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荃是明末清初著名阁僚书家。康熙九年受召命作各体书。之后便一直扮演着康熙书法老师的角色，康熙帝对沈荃书法推崇备至，认为其书法可作当朝书坛之楷模。

明朝宣宗年间，松江出了两个著名的书法家，被称为大小学士的沈度、沈粲两兄弟，几百年后，沈粲后裔中又出了一个书法家，且能以书法成为帝王师，也算是传统文人莫大的荣幸了。

沈荃生活在明清交替之际，比董其昌稍晚一些，又是华亭地区的同乡，亲身感受到了董其昌的翰墨书香，自幼对董其昌的书法就极为倾慕。

《清代松江府文学世家述考》记载：“易行笃孝友，少入燕京求仕，后为淮安分省幕史，念亲老且远，遂辞官……尝取诗之有关伦理者彚为五伦集，并著周易旁训等书。”

沈荃字贞蕤，号绎堂，别号充斋，松江府华亭县人。他出身名门望族，其十一世祖沈易，元末时在河南王扩廓帖木尔帐下为谋士，对儒学颇有研究。十世祖沈粲，以草书名世，其书飘逸遒劲，自成一家。其兄沈度善写各体，尤善楷书，其风格端正、笔画工稳。兄弟俩同朝为官，以兄弟齐名，二人合称“大小沈学士”，深受明成祖青睐。其父沈德辉在元朝担任提举司官职，品性高逸，博学多才，体恤民生，为官期间曾平反冤案二十来起。

沈荃作为“二沈”的后人，自然会将书法作为自己读书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相较于他人而言，多了一种“书法亦有黄金屋”的感觉。沈荃发奋苦读，熟读四书五经，文章秀丽，于顺治九年，即其29时高中探花，顺治十六年参与编修《河南通志》，康熙元年，沈荃的母亲去世，沈荃回华亭丁忧，六年之间，沈荃的书法已渐入化境，学习董书似可乱真，名声越来越大。

康熙九年大旱，沈荃尽心赈济，却因他人陷害，被降两级，为宁波府同知。康熙听闻沈荃尤善书法，在其未去浙江宁波上任之前，康熙皇帝就特召沈荃，书写各种字体，康熙其实对沈荃的名声早有耳闻，这次耳闻目睹，更是十分满意。于是下诏让沈荃官复原职，仍旧留在内廷，以便指导自己练习书法。

当时康熙正是十六岁的少年，刚刚平了鳌拜，正想有一番作为，当然书法也要有帝王气象。于是，沈荃成为康熙名副其实的书法老师。第二年，康熙特旨召见沈荃，授以四品顶戴，补翰林侍讲，在南书房值班。

康熙曾言“至今每作书，未尝不思荃之勤也。”担任康熙书法老师之后沈荃的书法更是被世人皆知，也因深得康熙信任，沈荃常被召至内廷论书，“凡御制碑版及殿廷屏障御座箴铭，辄命公书之。”（方苞《望溪集外文》）为康熙书法代笔人之一。

晚明，董其昌对传统的学习和个人性情完美的结合，无疑引起众多书家学董，沈荃就是董其昌的追随者，一生与玄宰为依傍。

笔墨当随时代，不同的时代出现了众多成功书家，他们的书法多少会影响到同时期和后世学书者。沈荃生在书法史上重大变革时期的明末，这一特殊时期成就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书家，诸如倪元璐、徐渭等人，用笔极其大胆，凌厉奇崛，表现力极其丰富。而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文人书法也在当时占据一定的局面，其在学书上溯源魏晋，专注传统笔法探求，以秀逸、淡远书风为主格调。

董其昌影响了一批人，无疑沈荃也添到其列，成为崇董的代表书家。除此书风影响之外。明末清初科举制度也影响这当时习字之人。而沈荃出身名门望族。内在的使命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而出人头地。故而沈荃自幼对古人名家作品进行了大量临摹，尤其是受到当时南方推崇董氏书法。他虽然没有董其昌那灵动的笔法，但从用笔以及书法的气息，颇得董书神韵。毫不夸张地说，沈荃的书法一生都在董其昌的影响之下。

沈荃喜爱董其昌书法却也有自己取舍，他学董并未单一临董，而是效仿董其昌的书学取经，追古溯源。凌驾于一味临写玄宰书法的学董书家。

沈荃早期临摹作品偏多，并没有受到董书拘束，呈现初多元化的临创作品。他在临习古人书法过程中，不断地挖掘古人书法的字形结构规律以及笔法技巧，不遗余力地临习只求与古帖相像。晚年时，对于米、董研究颇深，书风面貌受二者影响最多。

其晚年行笔相对于早期作品显的更加厚实，节奏稍微缓慢，加大了对米芾字形上的运用，提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古人字法借鉴运用上更加熟练，得心应手，加上沈荃大胆的用笔而使晚年作品更加沉稳，有种人书俱老的视觉感受。

结语：

沈荃在康熙九年受召之后，将董其昌笔法传授康熙，清初康熙对玄宰书法的推崇，从而更加扩大了以北京崇董书家范围，朝野上下都笼罩在董风之中。可以说是圣祖的个人推动，促成了聚集于北京的崇董书家。而沈荃在这起到了领头作用。

在这其中沈荃—康熙—群臣—科举—地域”是推动董其昌书风的整个脉络，而沈荃对康熙书学的影响便成为董其昌书法在清初蔚然成风的导火线。将沈荃置于阁僚书法这一历史现象中考量，不是所有的阁僚书家书法都和馆阁体相提并论，沈荃书法已经超越了抄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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