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星期前，我刚在东耶路撒冷诞下我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儿子很健康，我和丈夫都好爱他。但母爱之中，隐藏着悲伤和内疚。

我为加沙的一众母亲感到悲痛，她们把子女的名字写在他们的小手上。为的就是怕子女遇害，可以在他们被埋乱葬坑前，有可能被辨认出身份。 我为那些在瓦砾堆中而不是在病房里分娩，甚至或在没有麻醉下剖腹生产的母亲感到悲痛。听说有一千名儿童下落不明，我为那些被困在废墟下的儿童的母亲感到悲痛。

我和刚出生的儿子在一起的每个幸福时刻而感到内疚，因为我知道加沙一众母亲一直在为她们子女的是否仍然存活，承受著难以想像撕心裂肺的痛苦，为此担惊受怕。 根据加沙卫生部的统计，在过去三周里，加沙已有3,300名儿童丧生。

图为儿童在加沙的庇护所。（救助儿童会）

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我对在冲突中的生活并不陌生，因为我的一生都是在以色列军事占领下度过。世人一般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发生的暴力事件描述为“冲突”、“小规模冲突”、或“冲突升级”。

我记得，因为我的朋友被杀、或我的兄弟姐妹被拘留、或士兵衝进我家、或我的家被拆毁、或者因封锁和检查站，我不得不在没有家人陪伴下独自分娩。

图为加沙居民在街上的瓦砾中等待。（救助儿童会）

在加沙发生的敌对行动之规模和凶残程度令我恐惧。我因这些悲剧的政治化言论感到恐惧。

有时，我们感觉世界恍彿认为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并不重要，加沙儿童的生命恍彿不如世界其他儿童的生命般重要。在巴勒斯坦人被描述为 “动物”后，联合国一个委员会就仇恨言论发出了警告。这种言论视我们如草芥，并暗示我们儿童的死亡和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虽然这些话不能削弱我们的尊严，但这些话是危险的。

图为加沙被毁的建筑物。（救助儿童会）

我时刻紧贴手机，我在加沙的亲人及朋友陆续传来痛心的讯息。我每日早上都等待同样的讯息——“我还生存!” 直至星期五晚上，电话线及网络中断。当所有通讯中断，加沙的居民与世界隔绝，同时断水断粮，断绝医疗照顾。

如果足够的救援未能进入加沙，很多儿童根本不能生存下去，这绝不夸张。即使炮弹不杀我们，我们也会因脱水或疾病而死。如果没有停火，没有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通道，时间一拖，这些货车上等待的求援物资就要用棺材来代替。但每天只有十几辆货车通过一个过境点，我不禁要问：究竟多少辆货车才能运载3,300副儿童棺材? 我们还需要多少副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