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伊朗总统大选结果出炉，6位候选人中唯一的改革派佩泽什基安，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保守派竞争对手贾利利，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由于佩泽什基安过往的亲美言论，以及作为改革派竞选时抛出的，将要与欧美阵营改善关系。
从而减轻外部封锁制裁、谋求经济发展的口号，也让其被贴上了“亲美派”的标签。
这不仅让全球舆论都感到困惑，伊朗突然选出了一位“亲美派”总统，是否代表着伊朗立场态度的转向？
中俄伊的反美铁三角是否会走向决裂？中东真的要变天了吗？
意外突围的亲美派尽管从整体的地缘态势而言，美国与伊朗自1978年的“伊朗革命”后，就处于长期敌对状态.
但由于巴列维王朝的多年统治，伊朗内部的亲美势力一直存在，且势力不可小觑。
例如，在2020年，伊朗的重要人物苏莱曼和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先后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特工刺杀，引发了伊朗国内盛大的反美浪潮。
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国内的亲美派团体，仍然可以逆潮流地表达对美国的推崇与向往之情。
面对伊朗政府为抗疫民众在街道上铺设的、供其践踏的巨幅美国和以色列国旗，这些亲美派却选择在大众面前绕开，以示与其他人的不同。
更有甚者，在伊朗民众和媒体，都在悼念苏莱曼尼和法赫里扎德之时。
伊朗的亲美派，却公开向以色列的摩萨德组织表示感谢，其庞大的势力和嚣张的态度可见一斑。
不仅是在民间的舆论场，即便是在掌控权力的政坛，伊朗的亲美派同样势力庞大，甚至其掌握议会和政府的时间要远远长于反美的保守派。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与伊朗革命的未彻底有着直接关系。
一方面，在巴列维王朝统治时期，伊朗的城市阶级中诞生了许多受益于美国扶持，且极大程度上受西方思想文化熏陶和影响的亲美中产阶级。
这些人在巴列维王朝倒台后，仍旧广泛存在，且维持着亲美的态度，成了伊朗亲美派的基本盘。
另一方面，伊朗在革命后的政体设计，也为亲美派的存续、发展与掌权奠定了基础。
由于伊朗革命是一个不彻底的街头革命，霍梅尼为了拉拢更多的盟友，不得不作出了许多让步，这使得伊朗的权利在革命后被一分为二。
其一、是以宗教保守势力为代表的最高领袖，负责掌控着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
其二、是以总统、议会为代表的民选政府，掌握着国家的行政与立法权力，实际掌控着政府权力机构的运行。
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伊朗国内的亲美派，都以更具诱惑性的竞选大饼。在选举中力压保守派，掌握议会的控制权和总统的席位。
了解了这些，对于伊朗突然选出个亲美派总统，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一位亲美派总统的诞生，就真的能改变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乃至改变整个中东的格局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亲美派的悲剧之所以能够断言亲美派上台，也难以改变伊朗与美国的关系。
是因为历史的过往教训表明，伊朗亲美派最大的敌人不是其国内反美的保守派，而是美国人自己。
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朗和利比亚制裁法案》，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与制裁。
在美国的经济制裁，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全球油价暴跌的影响下，伊朗国内经济近乎崩溃，外汇萎缩、物价飞涨，失业率更是超过30%。
如此背景下，主张与美国缓和关系、大力发展经济的亲美改革派得以上台。
当时，亲美派的总统哈塔米在上台后，便在国内推行私有化改革，奉行欧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在国外，则主动向美国示好，例如在“911事件”后，伊朗成为中东伊斯兰世界中，唯一向美国表达同情的国家。
为了谋求对美关系的正常化，哈塔米政府甚至在2003年秘密向白宫递交了一份提案。
其中除了愿意放弃核武器研究，甚至还包括推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转型这种放弃“抵抗之弧”的自折羽翼之举。
可这份牺牲重大的提案，却被布什政府断然拒绝，反而被视为伊朗软弱的表现，从而加大了对反伊运动的资金援助。
在哈塔米的8年任期内，在伊朗亲美派频频示好、主动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对伊制裁愈发加大。
同样的事情，在若干年后再度上演。
2012年，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受到波及的伊朗经济，让伊朗的亲美派再度借由改革的口号上台。
2015年7月，在经历20个月的漫长拉锯谈判后，伊朗与美国达成了《伊核协定》。
以伊朗放弃核武器研究换取美国解除制裁，并对伊朗经济发展提供援助。
可就在伊朗亲美派自以为大功告成之时，新上台的特朗普便在2018年撕毁了，才签订数年的协定，重启了对伊朗的全面制裁。
美国人的背刺，使得伊朗亲美派再度失势。
之所以会出现伊朗亲美派这种“欲投美而不得”的情况，归根结底，是由伊朗在中东的地缘位置所决定的。
中东势“石油美元”的根基，中东纷乱是美国立足的根本利益。
而一个强悍的伊朗，始终是美国在中东绝对统治力的威胁。因而除非出现一个完全倒向美国的傀儡政权，否则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这便是伊朗亲美派注定的悲剧。
中国的战略决战伊朗与美国的恩怨往事，虽然与我国并无太大关系，却给我国推行对伊战略，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与借鉴。
不难看出，伊朗亲美势力的存在，和历次亲美派总统的上台，往往都发生在伊朗国内经济困顿，民众渴望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水平的背景下。
换言之，对经济发展的渴求，正是伊朗国内亲美派存系的土壤。
因此，为了尽量削减伊朗亲美派坐大、导致伊朗倒向美国，而破坏我国中东战略的可能性。
加大与伊朗的经济合作与投资，推动伊朗经济的持续恢复，将成为行之有效的切入点。
实际上，中国与伊朗的经济也存在较大的互补性。
一方面，地处中东的伊朗，同样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而这正是我国所需要的。
且伊朗与我国的油气交易，可以直接通过陆上的运输管道运送，较之传统的海运路线更具安全性；
另一方面，伊朗虽然重工业实力强劲，但维系民生的轻工业却相对落后。而中国庞大、高性价比的商品供应，正好能填补伊朗的空缺。
这既可以提高伊朗民众的生活水平，又可以为我国拓宽新的贸易市场，是一举两得的双赢之举。
除此之外，伊朗摇摆的政治立场，也驱使我国多方下注，加大与中东其他国家的交往。
例如，我国可以可以加强与叙利亚的外交往来。
通过叙利亚这一中介，与伊朗“抵抗之弧”的其他小弟哈马斯、真主党等建立联系，防止伊朗投美后，我国失去中东抓手的困境。
不仅如此，沙特等传统美国盟友同样值得我国重点耕耘，在美国全面战略收缩的背景下，逊尼派国家同样需要拉拢中国保护其安全。
结语亲美派上台在伊朗历史上并不少见，仅靠个人之力很难改变美国与伊朗的地缘矛盾，短期来看，中东的政治格局难有大的改变。
但“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面对可能的改变，我国也因早做打算，提前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