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记钱德勒一天吃55片止痛药？这可不是情景喜剧！”2023年，《纽约客》曝光了一则让人震惊的消息，揭开了《老友记》里钱德勒扮演者马修·派瑞自传中的细节。
一直以来，全球观众喜欢看的荧幕上那个爱插科打诨、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的喜剧演员，怎么也想不到，现实中的他竟是个靠止痛药来维持生活的瘾君子！
而且，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他走上成瘾这条路，源头居然是大家都信赖的医院。
时间倒回1997年，那时的马修·派瑞才29岁，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可一场意外的水上摩托事故，把他送进了洛杉矶的一家私立医院。医生给他开了一种叫奥施康定（OxyContin）的止痛药，药品的包装上写着“12小时缓释”，看着就让人安心，感觉吃了它，疼痛就能缓解，人也能舒服些。
刚开始，每天吃2片药，马修就能回到剧组继续拍戏。但谁能想到，三周之后，药量一下子增加到了8片，从这时候起，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在治病，就跟用创可贴包伤口一样。”马修·派瑞在自传里回忆说。他还以为自己在慢慢好起来，却不知道，这其实是迈向深渊的第一步。
对止痛药的依赖成瘾差点毁了他，最严重时他每天服用55片止痛片，体重下降到116斤。在拍摄《老友记》期间，曾在1997年和2001年两度将自己送进戒毒所。
直到2001年的一天，马修·派瑞发现，只有把药片碾碎了用鼻子吸，才能感受到那种“全身都被温暖包裹”的舒服劲儿。
而这，正是普渡制药（Purdue Pharma）一直隐瞒的用药风险——一旦药片被破坏，原本12小时缓释的剂量就会一下子全释放出来，根本控制不住。
从2017年《华尔街日报》曝光的普渡制药内部邮件里，就能看出他们的野心。
普渡制药的一名高管兴奋地写道，“疼痛就跟石油似的，我们要做止痛药界的埃克森美孚！”这个比喻太形象了，他们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把医疗体系变成了输送止痛药的通道，让止痛药到处泛滥。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就得说到资本运作的三个“法宝”——学术包装、法律护航、精准营销。
1996年，《疼痛医学杂志》上突然冒出了几十篇说“疼痛是第五生命体征”的论文，后来才知道，这些论文都是药企资助的。
他们这么一包装，把疼痛说得特别严重，让医生和病人都觉得，止痛药是治疗疼痛必不可少的东西。
在法律方面，1991年北卡罗来纳州有个判例，定了个规矩——如果医生对疼痛治疗不够，病人可以直接起诉医生。
也就是说，医生要是不给开止痛药，病人可以直接起诉医生。
这一下，医生肯定怕了，处方量猛地增加了300%。这样的法律环境，简直就是在给止痛药滥用创造条件。
要说最厉害的，还得是精准营销。医药代表们纷纷来到医院，给骨科医生赠送高尔夫球杆，上面刻着“每挥一杆就有患者解除痛苦”。他们还给妇产科医生送定制珠宝，里面镶嵌着奥施康定药片形状的钻石。这营销手段，真让人不得不“佩服”。
再看看监管方面，简直荒诞得让人吃惊。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审批奥施康定上市的官员莱特，批完就去药企当医疗总监了，年薪一下子涨到37.9万美元，是当时FDA局长收入的3倍。
这种“审批完就入职药企”的情况到现在一直存在，2022年据非盈利新闻机构ProPublica统计，过去五年，有47%从FDA离职的官员都去药企工作了。话说，这到底是在监管，还是在“监守自盗”啊？
你如果走在费城肯辛顿大街，就跟走进现实版的《生化危机》似的。一群群像“丧尸”一样的人，怪模怪样地在街上晃悠——有的人脖子上插着针管，瘫坐在垃-圾堆上；有的人皮肤都溃烂了，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需要镇痛剂”。
在这里，90%以上的吸毒者身体里都能检测出甲苯噻嗪（Xylazine），这种药物本来是给马用的镇静兽药，现在却成了新一代的“丧尸药”。
在这里，能碰到一个叫黛西的“止痛药难民”。她以前是中学老师，因为做腰椎手术开始接触阿片类药物奥施康定。失业之后，她就流落到了肯辛顿大街。
现在，她每天得注射8次芬太尼混合剂，要不然，浑身就像被火蚁叮咬一样难受。她把袖子往上一拉，露出长满虱子、溃烂的手臂，那画面，真是惨不忍睹。
除了制药公司，毒贩们的“生意经”更是让人惊讶。
比如，一支兽用镇静剂（比如前面提到的甲苯噻嗪）才卖6美元，却能配出50剂毒pin，利润率高达800%。他们甚至还搞出一个“止痛药回收计划”，用空药瓶能换折扣。
这种堕落是有迹可循的：从医院开30天的止痛药，病人到药店续费困难，再到去黑市买便宜的替代品，最后沦落到毒pin街。
就像费城卫生局在2023年的调查报告里写的：76%吸毒的人，第一次接触成瘾药物都是从正规处方来的。
在旧金山的“安全注射中心”，你能看到更离谱的场景。政府给瘾君子们发放消毒针具，社工还教怎么“安全吸毒”，墙上还写着“过量请按红色按钮”。
就因为这种“以毒养税”的模式，2022年加州大麻税收超过了10亿美元，可同时，吸毒过量致死的人数比上一年激增了17%。
这种政策太矛盾了，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俄勒冈州就是个例子。2020年通过的110法案，让持有海洛因合法化了，结果青少年吸毒率反倒上升了22%。
司法方面也陷入了一个怪圈，美国非裔人群因为涉毒被捕的概率是白人的4倍，可白人更容易拿到戒毒医保。
与此同时，资本的反扑也很厉害，奥施康定被下架之后，制药巨头通过拆分专利，成立了37家新公司，还在全球50个国家销售他们的产品。
“这不是医疗事故，而是制度性谋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绝望之死》里一针见血地说。
他的研究数据显示，1999年到2017年，有20万美国人因为处方阿片类药物丢了性命，这个数字比越战阵亡人数的3倍还多。
走在波士顿的街上，到处都能看到瘫倒的人，还有散落的针管。这些就像一个个“人形警示牌”，时刻提醒着我们：从医院到毒窟，往往就这三步——疼痛治疗过度、药物监管被资本控制、社会救助走形式。
面对药物滥用的困境，我们该怎么做呢？其实，世界上已经有一些成功的办法可以参考。
比如，挪威的做法就很好。他们把吸毒的人当成是病人，而不是罪犯，通过强制戒毒，戒毒成功率能达到72%。这种做法既有人情味，又有效果，值得美国政府学习。
用AI来监管也是个创新的办法。梅奥诊所（Mayo Clinic）开发的处方监测系统，把阿片类药物滥用率降低了41%。这种技术手段，给药物监管提供了新的思路。
当然，中国的经验也值得借鉴。2009年，中国引进奥施康定的时候，规定只能用于癌痛治疗，还通过“红黄码”系统监控它的流向。这么严格管理，有效地防止了止痛药被滥用。
就像公共卫生专家迈克尔·布卢姆伯格说的，“每片被滥用的止痛药背后，都有三个‘帮凶’——太贪心的药企、不负责的监管者，还有害怕疼痛的我们自己。”
要解决这个问题，得从多个方面一起努力。只有这样，才能让止痛药回到它该在的地方，真正帮助那些需要它的人，而不是变成害他们的毒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