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安东诺夫是苏联内战时期的一名农民起义军将领，于1889年7月26日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来自坦波夫（俄罗斯的一座城市）的退役军士长斯捷潘·加夫里洛维奇·安东诺夫，母亲是裁缝娜塔莉亚·伊万诺夫娜。
7月30日，安东诺夫在莫斯科拉多涅日圣谢尔盖教堂受洗，他在家中排行老二，有一个姐姐瓦伦蒂娜和一个妹妹安娜。
然后，在1896年的时候，弟弟德米特里出生在坦波夫省基尔萨诺夫县镇。接着，全家都搬到了那里去了。
一、安东诺夫的早年生活基尔萨诺夫在当时只是一个小镇，但因粮食贸易而繁荣，安东诺夫的父亲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小型金属加工车间，修理家用器具。
母亲虽然是当地最好的女帽裁缝师，但她在安东诺夫大约16或17岁时便早早去世了。
安东诺夫本人从小就不喜欢打扮，更喜欢穿印花布衬衫，系腰带，将廉价纸裤塞进靴子里。
这种服装被未来起义领导人的同学们记住了，这些人一起在基尔萨诺夫市三年制学校学习，掌握俄语、算术、几何和上帝的律法。
二年级时，安东诺夫因学习成绩不佳而留校二年级。
还有消息称安东诺夫曾经因为“严重的流氓行为和学业成绩不佳”而被从真正的学校五年级开除。
直到1907年底，安东诺夫的活动领域鲜为人知。
二、参加社会革命党，进行恐怖袭击活动他曾为基尔萨诺夫粮商米洛欣工作过一段时间，此后他与社会革命党人关系密切，并加入了革命党，转入地下。
随后他成为当地激进运动的一部分，并开始参与“征用”（抢劫）政府机构：乡镇委员会和国有酒铺。
从形式上看，安东诺夫属于“坦波夫独立社会主义革命党团体”。
实际上是正义与发展党省委员会下属的一个“特别单位”，负责“获取”金钱和文件——并执行死刑（社会革命党人对“有罪”的官员、煽动者和叛徒作出的判决）。
此时，安东诺夫明显倾向于社会革命党内部的“独立”派系，该派系致力于恐怖活动。 1908年初，沙皇警察将“坦波夫商人”安东诺夫定性为“知名强盗”，并对他进行了搜捕。
1907年9月初，由于成员数量的增长和活动范围的扩大，已经开始声名鹊起的坦波夫集团也差不多在这时改制为坦波夫独立联盟。
该组织逐渐将活动转移到邻近的萨拉托夫省和奔萨省境内，并很快更名为“伏尔加河地区独立社会主义革命者联盟”。
1907年底和1908年初，包括安东诺夫在内的一群革命者在基尔萨诺夫地区活跃，而警方则认为它独立于该地区的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
很快，基尔萨诺夫地区警官捷列欣通过采取了一系列警察措施，迫使安东诺夫于1908年4月逃往坦波夫。
三、逃往坦波夫，枪伤警察坦波夫那边的警察很快就得知安东诺夫的到来，并于5月1日向基尔萨诺夫警官询问他过去的“事情”和迹象。
5月10日，安东诺夫在坦波夫受到警方的秘密监视，并获得了“红润”的绰号。
5月22日晚，省宪兵部门负责人乌斯蒂诺夫上校下令在坦波夫全境进行搜查和逮捕。
警察很快就找到了安东诺夫的躲藏处，安东诺夫在开枪打死了一名高级警察后，方才选择向警察投降。
坦波夫报纸也跟进报道亚历山大·安东诺夫被捕的消息，称这是一个被通缉了很长时间的革命人物。
然而，后来事实证明，警方以牺牲一名警员为代价所好不容易逮捕的这个人，并不是真正的安东诺夫，而是一个被行政所流放的农民。
一直到了1908年6月12日至13日的夜晚，真正的安东诺夫方才被警方重新发现，他躲藏当地升天修道院奥尔金斯卡娅学校一个女毕业生尼娜的公寓里度过。
然而，警觉的安东诺夫很快离开了家，并注意到警方的监视。
在一个十字路口，警方决定出手将安东诺夫逮捕，但早就在提防着，并做好准备的安东诺夫，立马反手掏出一把左轮手枪，向试图拘留他的警察开了三枪。
这名警察的运气很不错，中了三枪都不是致命伤，所以苟活了下去，但他接下来也自然眼睁睁地看着安东诺夫离开了。
不过，安东诺夫开枪重伤警察的行为，很快就让其成为当地政府所重点关照的犯罪人物。
1908年6月14日，坦波夫地方法院特别重要案件的调查员、国务委员尼古拉·古斯塔沃维奇·冯·阿诺德开始对警察枪伤案进行调查。
到了8月，由于特殊原因，且罪行严重，该案件被移交给莫斯科军区法院检察官办公室，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很快就被暂停。
四、离开坦波夫，经过森林警戒线话说回来，安东诺夫在接下来的逃往历程中，先是在一个目前不为人所知的“避难所”度过了八天后，接着离开了坦波夫。
在顿斯卡亚斯洛博达郊区（今坦波夫地区顿斯科耶村）附近，安东诺夫遇到了16岁的萨维利耶夫，对方向他介绍自己是一名老师，并要求搭车。
安东诺夫同意了对方的搭车请求，在行进了约二十公里后，他们便一起停下来，几个人一起喝茶，稍稍休息片刻后，沿着林间小道继续前行。
到了当地晚上九点左右，安东诺夫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森林警戒线（森林警卫或自然保护区保护的固定或者临时哨所），这使得他不得不再度警觉起来。
当时负责驻守在警戒线上的，是一个23岁的森林指挥员希皮洛夫，在安东诺夫等人想要经过警戒线的时候，他便派遣巡逻员亚戈京去查明，他们是谁以及他们要去哪里。
在盘话中，安东诺夫全程表现得相当粗鲁，气得希皮洛夫，立马命令巡逻员亚戈京这个拘留年轻人。
就在希皮洛夫带着巡逻员亚戈京以及其他人，走上前去，准备一起将安东诺夫拘留的时候。
安东诺夫立马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勃朗宁枪，喊道：“别靠近，否则我就开枪了！”
话音方落，安东诺夫便直接开枪了，命中了走在前面的希皮洛夫，造成对方左侧轻伤。
其余参与逮捕的人，看到此情此景，直接吓坏了，拔腿就逃跑了。
期间，安东诺夫出于不明原因试图追捕这些人，但没有获得成功。
身为教师的萨维利耶夫无意中目睹了这件事情，他也吓得试图离开警戒线。
然而，安东诺夫很快就觉察到萨维利耶夫的存在，并迅速追上了他，抓住了马车的缰绳。
安东诺夫站着便开始猛烈地赶马，大约一公里半后，安东诺夫把缰绳还给萨维利耶夫，自己跳下马车，躲进森林里。
6月27日，萨维利耶夫被警察逮捕，然而这个这个教师，除了知道安东诺夫长什么样子之外，其他任何有用信息都无法向警察提供。
五、回到坦波夫，抢劫车站收银台森林警戒线事件发生后，安东诺夫出现在萨拉托夫的社会革命党伏尔加地区委员会，该委员会高度赞赏安东诺夫的“战斗行动”，并“
授予”他一项与“致命风险”相关的新的责任任务。
但是，由于地区委员会无法为该活动提供资金，安东诺夫只能被迫冒险返回坦波夫省，目的是“征用”（抢劫）该活动所需的资金。
1908年11月3日晚，包括安东诺夫在内一共五名“征用者”抵达因扎维诺车站，除了留下一人负责看守马匹外，其他四人进入车站大楼。
这次行动是由安东诺夫本人来负责领导，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把左轮手枪。
此次，行动十分成功，安东诺夫成功抢劫了车站数千卢布。
期间，被抢劫的车站站长彼得罗夫先是当场大哭了起来，接着又说了很多话，说自己“病得很重，而且很老，家里还有六个小孩需要抚养”
接着，又说“这些孩子不会再见到他们可怜的父亲，因为他将被送进监狱”。
也许是因为嫌弃彼得洛夫太过啰嗦的缘故，他在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就当即被安东诺夫给敲晕了，彼得罗夫就此失去了知觉。
安东诺夫独立地从这位站长的口袋里取出了钥匙，打开了防火柜，取出了里面的钱。
然后，又“富有同情心”给其中一名职员打电话，命令他去帮助当时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的彼得罗夫。
很快老板就醒了，这给了安东诺夫询问事情发生原因的机会：
彼得罗夫解释说，“两个月前这台收银机就已经被抢劫了——劫匪没有找到，而他的前任被送进了监狱，被指控贪污罪。”
逐渐清醒过来的彼得罗夫，又开始哭着请求安东诺夫“怜悯”他，作为一个善良聪明的年轻人。
安东诺夫给这位可怜的站长写一张收据，说明这笔钱已被“征用”。
而站长彼得罗夫这边又开始大声地抽泣起来，并想起了他的孩子们。他甚至指责安东诺夫试图冒犯一位又穷又老的铁路员工。
结果，安东诺夫选择把抢来的钱，放在桌上，让彼得罗夫自己数了两遍。
数清楚数额之后，安东诺夫便用他惯常的笔迹写了一张收据：
“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政党拿走了四千三百六十二卢布八十五戈比。”
事实上，正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这个车站收银台的钱只是被“征用”了4340卢布25戈比。并不是收据上所写的4362卢布85卢比。
也就是说，车站经理“骗”了安东诺夫22卢布60戈比。
六、被警方逮捕话说回来，在开具收据后，安东诺夫和他的同伙切断了电话线，并将所有在车站的人锁在办公楼内，命令他们半小时内不得离开。
11月4日，警察和铁路宪兵官员抵达因扎维诺车站。警方很快就确定了安东诺夫参与了这起车站收银台抢劫案。
11月5日，安东诺夫的一名同伙，在附近的村庄被捕，此人对警方供认不讳，将另外四名参与抢劫的人的姓名，全部都老老实实告诉给了警方。
接着，又有两名同伙迅速，被警方逮捕归案。
所有被捕者都承认自己有罪，并被迫接受法律审判；警方从他们身上查获了两支左轮手枪和347卢布。
再接着，警方又直奔另一名同伙亚戈德金的岳母家里，又缴获了496卢布。然而，亚戈德金本人因为当地警察的疏忽，得以逃脱（不过，在1909年8月，亚戈德金仍然被捕）。
如今，这场车站收银台抢劫案，就只剩下安东诺夫依旧还逃脱在外了。
11月5日，安东诺夫“朝未知的方向”步行离开科诺普扬卡。他没有出现在政府官员正在等他的亲戚那里。
收到必要的资金后，安东诺夫再次前往萨拉托夫，此地由正义与发展党伏尔加地区委员会支配，当时该委员会正在准备谋杀喀山军区司令亚历山大 ·桑戴茨基中将。
社会革命党以1905年至1907年镇压伏尔加河地区农民起义期间的“残酷”罪名判处这位将军死刑。
1908年11月23日，一位身材矮小（164.5厘米）的年轻人引起了萨拉托夫安全部门的注意。
安插在社会革命党内部的间谍并没有认出他就是通缉的安东诺夫，而是给他起了一个监视绰号“阿斯彭”。
12月16日，伏尔加河所有七个省和乌拉尔地区宪兵部门负责人在萨马拉举行了会议：警察官员讨论了消灭社会革命党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
后来，由于间谍身份的突然曝光，警察开始了一系列大规模逮捕行动。
大批社会革命党人被警方逮捕，其中，就包括了安东诺夫的妹妹安娜被捕。
1909年1月1日，警方发现其中一名被重点关注的社会革命党人，也是安东诺夫车站收银台抢劫案的参与者。
故而，安东诺夫本人也很快被列入全俄通缉名单（悬赏1000卢布）。
不过好在，安东诺夫从未与当地社会革命党建立联系，所以他很快就设法离开旅馆，搬到与该党没有任何关系的瓦尔瓦拉·莱昂蒂耶娃的公寓。
然而，过来一段事件后，为了与其他党员取得联系，安东诺夫主动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并于2月19日晚，开始受到警方的监视。
第二天早上，安东诺夫在波克罗夫斯卡亚街（今天的莱蒙托夫街）24号门被捕。
警方的逮捕行动是如此突然，使得安东诺欧服甚至没有时间去拿他的左轮手枪。
在搜查过程中，警方从安东诺夫的身上查获了一本假护照以及一份“加密录音”。
七、在监狱里，多次尝试越狱和殴打狱友安东诺夫被捕后立即被送往萨拉托夫省监狱，在那里他遭受了一定的酷刑。
安东诺夫被捕的消息传出后，警察吉洪诺夫、森林指挥员希皮洛夫被枪伤以及因扎维诺车站售票处抢劫案等等与安东诺夫有关的案件，都立即得到重新审理。
此外，安东诺夫还被指控谋杀了村长比留科夫和抢劫了一家酒馆，后来又被指控抢劫了税吏费翁·阿尔希波维奇·纳索诺夫5000卢布。
1910年3月12日，萨拉托夫司法庭的视察会议审查了安东诺夫在坦波夫打伤警察吉洪诺夫和森林警戒线指挥员希皮洛夫的案件。
最终，沙皇法院决定剥夺商人亚历山大·安东诺夫的“一切财富权利”，并将他送去苦役。
3月15日上午11点，安东诺夫与因扎维诺车站抢劫案的其他参与者一起出现在“坦波夫市临时军事法院”，这实质上是莫斯科军区法院（由莫斯科军区法院组成）的探访会议。
军事法院的最终判决安东诺夫以及其他的几名同伙绞刑，此外还有一名同伙被判处无限期的苦役，一名同伙被判处十五年的苦役。
没有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提出宽大处理请愿，但判决不是最终的——还需要得到莫斯科军区司令的额外批准。
4月4日，军区司令批准了军事法庭的判决，但将安东诺夫以及其他几名被判处绞刑的同伙，由死刑改为流放苦役，而且安东诺夫和亚戈德金的流放苦役没有期限。
故而，安东诺夫最终陷入苦役，他开始在坦波夫监狱服刑。
在此期间，安东诺夫并不安分，其早早地就制定了越狱计划，并向伏尔加地区委员会请求借给他700卢布，以贿赂一些狱卒。
1910年4月14日，安东诺夫锯断了位于一楼的3号牢房窗户上的镣铐和栅栏，离开了拘留所。
然而，越狱成功后没多久，安东诺夫又光速被警方重新逮捕起来。
由于试图越狱并“损坏政府财产”（即镣铐和铁栏），监狱长切科夫斯基决定安东诺夫送入刑罚牢房一周。
在这期间里，安东诺夫依旧表现得不是很安分，先是动手殴打了另一位规规矩矩的狱友；后又再度尝试越狱，但这一次以失败告终。
面对如此不安分的安东诺夫，很快就于8月6日送到了莫斯科中央中转监狱。
但到了1911年2月11日的时候，安东诺夫就“在特别警惕的监督下”又被送回坦波夫监狱，作为“图鲁索夫等人案件”的证人参与其中。
安东诺夫在坦波夫待到1912年4月，期间又表现得很不安分，给监狱管理带来了不少挑战。故而，又被送回莫斯科监狱。
在莫斯科监狱里，安东诺夫又光速因为其在坦波夫监狱的种种不安分行为，而被弄到惩罚牢房中服刑十天。
1912年5月24日，安东诺夫在各个拘留场所徘徊之后，发现自己来到了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弗拉基米尔临时囚犯监狱）
在他入住中央监狱的第一天，安东诺夫便又因为殴打狱友的不安分行为，而被关进惩罚牢房里。
不过，这一次是这名狱友主动挑衅了安东诺夫，方才被安东诺夫殴打的。
故而，安东诺夫实际上，只在惩罚牢房里只呆了十八个小时，就被释放出来。
直到他在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的停留结束（即直到1917年），安东诺夫又有多达四次被关进“黑暗惩罚牢房”。
八、获得自由身，当上警察局长1917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决定大赦天下，释放所有政治犯。
故而，安东诺夫和他的兄弟、妹妹等人都成功被释放出来，重新得到了自由身。
安东诺夫很快就去了坦波夫，在那里经过一个月的恢复体力和健康后。在4月15日这一天，他成为坦波夫市警察第二部分（地区部门）负责人的初级助理。
5月20日，安东诺夫的弟弟德米特里也进入了同一支部队，德米特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读于基尔萨诺夫斯基男子教区学校，1916年应征入伍（毕业于军事护理学校速成课程）。
二月革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一起掌握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其中，社会革命党更是在杜马议会上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席位。
以1917年的俄国制宪议会选举为例，社会革命党足足占据了60%的席位，一共410席。而布尔什维克党也不过占据了24.7%的席位，一共175席。
这意味着社会革命党在政坛上以及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影响力，都扩大了许多，不用再像以前旧沙皇时代一样，随着面临着被警察以各种莫须有罪名逮捕的危险。
社会革命党整体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巨大提升，连带着此前同社会革命党有所一定联系的安东诺夫也获得了有一定的人脉和政治影响力。
特别是，坦波夫市议会的第一任主席竟然是安东诺夫在军事审判中的律师瓦西里·彼得罗维奇·伊谢耶夫亲王。
而当时令一位同伙的辩护人波维尔科夫，即社会革命党人康斯坦丁·沙托夫，成为坦波夫省临时政府的政委。
1917年11月8日，在社会革命党人米赫涅维奇的推荐下，安东诺夫被任命为基尔桑诺夫斯基区警察局长。此时，他年仅二十八岁。
不久后，安东诺夫与他新认识的25岁坦波夫居民奥尔洛娃-博戈柳布斯卡娅结婚，后者也与前社会革命党地下组织有联系。
婚礼结束后，这对年轻夫妇前往基尔萨诺夫，在波赫托瓦亚街的阿波尼茨基房子里定居。
基尔桑诺夫斯基区面积为6000平方公里，由四个区（37个乡）组成，包括438个定居点，农村居民35万。
当时，该地区的“阶级斗争”此起彼伏，经常有暴动的农民疯狂摧毁当地地主的庄园和“富裕”的农庄。
1917年6月1日，基萨诺夫市警察试图恢复该地区首府的秩序，但“失败了”。
因此，身为警察局长的安东诺夫开始积极工作：他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统治的地区周围活动，率领一小队骑警，追捕当地的强盗和马贼团伙。
1917年底至1918年初，安东诺夫作为基尔萨诺夫地区警察局长，坚持执行1917年9月13日第3号社会主义革命政治命令，旨在制止自发没收土地和地主财产的行为。
九、农民起义频发，安东诺夫被解雇1917年3月至9月，由于全省农民起义从17起增加到149起，促使当地社会革命党领导层不需等待立宪会议批准就切实解决了土地问题。
6月24日，省土地委员会召开会议，发言赞成在全面土改前将土地划归农民组织管辖，但暴乱农民对于富人庄园的大屠杀并没有停止。
9月9日，雅罗斯拉夫尔和叶卡捷琳宁斯卡亚乡的庄园遭到大规模袭击后，该命令立即获得通过。
后来，随着布尔什维克加强了在该地区的权力，唯一不受其控制的武装力量成为基尔萨诺夫民兵。
1918年4月11日，在基尔萨诺夫，成立了地区契卡，由共产主义前线士兵萨塔宁领导，然后由布尔什维克铁路工人帕维尔领导。
几乎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基尔萨诺夫契卡的成员就几乎全部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他们与几乎全是左翼社会革命党所控制的城市警察部门，频频爆发冲突。
布尔什维克党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之间的冲突，可不仅仅在基尔萨诺夫，在莫斯科政坛上，这两个党派的冲突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激烈。
尤其是在布尔什维克执意签订《布列斯特条约》之后，左翼社会革命党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在出卖俄罗斯的主权，所以便不惜于1918年8月在莫斯科，发动了一场武装叛乱，试图推翻苏维埃政权。
不过，这场判断迅速地就被布尔什维克，以绝对的优势平定了。
自那以后，在基尔萨诺夫，由布尔什维克党所控制的契卡安全部门，和由左翼社会革命党所控制的警察部门之间的关系，便进一步恶化了。
1918年7月下旬，安东诺夫在上级的正式许可下与妻子一起休假了一个月。
8月15日，契卡安全官员就发现了一个丢失的公文包，里面装着社会革命党人的信件，内容是他们在当地警察的支持下准备反革命阴谋，以及“有计划的恐怖活动”。
收到这份“材料”后，当地契卡安全部门便赶紧派了惩戒队的一个排去拘留安东诺夫，但安东诺夫下落不明。
到了八月底的时候，新任地区内政专员吉洪·克里莫夫便下令解除基尔萨诺夫斯卡亚地区警察局长安东诺夫的职务，原因是“休假期间未到场”。
十、领导坦波夫农民大起义据悉，安东诺夫这段时间前往萨马拉，在那里，他在坦波夫监狱的熟人沃尔斯基担任制宪会议成员委员会（也可以叫做科穆赫，是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该组织在1918年的时候，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志愿军，也就是白卫军）的主席，该委员会早在1918年6月就宣称自己是制宪会议成员委员会的主席。
到了八月，该委员会将权力扩展到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喀山、乌法和萨拉托夫省的部分地区，已经成功给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11月19日，委员会更名为“制宪会议议员代表大会”，先移至乌法，后移至叶卡捷琳堡，却被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支持者驱散。
安东诺夫即使想成为该委员会的捍卫者，也被迫返回基尔萨诺夫斯基地区。
在安东诺夫返回前夕，一波自发的农民起义席卷了坦波夫省。
最强烈的起义发生在基尔桑诺夫斯基区和莫尔尚斯基区的边界鲁多夫卡、维申卡、尼科尔斯科耶，格鲁霍夫卡。
直到11月20日，当局才最终镇压了这次愤怒。
安东诺夫本人被宣布为鲁多夫卡地区农民起义的主要煽动者和领导者。
地方共产党人在地区党代表大会上不仅给安东诺夫贴上耻辱标签，还判处他死刑——代表中有志愿者谁表示希望亲自执行判决。
十一、组建战斗小队，攻击苏联1918年12月至1919年1月期间，安东诺夫组建并武装了自己的“战斗小队”，该小队由10至15人组成，其中包括他的妹夫博戈柳布斯基、托克马科夫和他的弟弟德米特里。
在这支通常由值得信赖的人组成的小队中，还有安东诺夫来自社会革命党地下组织的老熟人，未来的坦波夫社会革命党省委员会主席伊万·伊辛。
安东诺夫首先对付的是那些在党的会议上自愿杀死他的共产党人。
与此同时，安东诺夫开始了他之前的“征用”（抢劫），这次是对苏维埃机构的征用。
特别是，抢劫了位于鲍里索格列布斯基区北部的乌季诺夫斯基村委会以及基尔萨诺夫斯基区的佐洛托夫斯基乡执行委员会，杀死了四名共产党员。
1919年12月1日晚，安东诺夫的手下抢劫了因扎文斯基区食品管理局，枪杀了三名共产党员和一名奥地利战俘。
随着战斗小队的人数逐渐增加，到1919年夏中旬，其队伍中已有大约一百五十名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武装分子。
1919年夏天，仅在基尔萨诺夫斯基区，就有大约一百名共产党员被安东诺夫的治安维持者杀害。
由于安东诺夫在基尔萨诺夫本身并不活跃，而且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当局实力不足，所以当时对他的打击是“相当被动”的。
十二、苏联加强平叛，安东诺夫战斗小队损失惨重1919年7月3日成立的区革命委员会试图纠正这种情况，并宣布该地区实行戒严。
7月5日，革委会发布命令，要求民众交出武器。所有拥有武器的公民均被勒令在24小时内将武器交给基尔萨诺夫斯基地区军需部，违者将被当场处决。
1919年初秋，当时由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扎伊采夫领导的基尔萨诺夫斯基军事革命委员会组建了一支特别分队，与安东诺夫的小队作战。
消灭安东诺夫的行动由内部部队指挥官康斯坦丁·瓦洛布耶夫和契卡特别部门负责人、苏联军事反情报部门负责人米哈伊尔·克德罗夫亲自指挥，后者亲自乘坐火车抵达基尔萨诺夫。
结果，安东诺夫的小队和当地居民遭受了严重损失（数十人被枪杀，数百人被关进苏联集中营），但安东诺夫本人依旧安然无恙。
布尔什维克当局“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即抓捕安东诺夫极其困难，因为他的手下无处不在——一直到党委和契卡安全机构”。
十三、苏联推行新经济政策，坦波夫农民起义被平定在接下来的日子，安东诺夫比较平静，他改变了自己的活动领域：他开始在村庄里创建一个未来叛乱“当地总部”的网络。
8月24日晚，正义与发展党在坦波夫组织了一场反布尔什维克的起义，但光速被镇压。尔后，正义与发展党承认起义为时过早。
一天后，此前主要依靠与该地区少数农民的个人接触的安东诺夫“接管”了起义的领导权：他开始从藏身之处武装民众。
1920年11月14日，安东诺夫克服了个别叛乱分队指挥官的阻力，成功建立了一个领导起义的单一中心，被称为“主要作战总部”。安东诺夫本人此前只是偶尔在省级媒体上被提及，但他“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当选为省长。
到1921年2月，起义达到顶峰时，该地区约有20个叛乱团，分为两支“坦波夫地区游击队”：第一和第二。
他们在五月底七月初与正规红军进行了四十天的激烈战斗中才被击败。
这些起义之所以能够这么快被镇压，除了苏联军事实力确实强之外。
还在于苏联政府在此时，废除了过去的粮食收款制度，逐渐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所谓的粮食收款制度也可以叫做余粮收集制，其是苏联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1918年-1921年）所实施的一项粮食政府。
当时是为了应对国内的革命战争和国外的帝国主义干涉，而决定将农民除了口粮和种子之外的所有农产品，都强制性收归国有。虽然国家会给与一定的货币，但实际上基本等同于无偿征收。
这种特殊的粮食政策，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缓解了城市饥荒，保证了前线红军能够拥有足够的粮食供应。
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打赢内外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一粮食政策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导致国内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在坦波夫，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农民跟着安东诺夫搞起义，也是因为被苏联的这项粮食政策给搞得痛不欲生。
但如今随着苏联政府将余粮收集制度改为，征收一定粮食税的新经济政府，坦波夫农民跟着安东诺夫搞起义的积极性也就没有了。
当地的农民在听到余粮收集制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被取消的消息之后，欢欣雀跃地高呼：“我们赢了！”。
安东诺夫听到了这样的欢呼声后，却悲伤地说：
“是的，男人赢了。当然，尽管只是暂时的...”。
4月12日，坦波夫省部队司令巴甫洛夫（图哈切夫斯基的前任）宣布叛乱部队的所有指挥官（排及以上）“违法”。
十四、苏联残酷镇压，安东诺夫到处逃亡一个月后，所有普通安东诺夫派，被要求“立即停止抵抗，向最近的红军报到，否则将对其家人进行报复。
苏联红军残酷的镇压很快就发生了。
特别是从6月1日到7月10日，有多达1500个叛乱家庭被送往集中营和北方流放。还有很多人被当场枪杀。
此后，安东诺夫特种团（叛军的“卫队”）的残余人员在其指挥官桑菲罗夫的领导下投降了。
1921年7月至9月，又有6名团长投降。
此前，安东诺夫亲自参加过该省的战斗，并三度负伤。
1921年6月中旬，在距离基尔萨诺夫斯基区特雷斯基诺村不远的地方，安东诺夫被红色学员发现并袭击：经过短暂的战斗，当地支队的叛乱分子“分散”。
并在骑兵学员的追击下，安东诺夫和他的四名同伙最后来到了这个村庄，那里是联合学员旅的总部所在地。
旅长和其他大约二十名红军参谋和学员看到五名叛乱分子，并认出其中一名叛乱分子是安东诺夫本人，便跳上马匹，冲去拦截。但最终还是被安东诺夫给跑了。
1921年7月初，安东诺夫根据叛军的指示，残酷地处置了该地区被俘的共产党员和粮食分队士兵。
此后，直到1921年7月30日，契卡当局才得知安东诺夫的所在：他率领一支180人的小队，藏身于基尔萨诺夫斯基区的兹梅诺耶湖地区。
8月2日，这个由许多沼泽和湖泊组成的“难以到达”的地区被红军学员和“选拔部队”封锁。
8月4日，湖区遭到炮击和空袭，对被包围者产生了士气低落的影响：第二天早上，新的战斗开始了。到了晚上，安东诺夫残余分队一半被杀，一半被俘虏。
然而，安东诺夫本人的活动不再在农民中得到同样的支持，他设法逃脱了。
时间回到1920年秋天，坦波夫安全人员实施了“姐妹”行动：他们于10月6日逮捕了安东诺夫的妻子。
作为于10月22日获释的交换条件，妻子给安东诺夫写了一张便条，要求他在坦波夫她母亲的家里见面。
然而，安东诺夫并没有上当，而是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在信中他谴责妻子试图阻止他领导起义。
十五、安东诺夫被找到，并被乱枪打死
1921年3月，以季莫菲·萨姆索诺夫为首的契卡打击反革命部门开始寻找安东诺夫。但直到1922年5月，安东诺夫的确切位置仍不得而知。
后来，有一位前坦波夫社会革命党铁路工人菲尔索夫提供的信息称，在基尔萨诺夫斯基区和鲍里索格列布斯基区边界的森林里发现了安东诺夫的身影。
反土匪部门负责人波卡柳欣率领立马成立了一个抓捕小组。
6月14日，他与四名特工一起前往距离下希布里艾两公里的乌瓦罗沃村。
一位认识安东诺夫的前叛乱分子现在已经成为了苏联特工，也被派往该地区，辅助抓捕行动。
6月24日，接到消息称，安东诺夫和他的兄弟晚上在下希布里亚的娜塔莉亚·卡塔索诺娃的家里，并留在那里等待第二天晚上。
一共九名苏联特工立马伪装成一群破旧的木匠，带着斧子和锯子（卡宾枪装在袋子里，左轮手枪装在衬衫里面），赶紧前往下什布里艾。
晚上八点左右，这些苏联特工来到了下什布赖斯克偏远的郊区，名叫科切托夫卡，卡塔索诺娃的家就在那里。
房子很快就被包围了，也很快有人注意到门口有一位安东诺夫兄弟，接着双方又很快爆发了武装冲突。
随着夜幕降临，为了防止安东诺夫兄弟再度突围逃跑，这九名苏联特工放火焚烧房屋。
安东诺夫一家被迫离开房屋，并攻击了库伦科夫和库纳科夫的哨所。
但期间，有一名苏联特工用精准射击命中了安东诺夫兄弟，让他们两人倒在了距离坦波夫森林约一百米处的地方。他们以前不止一次在坦波夫森林中逃脱。
大约十分钟后，九名苏联特工朝着安东诺夫倒下的地方发射了数十颗子弹，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接着，这些苏联特工决定慢慢靠近，并最终确认安东诺夫兄弟已经死在他们的子弹下了。
过后，他们的尸体被运往坦波夫的前喀山修道院，格别乌省部门所在地埋葬起来，但确切的埋葬地点并不清楚。
