的最后说，与其问为什么OpenAI没诞生在中国？不如问如何才能诞生我们的OpenAI？

其实，许家印的人生故事里有“病因”：

早年恒大有一种名为“恒大宝典”的礼品。但宝典不是书，而是意大利牛皮做成的小箱子，里面装着纪念币，一种是金币，一种是银币。

一些重要的场合，许老板都会拿着恒大宝典出现，送给一些需要送的人。

如果再往前追问，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也能给出解释：

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后来汉学家费正清也发出了自己的困惑：“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自己的独立力量？”

他为此还打了一个捕鼠器的形象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而是如何取得捕鼠的特权。”

发现了吗？

其实这并非许家印一个人的困局，千百年来，中国的商人、企业家们似乎人人都面临着“许家印式”的困局——不能纯粹地作为一名商人。

化用同行“倪叔”的一句话：技术从来未曾改变这个民族什么，今日装在许家印躯壳里的依然是3个世纪前胡雪岩的古老灵魂。

而这个古老的“灵魂”在许家印之后，又会装进谁的躯壳？

没有人可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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