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毛主席

前三次反“围剿”在毛主席和朱德的指挥下，红军大获全胜；第四次反“围剿”在朱德和周恩来的联手指挥下，红军也打了大胜仗。唯独第五次反“围剿”，“左”倾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很快就夺了毛主席在红军中的指挥权，就连朱德和周恩来也被剥夺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中央红军在“左”倾中央的指挥下，屡战屡败，接连遭受惨重损失。

反“围剿”形势的恶化表明，想要在苏区内打破“围剿”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渺茫了。1934年5月，“左”倾中央核心领导人博古在《红色中华》发出“我们要保卫土地、自由、苏维埃，直至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最后一口气！”这是“左”倾中央极具代表性的特点，除了高喊脱离实际的豪言壮语，对扭转战局已经无能为力，只能私下考虑实行战略大转移了。

3个月前，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伟特就已经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近期前景不妙，包围圈越来越小，敌人兵力在接近向我地区突破的一些地方。3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就曾提出以主力在中央苏区“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的设想。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提出在敌人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内线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

“左”倾中央的撤离计划和共产国际的一贯思路是吻合的，1931年初，共产国际就指示中共中央，现在就采取措施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是适宜的。同时务必更加重视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地。1933年3月，共产国际又强调，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

很显然，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左”倾中央未来的行动规划产生巨大影响，当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严重挫折后，考虑战略大转移就顺理成章了。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目的首先要保存有生力量和为其发展创造新的条件，以便在有利时机对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展开广泛的进攻。这表明，共产国际同意了中共中央战略转移的计划。

对于中央红军即将展开的突围行动，方向几乎无可选择。北面是国民党政府的核心区，向北无异于自寻死路；东面是大海，也无出路；南面陈济棠虽不愿与红军作战，但他保境欲望强烈；而且，向南也会陷入宁粤夹击的危险之中；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向西。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也在预判中共中央可能的动向，并调兵遣将，做好战略计划。

等到广昌战役失败后，“左”倾中央这个集体领导虽然继续坚持“短促突击”的运动防御，但此时“短促突击”已经变得越来越缺乏机动性，于是就越来越像国民党军队那样，更加重视堡垒的修筑，想要以自己的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与国民党军展开寸土必争的保卫战。这就使得红军把阵地防御战作为作战的基本方式，想要尽力抵御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深入。

此时，红军控制的区域已经越来越小了，到1934年6月，只剩下了瑞金、于都、兴国、赣县、会昌、石城、宁化、长汀等苏区中心区域的寥寥几个县。在这个节骨眼上，“左”倾中央这个集体领导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为抵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竟然兵分六路全线抵御，试图御敌于苏区的“国门”之外！

第五次反“围剿”（油画）

7月3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头陂，红军则在头陂东部天府山地区集结，试图一面牵制头陂方向的国民党军，一面牵制通向石城的另一重要通道白水方向的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决定两路会进，第五纵队攻天府山，再和由广昌向南的第十纵队会攻白水。天府山激战给予了国民党军较大打击，击毙击伤敌军400余人。

不久，敌军借助空中力量的掩护，打开了通向石城的第一道门户，红军主力前锋在白水西南的大寨脑一线构筑工事，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一步进攻。7月中旬，红三军团在此地以堡垒战术与国民党军周旋，但受到国民党军的炮火重创，损失颇大，堡垒的作用微乎其微。22日，国民党军攻占大寨脑、鸭子岭，兵锋直指贯桥、驿前一带的红军主力。

此时的红军遭遇极大困境，但国民党军的处境也并不乐观，且成了骑虎难下之势。蒋介石此时还担心粤桂势力从后面下黑手，表面上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内心苦不堪言，想要怎样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好的结局。广昌战役后，红军损失越加惨重，这种严峻的形势迫使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要求就更加迫切了。

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派出红六军团、红七军团分别往西、往北，而这也是共产国际同意的中央苏区突围的计划。7月初，红七军团改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深入闽浙赣皖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并力争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以牵制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的力量，全军共计兵力6000余人。

红七军团由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计6000余人。7月29日，中革军委突然命令已经按计划进入闽中的红七军团东进，相机袭取福州，企图以此调动和吸引更多国民党军回援。8月1日，红七军团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执行中革军委命令，但国民党军对此早有防备。

最终，红七军团因缺乏攻坚装备、兵力有限不得不撤出战斗。这么一来，先遣队的实力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也让敌人看破了意图。红七军团脱离根据地，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活动，连生存都已经面临严峻挑战，可中革军委仍致电批评，还不断提出新的不切实际的任务。但红七军团面对如此严重不利的局面，仍然竭尽全力想要完成中革军委交给的任务。

在不断转战中，到10月初，抵达皖赣苏区休整的红七军团人数已经不足2000人了。10月21日，中革军委又电令红七军团穿过敌人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并于11月初与红十军会合。11月4日，中革军委将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红七军团为第十九师，红十军为第二十师。鉴于红七军团领导层此前已经出现重重矛盾，领导层被进行了调整。

刘畴西为第十军团军团长兼第二十师师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兼第二十师政委；寻淮洲为第十九师师长。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粟裕任军区参谋长。11月18日，中共中央要红十军团向皖南挺进，创造皖浙边苏区。此后，红十军团往返于闽南与皖浙赣作战十余次，减员超过三分之一。

红军长征

1936年1月，因军政首长缺乏决心冲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致使部队主力在婺源怀玉山陷入重围，被切割成数段。1月下旬，大部溃散或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俘英勇就义，只有800余人突围到闽浙赣边继续坚持游击战争。而红六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也遭到国民党军的围攻，1935年8月7日，任弼时等率红六军团主力由江西遂川突围西征。

9月初，红六军团进入湘西南地区，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地区。不久，红六军团被迫向贵州敌军相对较弱的地区进发。10月4日，红六军团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与红二军团会合，结果在途中遭遇敌人堵截，遭受惨重损失。直到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才成功突破敌人封锁线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师。

随即，红三军奉命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下辖两个师。红六军团由萧克担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暂时编为三个团。两军还成立了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首的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1934年8月，国民党军开始进军石城。红三军团奉命依托高虎脑的有利地形，阻击南进石城之敌，红五军团负责阻击西进宁都之敌。

红军的防御准备得相当充分，当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全面进攻高虎脑时，遭遇红军沉重打击。第二天，红军遭遇敌军强烈炮火轰炸，才被迫退出阵地。国民党军伤亡3000人的代价拿下了高虎脑，红军伤亡也多达1300多人。8月28日，国民党军兵分三路由罗卓英指挥，在3个炮兵营和数十架飞机的支援下，对红军发动了新一轮猛烈攻击。

国民党军依仗优势火力的强大攻击，红军的防御工事效果大打折扣，死伤极大，阵地纷纷失守。30日，红军撤离驿前，损失了2000余人。红军在接连失利的情况下，唯独8月底至9月初，在朱德亲自指挥下，取得了温坊战役的胜利，歼灭敌军2000余人，俘虏敌军2400余人。但在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在“左”倾中央的领导下，红军大势已去。

温坊战斗的胜利，也已经不足以扭转红军颓败的战局了。因江西战事紧急，红一军团在战斗胜利后奉命赶赴江西，只留下红九军团与红二十四师留守。9月29日，遭遇敌军重兵进攻，红军阵地全线失守，主力只好逐渐转移到江西集中，红军在福建的战斗基本结束。眼看着红军防线被一步步蚕食，国民党军前锋步步逼进红军中心区，红军战略大转移不可避免了。

1934年夏天，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战略转移的具体事宜。从7、8月份开始，红军开始部署重要物资、资材西运。9月14日，周恩来向林彪、聂荣臻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决定。8月，红军与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设立联络电台。

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共86000余人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县的田心、梅境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由此开始，这也就是后来彪炳史册的“长征”。走到这一步，几乎就是红军离开毛主席的领导和指挥而酿成的恶果，“左”倾中央的集体领导，正是导致这一恶果的罪魁祸首。

参考书目：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黄道炫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