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是我党谍报与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长、统战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等职。
经历过殊死奋战的革命者们，在迎来了新中国的朝霞后，无不欢欣鼓舞，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全心全意地扑到建设国家、服务人民的事业上去，根本不计较什么得失，不在意个人的辛苦。
潘汉年也不例外，正当他以百倍的热情废寝忘食地工作时，1955年4月，他突然遭到逮捕，罪名为“通敌”，先被判15年有期徒刑，又被改判无期，他与妻子董慧，先后在功德林监狱、秦城监狱服刑，还曾在团河农场、茶陵县茶场进行过改造。
在湖南省茶陵县的洙江茶场，潘汉年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
1975年5月29日，潘汉年夫妇来到这里时，潘汉年69岁，妻子董慧57岁，二十年的岁月里，风吹雨打，他们的身体，早就如疾病缠身的老树，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在茶场的时候，潘汉年的身份并未改变，“帽子”还被扣在头上，“罪名”还背负在身上，只是生活上获得了比秦城监狱要好很多的照顾。
茶场的监房里，还有不少潘汉年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民公敌”，只是潘汉年的身份更加特殊，不能与他们住在一起，还不能离开管理干部的视线。茶场为安置潘汉年，真是费了一番心思。
找来找去，茶场在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找到一间旧的小平房，这里只有20平米，原来为职工洗浴室，潘汉年夫妻来到之后，场部特意对它改造了一下，分成两间，外屋为灶间，屋外接有自来水。
场部的人试探着问，“二老觉得怎么样？”潘汉年连声说，“可以，可以”。他说这话是出自肺腑之言，自55年出事以后，他就没有过上如此“自在”的生活，住房简陋些，起码是自己的窝儿啊，强过监狱百倍。
潘汉年想多活几年，尽管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寿命几何？他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起床打太极拳，活动至微微出汗，歇一歇，喝点水，把屋子周围的卫生打扫打扫，再去场部取份报纸，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虽说淳朴的场部人，专门安排了一个茶场职工家属照顾潘汉年夫妻，但他们夫妻还是愿意做些事情，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从来都是付出付出，再付出，现在困境之下，年老体衰时，被人照顾，他们两口子还是非常不适应。
他每天锻炼结束后，总是坚持自己手提篾编的圆篮，拄着手杖，身穿着破旧的毛料衣服，慢悠悠地到场部商场，买点日用品，有时候是一小把青菜，有时候是酱油一类的调味品，有时候是花生等干果。
他们夫妻两人每个月有两百元的工资收入，这一点也是潘汉年对组织万分感激的事情，哪怕受到多大的不公，组织最后还是给予了老两口经济上的照顾，这无疑是雪中送炭的。
平时，见到哪位职工生活特别困难，潘汉年夫妻总是会出手帮助一下，把自己的成色尚新的衣服捐出一些，节日里，还买来一些好吃的，送给大家伙品尝。
对别人大方的潘汉年，对自己却十分苛刻：他常常只拣拾些碎木块、树枝，用来生火做饭时，当作引火之物，他还亲自动手用泥和煤拌和着，制成藕煤，以他当时的收入来说，每个月购置些煤油之类的东西，其实是绰绰有余的。
潘汉年到场部商店买东西，或是到圩场买鸡蛋时，总不要人家找零，人家追上来了，把零钱塞给他，他还恳切地说：“不用找了。”
真的不用找了吗？他的本意就是想帮帮这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来到茶场之后，潘汉年夫妻再也没有受到难受的对待，这里的人，从场部领导到乡民，对他们夫妻都很好，他们把这两位老人当成英雄一样看待，只是囿于他们的身份还未解禁，有些话还不方便说，但善良的人们从不歧视他们，一如对待其他从秦城转来的“犯人”一样，大家都知道，这些“大人物”都是当年叱咤风云、为革命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吃过苦，冒过风险，九死一生，乡民们不忍心难为他们。
潘汉年把大家的善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以，哪怕身体不太好，他也要尽量多为茶场做些事情。每天，他都把场部大院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到机械厂的木工车间，以及山林里，捡来木渣刨花、枯树枝等，送到场部食堂当柴烧。
场部的文化舞台破旧，潘汉年夫妻又取出自己的钱，将它翻修一番。夫妻俩每个月还主动将自己节余的近百余元的工资，上交场部的政治部门代为保管，直至他们去世，期间，他们从未想过要回来。
有的时候，场部播放革命影片，潘汉年夫妻俩都会风雨无阻地去观看，看到战争的场景时，潘汉年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任由眼泪滴落，也许他想到了二十二年革命期间，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先烈，也许他由此更想到与自己曾经一同在隐蔽战线战斗过的战友，许多潜伏的同志，被敌人抓住之后，甘受酷刑，宁死不屈，有些人竟被酷刑活活地折磨而死，峥嵘岁月，革命取得胜利真的不容易。
腥风血雨之后，自己能够活着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也算是幸运得很了，潘汉年每次追忆起往事，都不禁对妻子董慧说：我们还活着，应该知足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去世，噩耗传来，举国悲恸，各地都自发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茶场场部在礼堂布置了灵堂，组织干部职工向主席像鞠躬默哀。
9月10日下午两点，甘场长被潘汉年叫住，他支支吾吾地试探着问道：甘场长，我们想去礼堂参加吊唁毛主席的活动，可以吗？
面对这位老革命家，这样的质朴请求，怎么好拒绝呢？甘场长思忖片刻，便点头答应了。
潘汉年推着轮椅上的董慧来到礼堂，他们一身素装，胸前别着白色的纸花，在令人悲痛的哀乐声中，潘汉年吃力地扶起董慧，他们步履蹒跚地走到主席像前，三鞠躬，默哀。
当人群离散后，夫妻俩仍然不愿意离开，潘汉年眼含泪水，哽咽着，一遍遍地低声呼唤“毛主席，毛主席······”
时间进入1977年，过去在监狱时，由于造反派们的虐待，潘汉年的身体健康早就亮起了红灯，来到茶场之后，这里气候潮湿，他又患上了类风湿之类的病症，生活上渐渐不能自理。
场部的医院条件有限，无法医治病重的潘汉年，同年3月24日，他被救护车送往长沙，受到环境限制，董慧无法陪同前往，望着远去的救护车，她喃喃自语，痛断肝肠，她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恐怕丈夫难过这一关了。
4月14日下午，董慧被匆忙带往长沙，她看到病床上形容枯槁的丈夫，悲从中来，放声大哭。潘汉年挣扎着，用手拭去老妻的眼泪，吃力地安慰了几句。
当晚7时15分，一代谍报奇才、革命功臣潘汉年同志停止了呼吸，遗体在长沙火化，骨灰葬于长沙金盆岭墓地西侧半山腰，碑名：肖淑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