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期间康生和陈伯达联合提出了一个草案，希望中央能恢复此前被撤销的“国家主席”一职，除此之外，康、陈二人还大肆鼓吹所谓的“天才论”，并在会场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简直无法无天！

毛主席对康生和陈伯达的所作所为很是不满，于是便点名批评了他们二人，并勒令他们收回草案，公开做检讨。康生比较“鸡贼”，他为了自保，竟直接将所有罪责一股脑全部推给陈伯达，陈伯达一时百口莫辩，只得暗自吞下这一“苦果”。庐山会议结束后，陈的政治生命也宣告结束，他很快被中央警卫团逮捕，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从正国级干部沦落为人人唾骂的“阶下囚”。

陈伯达自幼喜好文学、热爱创作，上中学的时候，他开始尝试给一些前卫的杂志社投稿，结果大获成功，杂志社随即将他聘为特约编辑，每个月都会给他支付一笔丰厚的稿酬。1924年，陈伯达前往上海求学，期间受红色思想影响，投身革命事业。1937年，他奉上级党委命令，前往延安学习、进修。

1938年，陈被钦点为陕北公学的教员，并很快因为思想新颖、博学多才而受到毛主席的关注和青睐，1939年，毛主席更是将他调到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他的党内地位也由此获得大幅度提高。建国后，陈伯达成为了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他先后撰写了多篇抨击右派、声援左派的文章，因为文笔犀利而获得了多方关注，有同志甚至将他称为“党内第一笔”。

时间来到60年代中期，动荡突然爆发，“左倾”思想开始大行其道，陈伯达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他的言行举止也愈发偏颇、激进。1967年初，党内突然刮起了一阵“批刘批邓”的风潮，陈伯达迅速予以响应，他一连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批评少奇同志和邓公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有反党、反革命的倾向。

这直接导致少奇同志和邓公先后被免职，前者1969年被“疏散”到河南，最终被迫害致死，而后者则被下放到江西劳改，度过了四年艰苦岁月。而陈伯达则靠着“批刘批邓”，攫取了大量政治利益，在1969年的“九大”上，他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仅次于毛主席、周总理和林彪，是名副其实的党内“第四人”。

随着手中的权势进一步扩大，陈伯达的野心也急剧膨胀，他开始与康生、江青等人互相勾结，随意迫害老同志，酿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给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直到1970年，他在庐山会议上撞到了“铁板”，这才被绳之以法。起初，陈伯达并不服气，他在秦城监狱里大吵大闹，一再要求见毛主席、周总理，结果均遭到监狱管理方的拒绝，后来，他只得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和周总理通电话，监狱方面这一次倒没有阻拦他，他顺利和周总理取得联系，并请求总理对他施以援手。总理断然拒绝了陈伯达的无理要求，并劝说他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获得党组织的谅解，重新做人。

1980年，陈伯达被送上被告席，接受法律的制裁，法官在综合了各种证据后，认为他至少犯有四项罪名，且社会影响非常恶劣，因此对他从重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不过鉴于他过去对革命有功，所以最高法在1981年特许他保外就医，并将他的儿子从外地调回北京，照顾他的日常饮食起居。

1982年，胡耀邦同志亲自下达指示，请陈伯达重新出山，从事理论研究方面的工作，帮助党中央把控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趋势，促进国家繁荣。陈伯达欣然应邀，此后他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工作中，每天查资料、看新闻、写文章，笔耕不辍，至1985年，他已然向党中提交了数十篇专业论文，系统剖析了中国的现状与国际处境，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88年，陈伯达刑期已满，正式获得释放，同年下旬，他住进了干休所，每个月的退休金也被上调至1500元，除此之外，党中央还专门为他配备了司机、厨师、秘书等随从，全方位保障他的日常生活。1989年，陈伯达因为心脏病突然去世，时年八十五岁，他的遗体被迁回福建老家安葬，这也算是落叶归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