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一笔凝结着国际工人阶级深厚情谊的巨额捐款，从法国秘密运到了上海。

这是为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而募集的。

长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又刚刚经历了长征消耗的我党和军队，经费短缺，物资匮乏，军用物资更无来源。这笔巨额捐款的到来，可谓是雪中送炭！

彼时，要使这笔巨额美钞发挥作用，第一步需要在上海兑成当时通用的法币，运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再由联络处换成部队意需的军用物资，转运到各地。

而上海——西安之间，不仅有着遥远的地理上的距离，更有着险恶的政治上的阻难。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被迫表示同意抗日，背地里却还是包藏险恶用心。

因此兑换和运送捐款的工作，不可不谓是相当困难。

那么究竟由谁来承担这项工作？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最终将目光放到了时任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的身上。

毛泽民

而另外协助他执行任务的还有钱之光（贸易局局长）、任楚轩（绥德分行行长）、危拱之（西安红军联络处会计）以及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国民经济部党支部书记兼会计科长）。

钱希均

张闻天首先找毛泽民谈了话，直言要他跑一趟，并向他传达了党中央的嘱托和期望。

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毛泽民最初曾经设想采取“合法”的方式，在西安开设一个钱庄。

按照钱庄的业务手续，将一部分款项从上海信汇西安，比较安全方便。

于是他们找好了房子，搭好了班子，并以《西京文化日报》发行长寿松涛、编辑边雪峰等人的名义，向国民党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请。

但是，经过多方交涉，未获批准。

为此，我党全部工作只好完全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

1937年2月、8月间，毛泽民、钱之光、任楚轩、危拱之和钱希均先后从延安、西安到达上海。

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在上海地下党的协助下，他们开设了一个纸行，专营批发业务。

任楚轩担任纸行“经理”，钱之光为“职员”，毛泽民（化名周彬）充当“老板”，钱希均自然成了“老板娘”。

就这样，他们这些来自延安窑洞的“土包子”，一下子都成了十里洋场的上海“富商”。

钱之光

钱之光、任楚轩住在当时设在泥城桥的纸行里，而钱希均和毛泽民在徐汇区愚园路永昌里租了一座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作为老板的“公馆”。

为了遮人耳目，他们还把钱之光的女儿、钱希均的侄女钱宛正从浙江老家接来做“佣人”。危拱之则住在她姐姐危淑元家里。

危淑元

因为她的姐夫是一个进步的民主人士，恰好可以掩护她的活动。

安排就绪后，毛泽民就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手中接过了那笔巨额捐款，隐藏在愚园路的住处。

而隐藏捐款的具体地点，除去钱希均和毛泽民外，谁也不知道。

为了这笔款项的绝对安全，毛泽民规定了严格的纪律：由钱希均负责与钱之光、任楚轩、危拱之单线联系，除非遇到了特殊的情况，否则不得随便到这里来。

毛泽民一家

有一次，毛泽民看到夫人钱希均的侄子路过愚园路“公馆”，进去小坐了片刻。

毛泽民见状，火冒三丈，当即严厉批评了夫人：

“我们这里是党的秘密机关，不经过研究同意，你怎么能随便带人来呢？就算是亲戚也不能违反规定，赶快让他回去。”

当时他们这些“经理”、“老板”们，开商行，住公馆，雇佣人，穿高级衣料，而且身边确有“万贯家产”。

别人定以为他们非常阔气哩，其实他们每人每月的全部生活人只有十五元。

这样一点钱，要在上海的花花世界里维持“老板”的身份，他们只有压缩自己的膳食费。

毛泽民20年代曾长期在上海，以“大老板”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十里洋场颇为熟悉。

他身穿毛哗叽西装或者派力司长衫，出入交易所，一般是不会引人怀疑的。

但他还是十分谨慎、周密，不留半点破绽。

他有时兑换国民党钞票，有时上午买了公债，下午再兑成钞票。

由于每次兑换的金额不能太多，有时他一天要跑好几次交易所。

换来的钱钞随即就由钱之光、危拱之或钱希均送往西安交红军联络处。

钱之光时而长袍马褂，时而西装革履，手提华贵的皮箱，由他的警卫员扮演随从，陪同出入于上海——西安车站。

每当遇到盘查，一旁的随从便打开他们携带的箱夹网篮迎上前去，拖护这位富商大贾。

钱希均和危拱之则装扮成军官夫人、阔商太太一类的贵妇人或者到西安古城进香参佛的香客。

他们用塞满箱子的高级衣料、化妆用品或者香烛纸钱，掩盖着夹层皮箱底部的大批钱钞，乘坐高级包厢，以避开杂乱的耳目。

为了缩小目标，他们每次都是分开单独行动。

行前，毛泽民用暗语向西安发去电报，联络处的负责时常派小车到站台接他们，以免除繁多的检查。

有一次，钱希均陪危拱之去买火车票，从上海车站刚出来，身后就跟上了几个人。来人满脸堆奖地道着她们说：

“太太、太太，到西安请赏光到敝店小住，敞店备有高等客房，宽敞洁净，招待周到……"

“还是到敝店下榻吧，敝店的字号……”

他们的话还没说完，装扮成国民党军官太太的危拱之（叶帅前妻）就把眼睛一眯，嘴一撤，摆起一副不居一听的神态，傲慢地说：“走开，走开，讨厌！”

说着转身离开了他们。

看到她这副神态，钱希均不由得暗自发笑。

钱希均和危拱之是1931年相识的老战友，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位迈着两只“解放脚”走过雪山草地的女红军，摆起军官太太的神气来还真像呢！

钱希均随即想到，她曾是中央苏区“八一剧团”、“工农剧社”的演员和领导，又觉得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不过钱希均对当时的情况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反常的现像，因为外地旅店到上海揽生意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

可是危拱之却说：“我们买票的时候他们没看到，怎么会知道我们要去西安呢？”

一句话提醒了钱希均，她们当即决定改变了行期。

经过4个月的紧张工作，到“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之前，兑换运送捐款的全部任务基本完成。

在工作临近结束时，危拱之病倒了，她腹部长了一个瘤子，越来越大。

毛泽民当即安排她到保隆医院作了切除手术。

而就在她做完手术7天后，她来不及多休息，又立即返回西安接受新的工作任务。

不久，淞沪会战打响，战前，日本人甚至狂妄地说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形势瞬间紧张起来。

按照毛泽民的安排，钱之光和任楚轩先行撒离上海，钱希均搭李克农的车子，转道南京经武汉回到西安。

而毛泽民则在打发宛正从水路回浙江老家后，便赶到火车站。

当时车上车下混乱不堪，哭声喊声连成一片，天人小孩挤作一团，连车门也堵了个严严实实。

毛泽民急中生智，声称自己是新闻记者，要了解难民情况，揭露日寇罪行，便拨开人群从窗口爬上了火车，辗转劳顿回到延安。

就这样，一笔巨额款项，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国民党严密控制的上海运到西安，不久又变成了杀向日本侵略军的枪炮子弹，最终令日军所谓“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